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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性和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根本属性。“高等性”主要体现在高职生与中等教育毕业生相比，应有明显的层次差异；“职业性”指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的精准度较高。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当前高职院校存在因“高”误“职”和因“职”误“高”的不良倾向。为实现内涵发展，高职院校一方面要重视理论课教学，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大力培育学生的职业素养。
关键词：高职教育；高等性；职业性；旅游教育
作者简介：成华，男，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副主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旅游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12-0025-06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30余年来，为国民素质提升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囿于传统观念，高职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传统势力的否定和现实功利主义取向的夹击下，一些学校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迷失方向：有的异化为技能培训中心；而另一些学校则盲目求高，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人才的供需结构错位。因此，高职院校如何驶入既“高”又“职”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值得反思。
对于旅游管理专业而言，在旅游业被国家列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大背景下，毕业生的需求量旺盛，但令政、产、学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人放弃了在行业内就业，少数人对口入职后，3年内流失率亦高达70%以上。调查发现，旅游教育“高”与“职”的关系失调乃其中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为高职院校的理性办学提供参考。
一、高职教育“高等性”与“职业性”的界定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定义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2011年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2011），第5-8级的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系列，“高等教育建立在中等教育之上，在专业化的教育学科提供学习活动。它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学习，包括通常所理解的学术教育、高级职业或专业教育。”ISCED2011将第5级称为“短线高等教育”，其通常是“为了给参与者提供专业知识、技艺和能力。一方面，这些课程是基于实用和特定职业，培训学生使其顺利进入劳务市场；同时，也能提供一条通往其他高等教育课程的途径。”低于第6级别学士课程要求的学术性高等教育课程，也被归为5级。5级教育包括短线高等普通教育（编码54）和短线高等职业教育（编码55），我国现行的高职专科教育大致相当于后者。关于“职业教育”的定义，ISCED2011认为，“它是使学习者获取某种职业或行业，或数种职业或行业的特定的知识、技艺和能力的教育课程训练。职业教育包含基于工作的成分（例如实习、双轨制教育课程），成功完成这样的课程将获得政府部门或劳务市场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
（二）我国学者关于“高等性”和“职业性”的论断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可看出，高职教育必须同时具备“高等性”和“职业性”两个属性。关于高等性之具体内涵，刘智勇、赵前斌认为，一是与中等职业教育相比的优势，表现为毕业生具有更高的文化素质，同时，能掌握更先进、难度更高、更系统的技术；二是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高职教育追求职业定向，在教学模式上重视技术演练、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三是工作岗位的高等性，即首岗不应是普工，能从事相同技术基础的一系列岗位工作。[1]赵祥刚、梁志认为，高等性之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度，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默会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高深学问”的传授向度；二是人才培养的高规格。相对于中职学校瞄准的技能型人才目标而言，高职教育应致力于复合型高技术人才的培养。[2]关于“职业性”之界定，叶景文、于洪泽认为，一是体现在办学根本任务上，即培养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满足企业的职业岗位需求；二是专业设置要契合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三是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3]刘智勇、赵前斌则指出，职业性并非高职教育的“专利”，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也具有职业性。但高职教育要在职业性上突出特色，要加强职业技术的训练而非仅局限于狭隘的岗位技术，以便让学生获得职业迁移能力；要重视智力技能的训练，以区别于中职教育所强调的动作技能。
（三）本文对“高等性”和“职业性”的界定
本文对前述学者关于“高等性”及“职业性”的论断表示基本赞同，但同时也认为，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及教育事业的本质出发，应该有一个更清晰的、能对办学实践更具指导意义的界定。早在1991年，世界银行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职业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颁布了指导性文件，要求“各国从收益最大化出发，在扎实的普通教育基础上实施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上，要由过去的替代性关系变为互补性关系。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从事职业的文化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则应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4]王英杰、石伟平等人对国外职业教育发展规律进行了细致研究，发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体化趋势相当明显，许多国家都在革新职业教育，主要措施是加强普通教育，全面提高学生基础文化水平，拓宽专业”。[5]当前，国内高职院校办学行为偏离教育本质的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批评。赵凤娟认为，国内的高职教育表现出极强的工具性，忽视教育的人文关怀和追求，造成人的片面发展。高职院校培养了许多有知识、有技能但在人格与精神方面存在缺陷的“单面人”、“工具人”，导致个体的人格与精神危机，进而引发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危机。[6]冯典称，职业性高教机构正成为“文凭工厂”和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场所，学生普遍存在消费者意识，“教育”本真的意义已部分丧失。[7]实际上，国内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世界上并非孤例。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汉城召开的世界第二届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曾特别强调，职业教育不能定位为只重视职业和技术培训的狭隘的教育，而应转变为把国家、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全面教育，职业教育不能仅通过“社会需求”驱动，也应由“个人发展需要”驱动，职业技能的培训必须与人文素质教育有机结合。
基于以上分析，高职教育之“高等性”可界定为：（1）与中等教育（含中等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毕业生比，高职毕业生应具备更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2）与高等普通教育相比，既然同属高等教育范畴，则在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教学方面应有一个适当的交集以利于二者的融通，当然，二者在量上应有一定区别。“学术性”并非普通教育专有，高职毕业生也应具备基本学术能力。基本学术能力是未来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基础能力，其以读写和计算技能为核心，体现为一种通识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可兼顾毕业生对口就业、转行就业或升学的多元目标。[8]（3）与中等职业教育相比，职业能力应存在明显的层次差异性。关于层次差异之表述，笔者对我国官方历年发布的文件进行了梳理。在国务院文件层面，1991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将高职生定位为“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即技能型人才；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其定位为“实用型人才”；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出现了“高技能专门人才”之提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又表述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在教育部文件层面，2006年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认为，“高职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技能型专门人才”；2011年《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中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即中、高职二者在性质上同为“技能型人才”；2012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强调，“中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民族传统工艺振兴需要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即均升格为“技术技能型人才”；2014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又将中职降格为“技能型人才”。可以看出，官方对高职、中职生的职业能力定位在不断变化，这可能会给办学实践带来困惑。本文不赞成“高技能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等一些有“量”的描述但无法从“质”上进行把握的提法。本文认为，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中职教育培养的应是以操作为特征的典型的技能型人才，一般不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操作原理及理论知识。原因在于：中等专业教育要用一半的时间学习高中阶段的文化基础课，留给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相当有限，其文化基础本身亦不利于接受技术性教育，故中等职业教育实质上乃“准专业教育”。[9]高职教育培养的乃技术型人才，除具备特定岗位的操作能力外，还应掌握相当多的理论知识，有一定的发展潜能和创新能力。在相同点上，中、高职二者都强调毕业生的“首岗适应”。不同的是，高职毕业生还具有“多岗迁移”能力，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能够担任一线管理人员。[10]
高职院校所追求的“职业性”，其价值取向重点在于满足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服务，强调教育与产业的精准对接。这种对接的吻合度越强，职业教育的收益率就越高。高职教育的“职业性”与高等普通教育的“学术性”形成鲜明对照。学术性是指高校对理性、学术与知识等目标追求的一种倾向，源于理想主义的“本体论”教育价值观；职业性则醉心于职业训练所带来的实惠，它源于功利主义的“工具论”教育价值观。[11]从职业性出发，意味着高职教育要避免普通教育的学科主义倾向，锁定职业岗位能力，开发“口径相对较小、见效快”的专业技能课程，至于基础理论课程则以“够用”为度，即以削弱“高等性”为代价。可见，“职业性”和“高等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冲突。
二、我国高职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劳动年龄人口的挑战
2014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我国已经处于劳动供求关系的转折阶段，自2012年以来，劳动力人口总量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下降势态，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蓝皮书》称，“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加速减少，在202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虽然从理论上测算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但由于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困难，他们很难成为有效的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就业难将成为历史。在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高职教育要担当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任，以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抵消劳动者数量的下降所带来的效应。
（二）生源的挑战
叶欣茹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等数据推算，我国的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22岁）在2008年已经达到峰值12 539万人，2015年降为8 099万，2020年降为7 049万。在2020年左右，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以上。[12]高耀的推算结果与之基本接近，2015年8 032万人，2020年7 055万人。[13]郑纪元通过建立多种模型并进行比较筛选，得出结论：我国高校出现生源危机的时间大致为2025年，生源人数开始小于招生人数。[14]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我国一些省份的高职院校就遇到了招生“寒冬”，例如，河南省当年专科招生只完成了原定计划的75.4%，安徽省有近2.6万个专科计划“无人问津”。在湖北省，一些地级市高职院校2014年的新生报到率已经跌至70%。另一方面，国家也开始对招生规模进行调控，要求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根据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年、2020年的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数分别定为1 390万人和1 480万人，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26%。面临严峻的招生竞争形势，高职院校必须在“高”与“职”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三）职业变迁的挑战
在新经济时代，职业的变迁速度明显加快。例如，由于原有的职业分类不能反映社会实际，我国1999年版《职业分类与代码》发布后仅仅10年，2009版即告面世。据统计，仅2004年以来，国家劳动主管部门已向社会发布了12批120余个新职业信息。受技术进步影响，铅字排版工、烧水工等数百个老行当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公共营养师、婚姻家庭咨询师、数控程序员、网络编辑员、计算机乐谱制作师等一批新职业风生水起。职业化程度亦越来越高，例如，美容师分化为美体师、芳香保健师、美甲师、发型设计师等。职业变迁总的特点是：职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创造性不断提高，职业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对劳动者的智力素质的要求提高，对体力的要求降低，脑力劳动职位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可能不得不需要经常变换职业，这就需要其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为此，许多国家在高职教育阶段加强了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通用能力的培养，减少了专业个数，拓宽了专业适应领域。如德国所设立的职业资格由1972年的600个锐减为2001年的377个，并要求职业资格获得者具备7-8个工种的岗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