摘 要 中国放射化学长期依赖于国防需求而成为支撑核事业发展的工具，其自身的学科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改革开放初期，放射化学家们试图通过制订《放射化学学科规划》和成立专业学会，寻求加强基础研究的学科转型。然而，不同部门的科研人员对学会名称、挂靠单位、专业刊物和理事长人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反映出学术界内部对于学科归属和部门利益的不同思考，以至于转型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本文考察了《放射化学学科规划》的制订、修订和学会的成立过程，探讨了中国放射化学在寻求独立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放射化学 学科规划 学会 转型
自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钋和镭以后，放射化学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原子核物理学一起成为支撑核科学技术发展的两大支柱。1934年，玛丽·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郑大章在法国求学十五年后回到祖国。郑大章在北平研究院筹建了镭学研究所，带领杨承宗等人研究镤及铀系放射化学，取得一些初步成果。放射化学在中国由此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核武器的国家需求大力推动下，放射化学受到重视并快速发展。一批放射化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北京大学等高校创办了首批放射化学专业。在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间，放射化学科研工作者紧密结合核武器试验任务，在核燃料的生产与回收、放射性核素的制备与应用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过于依赖国防需求，偏重应用研究，导致放射化学一定程度上只被视作支撑核事业发展的工具，其自身的学科建设往往被忽视。同时，因保密所致，研究机构与产业部门没有几乎没有建立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可以说，放射化学长期以来是处在非正常的轨道上发展，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核工业体系逐渐完备，核燃料的生产及其杂质检测技术日趋成熟，放射化学的发展在应用研究和技术工艺层面已无新的驱动力。因此，加强基础研究，建立学术交流平台和机制，完善学科自身建设，从依附核事业发展的境况中独立出来，已成为放射化学家们的共识。
改革开放初期，放射化学家们以制订《放射化学学科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契机，提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建立专业学会的设想。然而，从执行的情况看，“规划”并没有实现制订者的初衷。同时，在学会的成立过程中，隶属于不同科研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对于学会名称、挂靠单位、专业刊物等事宜出现了诸多争论。这些争论既反映了学术界内部对于放射化学学科归属的不同思考，又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中国放射化学的某些固有问题。而围绕学会首届理事长人选出现的人际纠葛，则反映出学术界的本位主义，给放射化学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鲜有讨论。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结合几位当事人的口述访谈，考察了“规划”的制定和修订，以及放射化学学会的建立过程，并对其中一些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一 《放射化学学科规划》的制订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放射化学在“任务带学科”方针的指引下，首先建立的是与核燃料铀和钚提取直接相关的铀钚燃料循环放射化学。在此基础之上，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裂片元素化学、放射分析化学、核化学等其他放射化学分支学科逐步涌现，由此带动了整个放射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这种“需求决定发展”的模式，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有力推动了放射化学的快速发展，甚至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跨入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但是弱化甚至忽视了学科的基础建设、前瞻发展与创新活力。
“文革”结束后，伴随国家发展重心的转移，放射化学家们清楚地看到，科研力量长期跟着国防任务走，学科自身建设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放射化学进一步发展的“短板”。1977年10月，全国基础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中放射化学小组分会由杨承宗主持，参会人员有汪德熙、肖伦、郭景儒、秦启宗、邱陵、苏峙鑫、段存华、陈国珍、吴征铠、王玉红、周懋伦和胡济民。经过两天的研讨，10月29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与会专家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为基本思路制订并讨论通过了“规划”。
“规划”分：“前言”，“奋斗目标”，“三、八年重点研究项目规划”，“本学科的全面安排问题”，“领导体制、机构、分工及其他措施”等五个部分。“前言”部分占据了“规划”的一半多篇幅，核心内容是指出了当时放射化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提到：“我国由于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在短期内掌握核技术，放射化学侧重于应用研究，基础工作做得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应该的和正确的，但是这样就导致我国放射化学发展工作不平衡，基础研究十分薄弱。”
“规划”无疑体现出学界前辈对于加强放射化学的基础研究，寻求学科全面健康发展的迫切希望。但是受参会人数所限，缺乏充分讨论，“规划”中的对策和建议较为笼统，重心不明，某些表述有些空泛。例如“奋斗目标”部分中提道：“充分利用现有的反应堆、加速器，在锕系元素化学、放射化学分离分析、同位素制备和应用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笔者注意到，这三大方向分别对应着“规划”各分支学科安排表中的三项三级分支学科。鉴于当时一些放射化学基础研究领域基本处于空白的现状，这种全面铺开、齐头并进的想法难免有些冒进。又如，“规划”中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出“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科技界急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情绪。例如：“在超重元素化学、核化学研究新同位素和基本粒子化学的某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协同做出由我国命名的新的超重元素，发现新的基本粒子。”“八年内争取在我国几个大行政区建设有堆、有器、各有特色、设备先进，能开展放射化学基础研究和同位素生产应用研究的基地。二十三年内，在若干省市建立条件同上的放射化学基地。”显然，这些呼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领域中出现的“洋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在当时都是无法达到的。另外，在“三、八年重点研究项目”中，虽然布置了工作计划，但没有列出相应的研究课题和主要参加单位等操作层面的内容。这样就难以让那些急需经费支持的科研单位特别是高等院校，通过“规划”的指导作用获得政策倾斜，摆脱科研停滞的困难状态。
与上述不太现实的目标相比，“规划”的结尾部分“建议成立放射化学学会，在上级机构领导下，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交流经验……。”则是切实可行的安排。而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创办学界专属的专业刊物，也需尽快成立放射化学学会。因此，筹备成立中国放射化学学会被提上日程。
二 《放射化学学科规划》的修订
鉴于“规划”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对其再行修订。1978年10月21日至23日，“规划”修订会议在兰州举行。此次修订的内容除了要进一步完善“规划”之外，更主要的是加强“规划”对于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指导作用。修订后的“规划”（以下简称“修订稿”）基本保持了“规划”的主体结构，主要增加了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把工作计划分解并落实到具体部门执行。鉴于“规划”不足之处是未能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修订稿”重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修订稿”中针对“激光化学分离铀同位素”这一项研究课题，就列出4组工作计划及落实单位：激光萃取化学分离铀235的研究、各种铀同位素萃取络合物的红外光谱位移的测量（均由复旦大学负责）；液态体系或多相体系，在激光作用下，铀同位素的选择化学过程和可能的分离效果研究（由401所负责）；安装二氧化碳激光器，确定分离铀同位素的体系，作模拟试验及同位素分析的准备（由吉林大学负责）。由此可见，在课题的分配上，“修订稿”更加偏重有相应研究基础的高校。
其二是“修订稿”第三部分“奋斗目标”中提出了如下三个中心课题：1.锕系元素化学，即是继续深入研究钍、镤、铀、镎、钚等元素的水溶液化学、分离分析化学及化合物的结构化学等；2.化学法浓集同位素，即是从离子交换、冠醚化合物等的化学交换反应及激光化学等方面，进行试验，同时开展相应基础理论工作，争取将铀-235从天然丰度进行化学法浓集到2-3%；3.核化学，即是在裂变化学、热原子化学、正电子素化学以及核化学的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进行工作。三项课题中，锕系元素化学因与核燃料联系紧密，此前不少科研机构与高校均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后两项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特别是核化学，因开展对应研究需要高能质子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等国内短缺的大型仪器设备，一直是放射化学的薄弱环节。在“修订稿”中依照重要次序将其列出，这种在突出优势领域基础上弥补弱势的安排也就显得更为合理。
除此之外，“修订稿”对“规划”中的个别提法亦进行了调整。例如关于领导体制的问题，“规划”原提法为：“建议中国科学院有关局负责本学科规划的分工、执行和检查。”事实上，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只有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少数科研人员在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并且他们的科研方向不明。绝大多数的放射化学研究者隶属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现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所属的原子能研究所（以下简称“原子能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而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是同级别单位，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局无法对二机部下属的研究所行使管理权。显然，“规划”需要级别更高的跨部门机构来监督施行。“修订稿”相应修改为：“多年以来，三支放化力量缺乏统一的集中领导。要求国家科委审查、批准和检查本学科规划，分送三方领导机构切实执行。”
自兰州会议之后，经过与汪德熙讨论补充，杨承宗于1978年11月2日将“修订稿”提交给国家科委化学学科组副组长柳大纲。柳回复说因国家科委对各学科规划还要详细研究，手续费时，故暂难印发全文。“修订稿”只能被搁置。
综上所述，“规划”及其“修订稿”为加强放射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表达出放射化学家们对于学科转型所做出的努力。然而，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它们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可能是当时科技规划的一个共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管理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计划赶不上变化，学术资源的配置更多是靠科研单位通过竞争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科技规划难以履行计划经济时代所具有的协调、监督全国相关科学活动的职能。
三 放射化学学会的筹备与隶属问题
兰州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商讨组建放射化学学会筹备组。鉴于中国核学会即将在1980年成立，而放射化学又是核科学技术的两大基础学科之一，因此酝酿中的放射化学学会在组织关系上隶属中国化学会还是中国核学会，成为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多数与会者的看法是应在中国化学会下成立放射化学学会，或至少以化学会为主。他们普遍认同会议主持杨承宗长期坚持的一种理念，即放射化学始终首先是化学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杨承宗之所以持有这种学术理念，缘于他深刻认识到放射化学的发展过于依附核物理，造成与化学其他分支学科交流不足的缺憾。
二十多年来，围绕“两弹”攻关任务，放射化学与核物理密切联系，分工合作。前者运用化学手段制备核燃料，后者研究核反应的发生机理。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固然促进了这两个学科的突飞猛进。但放射化学长期依附于核物理和原子能科学发展，导致自身定位不够明确、学科特点不够突出。加之放射化学没有核物理那么大的知名度，致使在公众理解上常常进入一个误区，提到放射化学总是先想到原子弹研制，至多是核能利用。20世纪70年代就曾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放射化学已经过关，可以慢慢来。”
此外，从高等院校的教学体系看，放射化学专业也几乎都与核物理设置在一起，而不是纳入到化学学科体系中。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复旦大学物理二系等均是如此。这样的专业设置固然是为了短期内培养出国家急需的核科技人才，但长远看来，却阻碍了放射化学与化学中的其他专业更好的交流与结合，甚至在无形当中产生一种隔阂。在兰州会议之前，由于当时无机化学与放射化学情况类似，规模较小，曾有人提出与无机化学联合起来，成立“无机与放射化学分会”。但这一提议因无机化学家的反对而告吹。
虽然在研究核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放射化学确有与核物理联合的必要，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明确学科定位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建设，与更多的其他学科或领域开展交叉研究，才能拓宽放射化学的发展空间。无疑，加人中国化学会更加契合这种发展思路。
基于以上的考虑，会议起草了中国放射化学学会会章（初稿），其中明确提出中国放射化学学会是中国化学会所属的一个分会。同时，成立了以杨承宗为组长、汪德熙和吴征铠为副组长的中国化学会放射化学学会筹备组。
四 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筹备组成立之后，学会各项筹备工作逐步铺开，初步确定了挂靠单位和学会刊物。令人意外的是，随着学会筹备组吸收更多的放射化学研究者，人们对“放射化学学会”这一名称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诸如“核化学学会”、“放射化学与核化学学会”、“原子能化学学会”等不同的意见。在筹备组向中国化学会提交的学会成立请示报告中，只好把“放射化学学会”作为暂用名，正式名称待筹备组成员全体会议时讨论决定。
1979年4月26日至30日，中国化学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筹备组成员在放射化学分组会上就学会名称、挂靠单位、学会刊物等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
1.关于学会名称的讨论
学会名称是会议讨论的焦点。“原子能化学学会”因其涵盖的范围太广首先被与会者排除。部分人倾向于用“核化学学会”之名，理由是尽管放射化学这一名称历史较早，各大学设置专业亦皆用此名，但其在学科分类上定位于理科。而核化学不仅可以将核材料工程、辐射防护等囊括进来，而且会与核物理“旗鼓相当”。并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提出学会应该加入中国核学会更合适。支持“放射化学学会”的人则提出从国内出版的几本放射化学领域的书籍来看，核化学的定义都较为狭窄，不利于与其他学科如生物、地理和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而且也不能把辐射化学纳入其中。他们认为放射化学在广义上可以把核化学和辐射化学都包括进去。
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观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放射化学的定义太过宽泛，不仅包括核化学，甚至包括辐射化学，包括一切利用放射性物质及其辐射效应的化学研究。客观上讲，尽管核化学的起源和研究内容与放射化学密切相关，但侧重于对原子核结构与核反应研究的前者和侧重于放射性元素的分离与分析的后者，仍存有本质的区别。从国际上看也没有将核化学作为放射化学分支学科的惯例。例如美国学者G.Friedlander与J.W.Kennedy合著的放射化学经典教材Introduction to Radiochemistry（译名《放射化学导论》，1949年初版）在1955年出增订本时，书名就改为Nuclear and Radiochemistry（译名《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其中已明确将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区别开来。辐射化学则是利用放射性衰变放出的辐射能进行化学反应和相应观测，与放射化学研究领域的区分更为明显。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从事放射化学研究的单位有二机部系统、中科院系统、高等院校、化工部系统、国防科工委系统以及地质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客观上，放射化学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众多部门在竞争中产生分歧和矛盾也就在所难免。对于学会名称有不同意见反映出隶属于不同部门科研人员各自的述求。
由此看来，似乎用“核化学”或“放射化学”来命名学会都存有问题，一时委决不下。于是，有人提出可以绕过这个问题，不用过于苛刻，并以物理化学为例说，用物理化学还是化学物理好？用哪个能包括的多一些？严格来讲用哪个都不够确切。最后，大家求同存异，选用“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这一略微复杂的名称。
2.关于学会挂靠单位和刊物的协调
相对而言，与会者对于学会挂靠单位的意见较为一致。论科研实力，原子能所作为国内放射化学最具学术权威的研究机构，本应是学会挂靠单位的不二之选。但因其“军工色彩”较强，加之地处北京西南郊的坨里，交通不便，多数人建议挂靠单位设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高能所是除原子能所外研究力量相对较为集中的放射化学研究基地，所内设立的低能应用部偏向于基础研究，而且学会筹备组组长杨承宗也是高能所兼任研究员。综合来看，高能所是学会更为适宜的挂靠单位。此议也得到了原子能所方面的支持。会议商定，会后将通过中国化学会正式向高能所提出挂靠申请。
至于学会刊物，原是由筹备组副组长汪德熙提议拟采用《放射化学》。《放射化学》经由二机部呈报国防科委批准，定于1979年第四季度创刊，1980年出版季刊，出版和发行工作由原子能出版社协助解决。部分与会者表示此议不妥，认为《放射化学》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只能算部级的刊物，而科学出版社才是“国家级”。况且如按此议，杂志编辑部必然要设在原子能所，那么刊物与学会机关就分处在两个不同单位，将来开展工作会多有不便。
其实，出版社合适与否只是问题的表面，深层问题是学界内部对于学会刊物编辑权有不同考虑，这也恰恰说明学界对刊物本身的重视。长期以来正是苦于没有自己的专属刊物，放射化学研究者才四处“受气”。因此，大家对此颇为敏感，亦在情理之中。只是若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杂志最早要等到1980年才能创刊，时间是来不及了。最后，会议研讨决定，依旧以《放射化学》作为学会机关刊物，杂志编辑部设在原子能所。为了与学会名称保持一致，刊名相应改为《核化学与放射化学》。《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以刊登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论文为主，也刊载研究工作简讯、国内外核化学和放射化学动态、综述及消息，其主要内容包括放射化学、核化学基础研究，放化工艺研究，同位素化学、辐射化学及有关方法研究。
以上学会名称、挂靠单位和刊物等各项事宜获得筹备组全体成员认可之后，经化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1979年4月30日，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举行成立会议，主任委员杨承宗、副主任委员吴征铠、汪德熙以及刘元方、汪家鼎、张志尧（秘书）等共15位委员出席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会筹备组和《核化学与放射化学》杂志编委会。会议讨论议定了三项内容：第一，9月份在成都与无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召开论文报告会。同时，拟在成都再度讨论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科规划。为做好准备工作，印发“修订稿”供作参考；第二，专业委员会拟设立如下专业组，分别是：锕系元素化学、放射化学、核化学、放射化学分析、同位素化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及其应用、辐射化学；第三，在成都会议上，将酝酿成立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会。
3.关于学会理事长人选的争议
1979年9月21日至27日，全国首次核化学与放射化学论文报告会在成都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128篇，内容涉及核燃料工艺、放射分析化学、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化合物、萃取化学等许多研究领域，这些论文集中展示了近二十年间放射化学取得的各项成就。遗憾的是，成都会议热烈的会场气氛因理事长人选的巨大分歧而降温。
如前所述，学会的一系列筹备工作皆在筹备组组长杨承宗的主持下进行。而且作为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杨承宗出任学会首届理事长属实至名归。然而，由于行业垄断和部门利益等原因，一大实力单位在会上力推二机部的一位领导出任理事长。杨承宗一贯淡迫名利，对此事豁达无争，但一些中青年学者却抑制不住心中的不平，与会代表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经过多次讨论和表决，分歧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最后，会议决定暂不选举理事长，理事会的一切工作事项继续由原筹备组负责进行。成都会议突显的矛盾加剧了放射化学在中国化学会内的尴尬地位，间接导致了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会未能成立。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与核试验相关的放射化学问题已有不少解密，但大部分的研究成果还是因标有“密级”不能公开发表。例如在1982年中国化学会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通过所属六个专业委员会征集到的284篇学术论文中，放射化学只选登了7篇。可以想见，放射化学研究者在化学会内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加上部分化学会理事持有门户之见，总觉得“放射性扎人”。成都会议后，他们大都不愿介入放射化学的内部矛盾，甚至有人主张放射化学应从化学会脱离出去。在此前后，高能所方面又表态拒绝了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的挂靠申请。该所在给中国化学会的回函中称：我所已有高能物理和粒子加速器两个学会挂靠，无力再负担放射化学，建议挂靠在原子能所云云。一时间学会组织的境遇颇为窘迫。
五 折中方案及遗留问题
针对上述一些重要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学会主要成员在参加1980年2月中国核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3月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都曾有所讨论。他们设想以一个基层学会同时隶属中国化学会及中国核学会，以便取得双方领导的支持，但皆因会期仓促而未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直到1982年11月中国化学会第21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期间，由化学会理事长卢嘉锡提出“两个组织”（即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一套领导班子”的折中方案，杨承宗为主任（理事长），汪德熙、吴征铠和刘元方为副主任（副理事长），才算尘埃落定。这套方案虽然暂时终止了放射化学学术团体的人事和隶属关系方面的争议，但也有一些问题遗留下来。
首先，尽管学会理事长依然由杨承宗担任，但成都会议上发生的人事纠葛已严重削弱了学会的权威性。况且，杨承宗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73年已撤销了放射化学专业。过早的脱离科研前线，缺乏科研团队的支撑使得杨承宗很难在更为实际的学术资源分配过程中施加影响。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对放射化学的未来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杨承宗在学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其次，这套方案并非仅仅“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化学会内，只能成立“专业委员会”而不能成立“分会”；在中国核学会内，则只能成立“学会”而不能成立“专业委员会”。隶属关系不同，名称不一，人员组成不同，级别不同，学会工作自然很多不便。在学会成立最初几年中，有关文件中一般都要作两个署名：“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工作汇报往往也是一式两份分别提交给中国化学会和中国核学会审核。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学会的各项活动基本就仅以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的名义进行了。中国核学会毕竟是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领导下的学术团体，尽管核工业本身也需要强大核科技支撑才能加速发展，但是“核工业”的性质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对于核科学技术先导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最后，由于高能所方面拒绝学会挂靠的意向较为坚决，学会的挂靠单位与专业刊物的编辑部最终都设在了原子能所。而这样的结果就说明，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的放射化学研究力量，不仅未能通过学会的建立改善境遇不佳的状况，相反，从此变得更加式微。
虽然诸多构想皆未能实现，学会的建立始终是那一代放射化学家为推动步入转型期的放射化学回归学科正常发展轨道所做的一次努力尝试，其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学会建立后，1982、1983和1993年分别在上海、屯溪和西安组织了三次大型国内学术会议，1986年在北京承办了国际核化学与放射化学讨论会。从各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和报告的研究内容看，放射化学各分支领域所占的比重也在悄然变化，研究重心开始从传统的铀钚放射化学逐步向与国民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化合物、活化分析等领域转移。例如在屯溪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术讨论会上，刘元方等人就分别作了题为硒等痕量元素的生物化学及放射性示踪法的一些应用、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药物的快速标记、核化学在考古方面的应用、核子天文地质学的大会主题报告。在对外交流方面，1981年，学会派出了以刘元方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参加于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第二届北美洲化学大会，并接待了美国化学会核化学分会美中学者联谊会主席朱永毅教授来华访问讲学。1988年，学会先是派出以吴征铠和肖伦为首的代表团赴英参加在布莱顿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核化学与放射化学讨论会，继而又派出由张志尧、徐鸿桂等组成的代表团赴荷兰格罗宁根参加第六届国际核药物化学讨论会。这些频繁的学术活动不仅推动了放射化学基础研究的进展，也为与国际同行开展学术交流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老一辈放射化学家在学会建立前后指出的中国放射化学的种种问题，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如何使科学机制更加有效的运行，避免“行业垄断、条块分割、政出多门”这类阻碍科学发展且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依然是当代放射化学家乃至未来学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致谢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杨家翔与远泽清两位提供了杨承宗先生的部分稿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研究员张志尧、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绍晋、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研究员岑运骅和郑群英四位老先生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张志尧先生还为笔者提供了许多学会成立前后的相关材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