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盛世”是中华文明辉煌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个英姿勃发的时代，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廣泛交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在廣大的地方播撒下自己的辉煌。
罗马城里的丝绸热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以建立反匈奴联盟。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张骞通西域称为“凿空”，意即开辟孔道。这次“凿空”，不仅开辟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更意味着东西方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
这条著名的大道以长安为起点，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分别出玉门关和阳关，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再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丝绸之路”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
这条大道上最耀眼的货物是“丝绸”。丝绸是中国最早大宗出口的货物。根据考古的发现，公元前5世纪就有中国丝绸传到中亚、印度、波斯乃至欧洲。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他的著名剧本《吕西斯特拉忒》中提到一种用绢做成的上衣，这被认为是西方文献中最早有关丝绸的记载。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外运的数量大增，一度远销到罗马帝国。
在古罗马时代，人们狂热地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得来的中国丝绸。丝绸成为大宗的进口商品，罗马城中有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贵族们不惜重金购买丝绸，锦衣绣服成为富家时尚，元老院的议员都以能穿丝袍为荣。据说凯撒大帝曾穿着丝袍出现在剧场，引起轰动，被认为奢侈至极。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也酷爱丝绸制品，有史料记载她曾身穿华丽的绸衣出席宴会，接见使节，魅力四射。在许多当时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华贵的丝绸风行，大大助长了罗马帝国的奢侈之风。难怪古罗马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1亿罗马金币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丝绸与珠宝生意中丧失。
在这条神奇的丝绸之路上，涌现了一批批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如专事对华贸易、经营丝绸运输的粟特人。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承担者。其中，在当时丝绸贸易经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安息（即波斯），曾一度长期垄断了中西之间的丝绸贸易。
公元前53年，罗马军团和安息军队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卡莱尔战役”，当双方交战正酣之时，安息人突然展开鲜艳夺目、五彩缤纷的军旗，令罗马人眼花缭乱，顿时全线崩溃，安息人大获全胜。这些在关键时刻扰乱罗马军心的彩色军旗，就是用中国丝绸制作的。
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通过丝绸之路，唐朝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和贸易愈加繁盛。8世纪以后，中西之间的海上交通逐渐发展起来。在陆路和海路两途，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其中尤以波斯、大食（阿拉伯）的“胡商”最多。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金银器、竹器、铜铁、火药等物品以及造纸、打井、炼铜、兴修农田水利和制造火药的技术，都相继传播到西方。
撒马尔罕的中国纸
唐天宝十年（751年），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唐朝大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怛罗斯战役，唐军战败。
怛罗斯之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一场碰撞，但更强大的影响是文化技术的碰撞。在这次战役中，有2万多名唐军士兵被俘，其中有不少行业的工匠。被俘者中有一个叫“杜环”的人，他后来辗转西亚各地历十余年，最后回国写了一本《经行记》，记述沿途所见所闻，其中记载了唐朝被俘流落在大食国都亚俱罗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的经历。这些中国工匠成为当地一个特殊的移民集团，为传播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起到了直接作用。
中国的造纸技术，也正是在那时，由这些工匠传入阿拉伯世界的。这些造纸工匠在中亚重镇撒马尔罕建立了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工场，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业的开山始祖。撒马尔罕有丰富的大麻和亚麻植物，水源充沛，为造纸业提供了有利的自然资源，加上中国工匠熟练的技术，所造纸张十分精良，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品。此后，在阿拉伯其他地方又涌现出几处造纸基地，其中包括在大马士革设立的一座规模宏大的造纸厂。在此后数百年间，大马士革成为欧洲纸张的主要来源地。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的远征被迅速传到了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
日本文化的恩人
“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队伍。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共19批次，每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其规模庞大，历时长久。实际上，遣唐使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代表团，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学习的任务，如饥似渴地学习盛唐文化，并将学习的成果以及尽可能收集到的中国文化典籍、佛教经典、诗集以及生产、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带回日本。
716年，日本政府派遣由557人组成的第9次（即第二期第二次）“遣唐船”驶向唐朝。在这批入唐的使者中，有两位对日本文化影响巨大的人物——阿倍仲麻吕与吉备真备。
阿倍仲麻吕经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第，入唐朝为官，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与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大诗人交谊深厚。唐玄宗爱其才华，不许其归国，最后终老长安。他在唐朝的地位和影响，为日本留学生在华的学习以及两国学者的往来提供了方便。
相比阿倍仲麻吕对日本的间接影响，吉备真备对唐文化的传播更加直接。让我们看看吉备真备都把什么带回日本了吧：735年，留学18年的吉备真备回到日本后，向孝谦天皇献上了书籍（《唐礼》130卷）、天文历书（《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日时计（测影铁尺）、乐器（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音乐书（《乐书要录》10卷）、弓（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矢（射甲箭20只、平射箭10只）等，并带回了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