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1894—1967），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其早年考入以招生考试“千里挑一”著称的南洋公学中院，1912年毕业时迫于家庭经济困难而改考教会大学，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学习，并于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18年他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主攻教育学，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0年11月，孟宪承转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研究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教育史等。在民国时期，孟宪承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并一度担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和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作为浙江大学的知名教授，孟宪承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多年，抗战期间跟随浙江大学西迁，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和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教务主任等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开展我国教育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1949年杭州解放后，孟宪承成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主持浙江大学的日常校务。建国后，又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工作。
在长期的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孟宪承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史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在中等教育领域，他不但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国内，还通过全面介绍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学教育状况，深入分析我国中等教育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中等教育的思想和主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中等教育理论与方法。
一、介绍西方中等教育的新思潮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孟宪承就曾经与俞庆棠合译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著作《我们怎样思维》（或《思维与教学》）、基尔帕特里克（旧译克伯屈、克虏伯等）的著作《教育方法原论》等介绍西方现代教育的理论著作。1921年11月，孟宪承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留学归来后，积极关注西方各国中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不仅翻译出版了《现代教育学说》《教育哲学大意》《教育心理学辨歧》等西方现代教育学名著，还通过译文、译著，及时介绍国外中等教育的新趋势，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中等教育的新思潮导入到我国的中等教育中来。
1. 哈立斯的哈沃特制
1923年11月，孟宪承在《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上发表了《哈沃特制》一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在英国出现的中等教育的新实验——哈沃特制。1920年，英国克拉普顿女子中学校（County Secondary School, Clapton）校长哈立斯博士提出了她的“哈沃特计划”，主要是在中学教育的教学组织上以“院”（House）和“级”（Stage）的区分，来替代以往班次（Forms）的区分。
所谓“院”，是指社会生活的组合，是学生自由结合而成的家庭般的一个团体。所谓“级”，是指学力的组合，是每学科中程度均齐的一个教授团体。在克拉普顿中学预科两年结束以后，每个学生可在全校五院中任择其一，成为该院一员，在该院中和其他同学共同学习和生活。在院里，学生可和“院教师”（House Mistress）或同院生进行学习上的交流切磋。在哈沃特制的实施上，主要以修学记录片的形式，用红线黑线及其他符号记载学生在每科达到的级数和成绩，学生课程的选择、学习时间的分配，主要由院教师凭学生的修学记录片，审查其智能和学力，同学生商量决定。同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导学生采用最适宜的学习课程。
孟宪承充分肯定了哈沃特制在三方面的优点，即学生能按照能力和兴趣，作个别的发展；学生能自由选定功课，分配时间、养成责任心；学生有最多的团体生活之刺激、兴奋和协作。通过这个制度，有利于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学习兴趣。当然，他也认为哈沃特制在实施上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学习时间表的排列。例如某学生学地理很快而学数学很慢，即应能同时修习第三级的数学和第七级的地理。但在实际操作上非常困难，因为毕竟在学习时间上还是受到学生其他方面的一些限制的。
总的说来，孟宪承认为对于以保守著称的英国教育界来说，这种谨守成规而苦心辟一些自由途径的哈沃特制，其“特具同情，殆无可疑”[1]。哈沃特制很好地回答了中等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力与责任的分配问题，即把教师与学生之权力和责任，均分支配。
2. 麦克门的自由教学法
孟宪承对英国教育家麦克门（Nornan MacMunn）在迪脱黎学校实行的完全自由的教学法甚为欣赏。他根据当时《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he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所刊载的相关资料，对国内极少提及的这一教学新试验作了详细介绍。
麦克门的完全自由教学法让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自由学习。它废除了班级的概念，让学生自行分团，自作教师，互相教学，而麦克门作为导师，和学生一起参与学习和劳动。孟宪承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这种教学方法所采用的独特的教具——“纸片的百科全书”（Card Encyclopedia），麦克门和学生们从各种明信片、报章、杂志、书籍、字典、百科全书中，去搜寻感兴趣和需要的材料，并剪下来黏在纸片上，编列起来作为学生们学习的公共教科书。
孟宪承认为这样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形成中等教育中师生之间融洽的学习氛围，在师生的互动中使学生的品格得到培养和陶熔。他引用英国卡迪夫（Cardiff）大学史各脱（Scott）教授的话说，“学生那样快乐，我知道这于他们将来终身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2]，对英国出现的这种新教学方法的试验予以了充分肯定。
二、对改进我国中等教育的主要思想
孟宪承认为，中学在学制上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功用；它的功用，必然地决定它的课程。他分析比较了欧洲和美国的中学学制后指出，欧洲和美国的中学，在学制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欧洲，中学和小学，是两个平行的系统，并不衔贯的。由小学到补习学校或职业学校，是“国民教育”的系统。由中学到专科学校或大学，是“人才教育”的系统。小学和中学的分别，不在于年龄，也不在于程度，而是受门阀和资产的限制。欧洲的中学，在学制上既占着这样特殊的地位，它的功用，就只是青年升学的预备；它的课程，自然也就非常的简单了。而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是一个单轨的、衔接的系统，初中只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要到高中的普通科，才是所谓的“人才教育”。美国初中介于小学的“共业”（Integration）和高中的“分业”（Differentiation）之间，它的主要功用，在于青年个性的“试探”（Exploration），和将来分业的“指导”（Guidance）。所以它的课程，是多方面的、灵活的，甚至允许若干选修的科目。到了高中，开始分业，要分设职业训练的工、商等科，以及升学预备的普通科，课程自然越加丰富、复杂了。孟宪承认为，美国中学打破了门阀和一部分资产的限制，适应青年的个性，所以无论从社会的理想上看，还是从心理的依据上看，美国无疑代表了中学教育的最进步的趋势。
针对当时我国中等教育的现状，孟宪承指出，我国1922年的学制虽然借鉴了美国的学制，但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却与美国截然不同，这使我国的中等教育只是“程度的减低”，而没有看到“教育的普及”。[3]因此，他主张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改进中学的学制，要在小学毕业后，便开始分业，把中学从初中起，便和职业、师范列为三个平行的系统，中学和大学，构成一个“人才教育”的系统。
此外，在关于中学教育教学方法等问题上，孟宪承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他在1924年发表的《初中国文之教学》一文中，总结了当时我国中学教育中国文教学的失败原因，他认为，中学国文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只有教师的活动，没有学生的活动；只有教师的教授，没有学生的学习”[4]，造成了国文教学的失败。因此，他提出要改进中等教育的教学方法，特别是要通过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同时，他也强调了教师的积极指导对于提高中学教学效果的重要性。他以初中读书教学法为例，认为在指导学生精读相关书籍方面，教师应有相当的职能，如给学生指定功课，引起学生自习的动机；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等。教师要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他指出：“最好的教学法，原是需要教师最大的努力的。”[5]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先驱者之一，孟宪承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理解，尤其是他积极导入西方现代中学教育的新思潮，剖析我国中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难，并对我国中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与主张。直到今天，他关于改进我国中等教育的一些主张，仍然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孟宪承.哈沃特制[J].教育与人生，1923（6）.
[2] 孟宪承.麦克门[J].新教育评论，1926，1（8）.
[3] 孟宪承.关于中等教育的讨论[J].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2，4（16）.
[4] 孟宪承.初中国文之教学[J].新教育，1924，9（1～2）.
[5] 孟宪承.初中读书教学法之客观研究[J].新教育，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