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苏维埃政权建设视角下的中央苏区农村教育

摘 要:本文从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指出开展农村文化教育是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经过中央苏区的努力,当时的农村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从后来的效果上看,它极大地促进了乡苏维埃政权的相关建设。

关键词:乡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农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110-03

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是苏区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据统计,自1978年至今,发表相关论文38篇,出版了相关的专著或资料汇编25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从革命的视角来研究的,缺乏从基层政权建设视角来看待教育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乡苏政权建设的角度来探讨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期望能对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所助益。

一、教育乃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革命者看来,革命与建设两者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故而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的同时也肩负着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担。乡苏维埃(简称乡苏)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村的基层政权,与农民最接近,它的巩固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红色政权的成败。从乡苏政权建设的角度而言,它既需要与政权建设相匹配的有能力和水平的组织领导者,也需要受到相应知识教育的广大农民群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乡苏政权建设之初,两者的水准与政权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政权建设的相关教育显得极度迫切。

毛泽东认为:“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事。”[1]343可是,当时的中央苏区乡苏干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员缺乏,二是素质不符合政权建设需要。乡苏作为基层的政权,需要众多的基层干部,但是,当时的基层干部极度缺乏。1929年10月,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向省委报告说,农村基层干部“应付不来,而且不够分配,处处感觉人力(少),这是闽西目前的普遍现象”。[2]1511930年4月,巡视员张怀万在巡视赣西南根据地时痛感农村“干部问题是目前赣西南唯一严重问题,因为工作的开展,—时创造不出来这样多干部,现在各乡委工作大都建立在一二人身上,这一二人亦是新提拔的工农分子”。[2]210更为严重的是,就连这极为稀少的现有乡苏干部状况也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政治水平低,工作上事务主义,干部只做行政的技术的工作,忽视政治上的联系,处理问题简单化,导致工作上错误和造成损失;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很小,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肤浅,工作能力提不高。尤其是工农干部略为识字或能写普通信件的为数不多。[3]111-112乡苏干部的稀少和素质低下对于政权建设极为不利,人员少使得某些最基本的工作也无法进行,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农村“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2]5更遑论别的职责了。而素质低下更是对乡苏政权产生不良的影响,“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4]72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乡苏政权最基本的选举活动都走了样,有的乡苏把吃鸦片烟的民众一概剥夺了选举权,有的把45岁以上的都剥夺了选举权。乡选举委员会分会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农村干部没有很慎重地去领导选举。1931年12月,中央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指出“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5]70-72

在乡苏政权建设过程中,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农民群众的状况无法跟上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首先,农村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如闽西地区250万人口,只有几十所中学,几所农校和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几百所公私立小学或学堂。[6]3由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众多的文盲,据毛泽东在寻乌县的调查,该县不识字的人达百分之六十,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不超过三百人。[1]224在这样的现实下,中央苏区农村群众普遍没有民主参政议政意识,对政权的相关活动不甚热心。在乡苏的民主选举中,农民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涵义都无法理解;在中央苏区的许多地方,农民们认为不管谁掌权,最终还是老百姓吃亏,对乡苏态度漠视,甚至不参与选举。[7]102其次,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封建落后观念根深蒂固,农村群众间隔阂较深,比较突出的有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等。由于社会组织宗族势力强大,“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4]74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阻碍了乡苏政权建设。最后,农民还具有满足现状、不思积极进取的性格特征。尽管由于农村贫富差距严重,农民在现实中也有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但许多农民没有强烈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愿望。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认为湘赣边界的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有很多人颇觉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气象。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8]49

要改变乡苏干部缺乏、素质差的状况,需要对干部进行培训和教育,而要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组织庞大的政权建设队伍,也必须进行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让广大群众识字、读书和明理,使其砸碎精神枷锁,摆脱愚昧状态,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从而自觉地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政权建设中。毛泽东认为,许多乡苏之所以名不副实,是因为缺乏对于新政权和新制度的宣传和教育。[4]7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大会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的重要作用,建设工农阶级的文化事业使群众的智识增进,政治水平提高,以发动阶级斗争,坚强阶级意志,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9]70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指出:“要用教育与学习方法……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10]29

二、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形式与内容

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以革命和建设为核心,是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是开展农村干部教育,以培训乡苏政权的基层干部;大力发展儿童教育,以培养革命的新后代;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造就根据地建设的各类技术人才;发展师范教育,以输送红色学校教员。此外,还辅之以工农业余教育。

毛泽东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11]200中央苏区高度重视农村干部教育,将其当作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来抓。苏区干部教育有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党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央干部学校有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等,地方上的干部学校主要有湘赣省委党校、闽浙赣省共产主义学校等。在培训班和干部学校学员中,乡苏干部占较大的比例,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建设、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乡苏革命和建设等,力图用简明的道理,启发干部,提高革命和建设觉悟,造就了大批领导农村革命和建设的各级干部人才,积极参加乡苏革命和建设工作。[6]671934年4月10日,为了教育干部,指导乡苏工作,毛泽东撰写了《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对乡苏主席团的工作、代表会议工作、村的组织与工作、乡与村的委员会、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革命竞赛与突击队、区苏对乡的领导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

苏区的儿童教育,是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苏区小学以培养“目前参加阶级斗争的新后代”和“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作为自己的任务,布局比较合理,为儿童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除了全日制小学外,还有半日制小学,招收年龄较大、家庭负担重、全日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入学。这些学校后来统称列宁小学。小学主要的课程有国语、算数、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劳作实习等,课程的特点是,每周上课时数较少,劳作实习、社会工作作为正式课程列入教学计划,重视游艺课。每学期有两周以上的空余时间,以便组织儿童的长途旅行、参观等活动。[3]172

苏区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女子职业学校和短期职业中学为主要办学形式,以青年女子和青少年为主要培养对象。中央苏区农村的青壮年男子要参加红军,从事军事斗争或外出工作,大批的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是活跃在农村建设和各条战线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举办全日制普通中学和大量发展中等专门学校。因此,广泛地兴办女子职业学校,招收16岁至25岁左右的青午女子入学;发展短期职业中学,招收列宁小学毕业后的13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入学,以培养后方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的专门技术人才,就成了苏区中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办学形式。[3]140-141比较著名的女子职业学校有闽浙赣省立三八女子职业学校、莲花县赤色女子职业学校等,一般都根据社会需要,设有缝纫、染织、编物、看护等专业。学生免费入学,在校实行半工半读制度、教学联系实际,学习期满后,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短期职业中学出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重视教学实践环节,以农业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为了适应教学、生产技术实习的需要,当时强调农业中学要靠近农村或红军公田,棉业中学要靠近棉田,纺织中学要靠近机织工场等等。

中央苏区的农村师范教育,是从办教员训练班开始的。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打破常规,举办训练班,把粗通文墨的工农群众召集起来,经过短期培训,充当教师,以应急需。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红色政权的稳定,才逐步办起比较固定的列宁师范学校,在这同时,仍然不定期地举办训练班,以培训教员。[3]199当时把培养农村师资的学校统一规划为四种类型(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分别制定了师范学校简章,对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领导体制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师范教育制度化。

当然,中央苏区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工农业余教育,也有论者称之为扫盲教育。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闽浙赣省提出了“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让一个工农不识字”的口号。少先队、共青团也提出了“不让一个团员是文盲,也没有一个少先队员是文盲”,“每一个团员负责消灭一个文盲”等口号。在业余教育中,广大工农群众创造的夜学、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组)、识字牌等多种教育组织形式和俱乐部、墙报、戏剧、报刊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使业余教育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6]73-76

三、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绩效

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有效开展,极大地促进了乡苏政权的相关建设,大体看来,主要体现在:

首先,改善了乡苏干部的工作作风,使得乡苏政权得以较好地运转。在党和苏维埃的培育下,广大乡苏干部不仅有亲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优良品质,而且在工作中还表现出高度的民主精神。在著名的兴国县长冈乡,以乡苏主席谢昌宝为首的乡苏干部长年累月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自带饭菜去办公,风里来雨里去,奔波、深入在人民群众之中,他们时时处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带头”、“四模范”。由于长冈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任何号召,布置的任何工作,在这个乡都能很快得到落实。1933年12月,毛泽东在《长冈调查》中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12]505-506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13]141的山歌开始在中央苏区广为传唱。

其次,随着农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积极参政,推动了乡苏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苏区的兴国、胜利、公略、长胜、博生等县,选民的参选率普遍高达70~80%,兴国的部分乡甚至达到了90%以上。[14]283事实上,农民群众已经能够对乡苏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了,如在上才溪乡75名代表中,有前任代表21人,新选代表54人。下才溪乡91名代表中,有前任代表50人新当选代表41人。[1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