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后备力量，在其就业和创业过程中，为社区人群和患者服务的质量，能够体现出医学毕业生是否具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因此，职业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凸显。职业素质教育作为医学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主要是为医学生能够合理、及时又充分地就业而进行的针对性指导教育（包括职业认同感、职业规划以及就业指导）。可以说，培养医学生的职业素质，有利于提高医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医疗服务的质量，也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作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针对在京两所培养医学高级人才的著名高校（A校与B校）在校本科医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呈现出新一代的医学生对职业认同感、医疗职业的看法、职业选择（就业地、期望薪酬、影响因素），以及基层就业意愿等方面的新特点。
职业认同感待加强
本次调查按照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共随机抽取A校与B校共计388名医学生作为样本，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护理学5个专业，A校学生年龄19～25岁（离散度±0.896），B校学生年龄19～25岁（离散度±0.895）。并对被调查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评分采用定矩测量，由“不认同”到“非常认同”按0～10进行打分。结果分析中，将“0～3”分者作为“低认同感”，“4～6”分者作为“中认同感”，“7～10”分者作为“高认同感”。
结果显示，A校各专业医学生评价“高认同感”者均超过半数且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B校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临床医学评价“高认同感”者比例（80.0%）最高，公共卫生学（53.1%）、基础医学（52.5%）和药学（52.9%）其次，护理学比例（27.6%）最低。
A校与B校整体相比，职业认同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7.263，P=0.026），B校被调查医学生中评价“低认同感”者（12.5%）高于A校（4.5%）。
另外，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对医生的普遍看法是不满意的，且80%以上认为目前社会对医疗行业存在误解；学生自身对目前医生职业行为“满意”者也未超过半数，认为医疗行业“工作压力大”者超过90%，但认为其“工作稳定性高”者也超过70%；80%左右的被调查者关注医疗改革，且认为对在校医学生有影响；75.1%的被调查者对起点年薪期望值在“3万～9万”，期望值偏高。且A校和B校两校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校选择“3万元以下”的比例（12.9%）高于B校（5.9%），选择“3万～9万”者（73%）低于B校（76.7%）。而82.7%对理想的年薪期望值在“9万元以上”，期望值较高。两校之间的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P<0.01），A校期望值在“9万元以上”者（75%）低于B校（88.5%）。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社会对医生的普遍看法是不满意的，自身对目前医生职业行为“满意”者也未超过半数，并且认为医疗行业“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差”、“薪酬低”；职业认同感评价为“中、低认同感”者也近半数。
究其原因，第一方面与当下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务人员的职业形象不断降低，加之社会舆论的负面宣传等不良影响有关；第二方面，与医务工作者实际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较大，而工作环境相对较差、薪酬相对较低等有关；第三方面，与学校缺乏针对有效的职业认同感教育有关。
对此，课题组认为应从增强职业自豪感着手，加强职业认同感教育。具体来说，学校可通过报告会、讲座、座谈会、广播、电影和板报等多种形式，对医学生开展职业认同感教育。此外，社会和医院可着力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工资待遇。
从公开数据来看，我国医务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工资是根据社会分工不同而定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地位、工作的复杂性、教育程度及贡献度的认可。较高的工资待遇一定程度上能带给人尊严，从而更珍惜现有的工作，更加尽职尽责，并注重遵守较高的行为规范。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如果工资待遇与其期望相差太大，一方面易导致其降低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易使其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收益，如过度医疗、收取红包、拿处方回扣等，国家、医、患三方均受到损害。
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说，国家应对医生高知识、高风险的智力活动给予支持和肯定。因此，可酌情提高医生工资待遇、赋予较高的社会地位，既帮助其建立经济基础，又给予精神鼓励，从而帮助其建立职业自豪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尚未工作的医学生有较强的正性激励作用，明确自身价值和优势所在，提高职业认同感。
职业规划不合理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对于职业选择，“职业前景”、“报酬”、“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和压力”、“职业稳定”在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中排在前五位，且认同比例均超过半数。
将影响A校和B校两校被调查医学生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职业稳定”项，两校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6.243， P=0.012），A校高于B校；在“个人因素，兴趣与 爱好”项，两校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x2=13.786， P=0.000），A校低于B校。而在被调查对象中，对就业前景有信心和愿意从事对口职业者均在50%左右。A校被调查者中，护理学（74.2%）和临床医学（72.2%）专业学生对就业前景有信心者比例相对最高，公共卫生（60.0%）和药学（54.5%）其次，基础医学比例（20.8%）相对最低；B校被调查者中，临床医学（65.6%）和药学（61.8%）专业学生对就业前景有信心者比例相对最高，基础医学（47.5%）和公共卫生学（33.3%）其次，护理学比例（20.7%）相对最低。
此外，A校被调查者中，护理学（77.4%）和临床医学（75.0%）专业学生会从事对口专业者比例相对最高，公共卫生学（59.0%）和药学（57.6%）其次，基础医学比例（25.0%）相对最低；B校被调查者中，临床医学（72.1%）和药学（52.9%）专业学生会从事对口专业者比例相对最高，公共卫生学（48.5%）和基础医学（46.7%）其次，护理学比例（16.7%）相对最低。
而在所有被调查者中，选择直辖市（87.5%）和沿海省会大城市（37.9%）者比例相对最高，选择沿海、中、西部县乡等基层者均不足5%。A校和B校两校调查对象选择直辖市作为就业地区者均超过85%。在“直辖市”的具体城市中，两校均有超过90%（分别为92.9%、97.3%）的医学生选择北京。可见大中型城市是首选的就业地区。
在返乡比例方面，将不同生源地的被调查者选择的就业地区进行比较，直辖市和沿海省会大城市的返乡比例相对最高，沿海省中小城市和中部省会大城市其次，沿海县乡等基层返乡比例不足15%，中部县乡和西部县乡等基层返乡比例不足5%（表1）。
据了解，影响被调查者做出选择的因素首先包括就业环境和条件、个人发展前景、收入、交通是否便利、信息是否通畅，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能否解决户口和住房，以及就业和生活压力大小等问题。此外，还有离家远近、家人的意愿，以及气候等。
选择直辖市和沿海省会大城市者，优先考虑第一、二两项因素，选择中、小城市者优先考虑第三、四两项因素。此外，在所有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愿意前往基层工作两年，其中86.7%提出各种条件和要求（图1）。
两校相比，在“大学期间免学费”和“加大基层投入有良好专业设施”项，A、B两校之间的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x2=7.592， P=0.006；x2=7.757， P=0.005），A校高于B校。 在“在当地薪酬不低于东部大城市”项，两校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5.211， P=0.022），A校高于B校。
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就业期望值偏高，职业规划缺乏合理性。一方面由于学生自身缺乏准确定位，就业观念与实际不符，片面追求大城市及高起点、高声望的地区；另一方面，学校也缺乏有效的职业指导教育，既包括有关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的分析，也包括就业技巧的指导等。
而在就业选择上，医学生前往基层就业的意愿不乐观，一方面与其对基层工作的内容与困难没有充分认识，对现有政策了解不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宣传缺乏全面性、宣传形式普遍缺乏力度有关。
对此，课题组认为应加强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虽然目前部分医学院校已经开设了就业指导中心，但作用不明显，应将就业指导教育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
针对基层就业，课题组建议：学校可鼓励医学毕业生开展基层就业，同时国家应尝试建立起医学人才赴基层就业的流动机制，切实落实优惠政策，提高基层待遇改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