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英国富裕农民的教育状况

[摘要]富裕农民阶层是英国社会过渡时期的中坚力量,是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发起和推动了农业革命,同时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并在资本主义进程中逐渐与其他阶层融合,形成了英国最早的农业资产阶级。从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的社会条件、教育作为缩短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手段以及富裕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等几个方面,可以透视出他们在英国社会过渡时期的领头羊地位和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启动作用。

[关键词]过渡时期,英国,富裕农民,约曼,教育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44-06

历史已经证明,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富裕农民是先行者。作为乡村中的精英人物,他们也是农业革命的发起人和推动者,是英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群体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必要对其文化教育状况作一探究。

一、过渡时期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的社会条件

首先,富裕农民社会角色转变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裕农民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已经不仅仅是生产者,更是管理者。大部分富裕农民都是租地农场主,他们经营着一定规模的土地,拥有稳定的用益权,为了不断增加产量,扩大市场利润,改善旧有的知识结构,进入学校成为富裕农民的普遍要求。以往,英国传统农民普遍对教育持漠然的态度。一个乡下人曾经这样说:“我们可以学耕地、耙地,学种谷、收获,学剪枝,学打谷、簸谷,学扬谷、碾谷,学酿酒和烤面包。这一切岂是书中所有。在乡下,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除非我们做了法官,要把窃贼送上绞架,或是凭一个男人的权利说出事情真相,那时良知和经验会教给我们知识。”“即使我们不会写字,还有教堂的神父和城里的先生来帮助我们。那些简单的事情,他们解决起来可谓轻而易举。”农民对教育的这种态度并非个别情况。

然而,当农民成为一个农场管理者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时候经济上的纠纷和生产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往往使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场主窘态百出。伯克郡达莱顿的约曼威廉·比尔森在伊丽莎白时期是他的绅士邻居的地产代理人,一次他的账簿出现了疑问。由于他自己不能记账和计算庄园收支,所以他不能对账目问题作出应有的解释,结果使自己陷入窘境。肯特郡米尔顿村庄的托马斯·布莱德伯里是另一个不识字的约曼。1593年他在法庭陈述中说,由于他不能读或者写,他不得不请购买他的小麦的那个人来记下这次交易详情。可是后来,他意识到由于对所签署的合同内容不切实了解,使得这笔交易对他来说很不利。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富裕农民逐渐认识到在经济纠纷中不能识字也是一个劣势。因此,富裕农民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的追求,对教育的自主性增强了。这些农夫在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新型的生产与管理方式不能离开知识,至少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威格斯顿村庄的富裕农民约翰·布朗花20镑送其幼子去学校,要求学校教给他读书和写字的能力。威灵汉姆的约翰·罗德尔在遗嘱中说,他要送给在威灵汉姆教书的第一个教师劳伦斯·米弗罗德一定数量的谷物、1英亩地产的小麦和一顶上好的帽子。当1583年罗伯特——约翰·罗德尔的弟弟死去的时候,留下了怀孕的妻子,他在遗嘱中特别提到:如果他的妻子生的孩子是个男孩,那么就要按照他的遗嘱所要求的那样去培养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送去学习,直到16岁。在遗嘱中,他特别提到了劳伦斯·米弗罗德的学校。

其次,提高生产效率,改良品种,创造更多市场利润的需要。

为了获取新的、有用的农艺知识,富裕农民渴望阅读能够指导生产经营的科技读物,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当时一大批适用的出版物应运而生。1587年,莱昂那多·马斯卡尔发表《养牛第一书》,引导农民关注对牲畜的正确喂养和照料。他向农民讲述有关事项如同对那些有学问的绅士们一样细致而且耐心。他的书中以及类似的书中,不仅包括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还包括了大量的图示和图表。这本书和其他许多书一样,在当时都对饲养牲畜起了较好的指导作用。1599年,杰努斯·达布莱费乌斯发表的《好农民新书》讲述了鱼塘制作方法,以及鲤鱼、鳟鱼等各种类的鱼的饲养、保护和繁殖方法。1594年,胡伊·普拉特的《珍贵的家庭技术》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不同的新式耕作、酿酒和塑造的技术。这本书从饲养鱼、牛、寒鸦到养黄蜂、酿制啤酒等方面的内容,十分详细。1616年,理查德·苏菲莱特翻译了一本当时流行的法国农书,该书指导人们如何猎捕公鹿、野公猪、野兔、狐狸和兔子,还有一些猎捕鸟和猎鹰的内容,使邻国的农业技术进入英国。1634年,约翰·里维特的《蜜蜂的养殖》一书中强调了蜜蜂的养殖方法,是当时最好的蜜蜂养殖的指导用书。1618年,威廉·劳森的《新式果园和菜园》一书中对如何采用新式的方法种植、嫁接和侍弄苗圃作了介绍。这是当时水果和樱桃增产的重要原因。威廉·劳森也在他的书中教给农妇为公共事业而种植草药的方法,讲解了草药的习性、生长周期以及可望获得的利润等,也讲述了蜜蜂的养殖。1669年,朱瑟福·布拉格莱福的《农牧业技巧摘要》一书讲述犁耕、播种以及鸟的养殖,并配有解释性的插图。1652年,沃尔特·比利斯在《英国改革家的改革》书中对土地产量增加10到20倍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书籍的大量出版与当时富裕农民对知识和教育及求知的愿望几乎同时发生,也表明英国大地上正在涌现出一批具有阅读能力的新式农民,他们实际上是不断追求更高利润的农场主。

另外,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为改善富裕农民的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英国国教圣公会充分认识到教育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对推进宗教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提出各种教育设想、方案并加以实施。书籍因印刷业的发展而普及,加之强调现世成功的新教思潮的涌入,都促使形成一个国民目标,即虔诚地信仰上帝,同时更有才能,更会识文断字。15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后,一版再版的13世纪热那亚大主教沃拉吉那的雅各编写的《圣徒传》不仅被教会用来宣传普及宗教知识,而且也成为人们的消遣读物。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更加强调信徒直接普遍阅读圣经的能力,并将只有少数人才能阅读的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大量印刷出版。关于英译圣经的出现,最早始于735年彼得神父的“约翰福音”译本,1384年约翰·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译本,1526年威廉·廷代尔的《新约》译本,1535年《圣经》首次出现译本,从而掀起翻译的高潮。从16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乡村的教区都有了英文版的圣经。到文艺复兴时期,标准英译本《圣经》出现。这就是1611年出版的、在中世纪通俗拉丁文译本的基础上翻译的一部权威性的英文《圣经》译本——《詹姆士王本圣经》或称《钦定本圣经》,它成为后世圣经各种版本的依

据。英文版圣经的普及,打破了由教士垄断知识的局面,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阅读可以直接感受上帝的神召。以致赫胥黎对此现象如此评说:三百年来,英国历史里最好的、最高贵的一切,其生命都和此书交织在一起,这是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另外,早在1525-1547年间,曾有800种宗教著作出版。此外,宗教改革之后,教堂的传统口头布道方式不断被印刷出版物形式代替。据估计,在1575-1640年间,每年伦敦平均有30万册图书出售。这个数字表明,每个绅士、教士和有专业知识(律师、法庭代理人、城镇法务官、医生)的家庭每年购买10册书籍。英译圣经的推广对以后300年英国社会生活确实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宗教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也推动了平民教育。

二、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缩短等级距离的手段

富裕农民把教育看作社会地位改善与晋身的重要手段,看作缩短与其他等级之间的距离的手段。他们渴望能够像那些绅士一样高雅和有风度。乔叟笔下的富裕农民不无羡慕地对骑士的儿子说:“你年纪这么轻,却已很懂得些道理,应该受到赞扬”,“我很欣赏,你讲得颇有感情”,“在这许多人中间,在你长大以后,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敌得上你的口才呢。愿上帝保佑你,让你能继续知情达理”,“我有一个儿子,愿三位一体的神照顾他,让他也能和你一样贤明,我现在虽有些田地,每年出租可收获20镑,但我情愿他长大成人后能像你一样。除非一个人自己有道德学识,单有产业是没有用的!”,这个富裕农民说他常责训他的儿子“要同上等人来往,学得文雅一下”。

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也是一种消费。中世纪接受教育的开支是相当高的,以往非贵族子弟根本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宗教改革之后大量涌现的各类教育机构,大至拥有雄厚基金的文法学校、小至只有校长一人任教的私立学校,1500-1620年间新建了300余所。然而,支付能力仍然是进入学校的前提条件。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费用是相对比较高昂的。一般地,一个绅士家庭寄宿的学生每年花销要18镑,加上12镑的衣物费;一个约曼家庭的子弟一年的花费不把衣物费计算在内也要4~6镑,而这也是普通农民家庭所无力承担的数目。1600年每个大学生需要支付大约20镑,1660年大约30镑。在牛津这样的大学,一个学生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花销每年至少要30镑,到1725年则达到50镑,到1750年又增至80-100镑。这显然是普通农民无法负担的数额。而越来越多的富裕农民约曼子弟则能够支付得起这一教育费用,他们手中的财富成为接受教育的叩门砖。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成了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实际上,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富裕农民“跻身乡绅阶层,从事好职业,获得好职位的通行证”。大学教育为平民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处于农民上层的约曼,提供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跳板。约曼的社会流动是这个时代引人注意的事情。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原本,相对于读书写字和写优美的散文来说,富裕的约曼更擅长辨别优良的羊种和上好的作物种子,他们更灵巧地使用农业工具而不是笔。一个野心勃勃的约曼会送他的儿子去大学学习,或者送到四法学校去学习法律,或者送到教会接受文化,正如威廉·哈利逊所说,受教育使他们向绅士阶层晋身。

在十五六世纪,有很多约曼出身的人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跻身乡绅阶层。约曼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是仅次于乡绅的英国土地的主要占有者,精心经营大量地产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些约曼年收入可达1000-1500镑以上。出于经济上的优越感,同时是为了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约曼往往要求子弟受到“与他们的地位和职业相配”的教育,并坚持把他们送到那些比较正规、条件优越同时又能体现一个人身份的大学接受教育。据大卫·克雷西估计,17世纪初剑桥大学的学生中15%是中下层农村居民的子弟,而他肯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约曼的家庭。而1630年圣约翰学院的新生注册簿显示,在117名新生中有24%来自约曼家庭。

许多约曼在接受大学教育后自称或被认为是绅士,跻身乡绅阶层。如尼古拉斯·培根的父亲是一个约曼,但是在1523年尼古拉斯进入剑桥大学以后他就把自己当作绅士看待。托马斯·约翰逊是一个约曼之子,曾进入著名的格雷学院学习法律,在他于1622年去世时,人们已经称呼他为“绅士”。约曼内维尔·巴特勒1649年时将其子送入剑桥大学基督教学院学习,在他去世时,整个家族被认为是乡绅,而不是约曼。诺福克郡的约翰·克里默进入格雷律师学院时以绅士身份登记注册,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典型的约曼。可见,接受大学教育已经成为约曼跻身乡绅阶层的捷径。

约曼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后,才能够从事宗教活动,担任教会职务。拉蒂默主教是兰开郡一个约曼的儿子,在爱德华六世以前就晋身到绅士,经常到各地讲道,他的后代们都得到了与他相应的地位,因为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理查德·百克斯特是施罗普郡的一个小块自由土地持有者的儿子,他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宗教人士。阿达姆·马丁戴尔是兰开郡一个约曼的儿子,在北部新教的乡村里成为非常著名的人物。拉尔夫·乔森是埃塞克斯一个约曼的儿子,他进入剑桥上学读书获得了头衔,做了4年的牧师。

富裕农民不仅把子弟送进学校以实现晋身的理想,也慷慨地捐助社会教育事业。1586-1601年间,威廉·史密斯在威灵汉姆主持堂区,他任职期间,鼓励并倡导捐助办学。在捐助名册中,他的名字始终名列前茅。1593年,在威廉-史密斯的倡导下,102个人捐助了102镑7先令8便士建立了一个学校。其中,5个人捐了2镑;16个人每人捐助金额为1镑以上,包括2镑;14个人每人捐了1镑;其他人捐了不到1镑。这些人里不仅有约曼,还有公簿持有农,他们捐款数额都在1镑到2镑之间。这有力地证明了威灵汉姆的农民都相当富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笔比两年的地租还高的捐助款。

同样,不少富裕农民通过经济途径获得骑士称号。英国史家常把骑士笼统地称为“绅士”,如戴尔在叙述16世纪伍斯特主教自营地承租人的情况时指出,“其中10个承租者是绅士,即有着gentleman、esquier和knight头衔的人”。另一位英国经济史家克拉潘明确地将绅士和骑士归为一个阶层,即认为“绅士”即具有骑士资格的人。在狭义上,约曼、绅士、乡绅和骑士都严格地属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但在社会实际当中,他们逐渐溶为一个新阶级,即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特征的农业资产阶级,不仅包括缙绅、绅士、骑士,还包括杰出的约曼,其间原有的阶级界限逐渐模糊。不久,他们又与越来越多乐于投资农场的商人或企业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事实上融合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资本家。因此,马克思说在16世纪末,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