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西科技发展特点,浅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在17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科技日渐衰微,其中缘由十分复杂,学界称为“李约瑟难题”,研究这个难题对推动现代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部分学者均从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找原因,很少基于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进行剖析。本文基于中西科技发展的特点,试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一、重技术轻科学,重实用轻理论

“科技”顾名思义就是指科学与技术,二者既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科学是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的学问,也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科学的重点在于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而技术的重点在于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在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思想中,技术的主要存在形式表现为技巧、能力、方法。

古代中国的科技,从研究目的上来讲是以实用为核心的,并且大力发展工匠技术以及实用科学。追溯到春秋末,第一部中国已知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著作《考工记》就是如此,全书重点以技术介绍为主,对于理论、原理研究上的内容少之又少,整本书涉及了车舆、宫室、兵器等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并未提及相关科学原理,这就造成当技术遇到新问题时,由于缺乏新的科学成果而难以解决。同样,在北宋时期,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对磁的探究,描述了磁偏角,同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描述磁偏角的人,至此以后中国对于磁的研究也基本趋于停滞,对于磁的应用也仅仅依靠指南针来体现,并应用于祭祀、礼仪、军事等,这样造成了中国的科技发展由于存在对理论的严重忽视,及主体作为世界观缺乏科学的理性,在进行科技研究时以直观和经验为出发点,难以跳出经验的牢笼。

然而在西方,具有鲜明特色的古希腊科学技术体系就有“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形成了理论与实验、科学与技术的循环机制及动力结构,实验对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可重复性从而给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技术的发展又能够借助实验推进理论的发展。因此,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科技突飞猛进,技术的发展得到更新。在技术的作用下,西方在制造、农耕、贸易和航海等领域得到了改进和发展。例如19世纪20年代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到了19世纪下半叶,麦克斯韦总结了宏观电磁现象的规律,并引进位移电流的概念,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而后在赫兹那里得到了证实,二人构成了经典电动力学的基础,为后来西方工业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虽然最早发现了磁,但是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对技术的追求上,理论研究上少有建树,没有了足够科学理论的支撑,在技术发展上明显动力不足难以突破。

近代的中国,把眼光仅仅放在了对自己有用的局部上,从而忽视了整体的存在,只能看到技术的应用,却看不见理论的不足。因而,重技术轻科学、重实用轻理论的特点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二、重综合轻分析,重归纳轻逻辑

从学术分类来看,中国古代在学术分类上主要以六艺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框架,文史哲是没有明确分类的,强调以综合为主的学术分类。对此傅斯年曾说“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追求“博学”和“博通”,造成了学术分类是以综合的思维建立起来,不着重对立。以中医为例,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作为中国影响深远的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就是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脉象学说”“病症”“诊法”等学说,在整体上对医学进行论述,形成了以心理、社会、自然、生物于一体,以辩证论治、整体观为精髓的“整体医学模式”,同时在素材的来源上也是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識归纳而成。这就造成了只能通过综合的情况对病症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难以发现精准的病因,依靠归纳得出来的知识服务实践,在实践中缺少逻辑的推理,很难根治病症。

西方的学术分类通过将研究对象作为区分,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傅斯年曾说“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西方在学术分类上讲究分科,对学术分类分得很细致,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初具雏形,那时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分为数学、物理、政治、经济等科目,进而对各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是用天和人相分离为基础的文化观进行分类,以探索自然为目的实现自由的科学精神。西医是在西方国家的学者否定并摒弃了古希腊医学之后,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在分类上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并且在文艺复兴以后,西医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不再是单纯地依靠经验的综合式治病。16世纪维萨里发表的《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从而借助量度提高精准度。西方医学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使得人们在认识上从宏观发展到微观,为更好地分析病因创造了条件。到了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逐步形成了以形态、物质结构以及其他相关理论为指标对人体进行生理、病理及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让西方医学可以进行更科学的推理。

综合方法本身并无不妥,而且在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有效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的产生,但如果只进行综合而不加以深入分析,所得到的只能是笼统的、推测性的结论而不是精确的结果,也不能形成精深的理论和体系。

三、重思辨,轻实验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思辨,当时哲理思辨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唯心论、朴素唯物论、形而上学以及朴素辩证法相杂糅的老庄学、易学;二是以逻辑思辨与自然哲学见长的别墨学派和惠施学派;三是以神学唯心主义作为主要表现的佛学,当时的科技发展主要受这三类思辨所制约,虽然也曾掀起过道家哲学、宋明理学、王夫之与方以智哲学等哲理思辨思想运动,但在研究对象上均将重点放在了宇宙本体、自然的探索,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历史经验和具体事物的陈述运用纯思辨的思维方式,因而三次思辨运动只能在湮没或变异的悲剧道路上徘徊,最终没能走出准宗教的范围。中国古代很多思辨性思维由于缺乏科学实验的事实和数据的基础, 因而其议论往往流于空乏,没有什么实际的科学意义和价值。正是由于对科学实验的严重忽视,致使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典籍中关于科学实验的记载十分缺乏,这种缺陷严重制约了科技在中国近代的发展。

西方的哲理思辨思想则是在初始层次的“合”、在实证科学条件下的“分”趋向更高层次的“合”,这也使得西方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思辨又有实验。然而这样的科技发展观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古希腊的世界观一开始也是互相关联和整体的动态思维模式,直到中世纪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变的僵化模式,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工业到来的前提下,由思想家兼科学家的斯宾诺莎、笛卡尔、牛顿等人从整体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脱离出来,开始着重从部分、个体、局部进行动态的分析模式,再经过康德、谢林、莱布尼茨的批判性改造加以发展,最后到黑格尔那里,其思维模式从个体局部的动态分析上升至高水平的动态以及整体综合分析的静态相结合,最终从宗教的狂热之中顺利走出来,为西方科技发展解放了思想。西方在发展思辨的同时,对于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的实验尤为重视,比如拉瓦锡用实验证明了空气是由氧气和氮气组成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密立根油滴实验首次测量出了电子的电荷量、法拉第电磁感应实验证明了磁生电,他们将理论与实验结合,有效避免了以思辨为中心的科技研究。

四、重社会,轻自然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受先秦哲学的影响比较大,这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受到其影响,先秦哲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然而,先秦思想的研究重点是在社会政治、伦理等这些重大问题上面。因而,中国古代哲学常常首先思考的是人类理想社会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对于自然世界认识的滞后性,以及大量科技资源的浪费,尤其是科技人才的不足,科技研究很大程度上在社会表象上面徘徊,很难把科学从哲学中抽出,注重社会政治、伦理的研究,轻视自然世界研究使得中国科技难以独立发展。

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较大,在古希腊哲学中得到发展。公元前6世纪进入了自然哲学时期,哲学家们提出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反对神创论,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使得西方科技向自然研究方向发展。到了公元前5世纪,出于政治民主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智者”思想家,他们以教授演说的论辩术为业,将问题讨论的中心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来,但是由于这属于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遭到了苏格拉底的反对,苏格拉底认为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后经历了希腊化时期,最后发展到古罗马哲学。可见,西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对自然界的普遍原理研究,最先提出的是关于自然界本质的问题,而后是对人类社会进行认识。

由此可见,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对于理论的发展不能轻视,要把理论与实验、科学与技术进行循环发展,做到技术的发展可以依托理论和实验的进步。研究科技问题时,要在综合的基础上加强分析,以提高精准度;在归纳的同时提升逻辑推理的应用,不要空想科技,要把思辨与实验进行结合,用实验验证思辨。要注重科技成果的分享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加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让科技成果惠及更多人,不断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

【本文系廣西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课题“广西协同创新机制与对策研究”(1318002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