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土话语再造是新世纪“学术之新潮流”，反映出新世纪文学以本土性话语替代现代性话语的范式新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并进行本土理论建构是自觉地本土话语再造的具体呈现。新世纪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理论创新的呼唤以及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是本土话语再造的出发点和驱动力。本土话语再造批评和研究的立场与标准应回到中国、回到文学本身，应在当下和本土标准对其进行建构与评价。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批评；本土话语再造；世界性；“转型中国”；现代汉语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183-09
作者简介：余凡，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23）
新世纪以来，在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上，以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为表现对象的本土性话语替代了现代性话语，成为新的主导性的话语范式，“重新认识本土文化/文学资源倡导和实践，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潮流”。①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从强调中国经验到关注并表达更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故事、中国问题，展现出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扭转新世纪之前已存在的文学困境、促进文学新发展的持续努力。中国文艺在1990年代出现“失语症”现象，引发作家与学者对中国文学资源取径的“中与西”问题的持续性争论与反思，并为建立起属于中国、符合中国文艺传统与现状的文学表达体系、阐释体系和适合中国的新的文學价值标准而积极探索。作家和学者加强文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联，热情记录当下中国的时代变迁，推崇“非虚构”创作，取得一系列具有浓厚本土化倾向的创作实绩和理论成果。创作上如莫言的《檀香刑》、铁凝的《笨花》、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马原的《黄棠一家》、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在理论创新方面，则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②、顾明栋的“汉学主义”③、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和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等。这些硕果是中国作家和学者对当下日新月异的具体社会形态进行的主动情感投射，体现出作家和学者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件与问题的积极关注与审视，是中国作家和学者立足本土与当下所进行中国性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实践。同时，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提炼的新理论、新话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新发展的具体体现之一。
在本土话语再造走向自觉、走向普遍化的当下，对本土话语再造的问题设置、理论资源与方法取径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以便于整理行装再出发，则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笔者试图从时代语境和文学发展规律等角度出发，探索文学本土话语再造的行进轨迹，揭示新世纪文学批评上的本土话语再造问题审视需要廓清的行进难点，以期接近并把握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面向。
一、本土话语再造的生成语境
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话语模式成为中国文艺的逻辑基点和主要表达方式，西方话语固然推动了中国文艺的快速发展，但其弊端则造成中国原有的本土性话语有意或无意地被捐弃，并导致其阐释效力的下降。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一个重要弊端：“尚未能完成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任务。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子，真正独立地生长起来。”贺仲明：《重论新文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问题》，《现代中国文学论丛》2011年第O辑。这就凸显出本土话语再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将本土话语提高其应有位置，激活蛰伏着的本土性创作冲动，以本土标准替代旧的、西方式的话语标准，是新世纪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新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在进行文学创作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自觉地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中国式认知体系和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等出发，对中国文艺按照本土话语逻辑、美学风格、思想理念进行新定位和重塑，“重新激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王尧：《如何现实，怎样思想？——关于当代文学“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在“叙述的方法和美感神韵”上“呈现出对传统和本土经验的复归与认同”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将中国原本被西方话语所遮蔽的“灰色区”——本土元素进行再发现、激活、照亮，并个性化呈现。进而，建构起不依附于西方话语模式和理论架构的新话语体系的过程即文学本土话语再造。本土话语再造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既是方法策略，又是文学的新品格；既强调观照对象、谈论议题的中国性，又注重资源取径的本土性，是新世纪以来新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话语范式对文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世纪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社会新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思想与主题来源和文艺能够持续性自我更新的动力，也是文学理论原创的源泉。本土话语再造有意识地将目光聚焦于本土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现实资源，显示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所应当葆有的独立性姿态。
本土话语再造既是一个旧话题又是一个新话题。旧在于其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步，中国知识分子在接纳并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对保持本土性与主体性问题的探索。新则在于新世纪的本土话语再造在践行和讨论的广泛度、纵深度上，皆体现出较之过去时期的高度自觉。本土话语再造是对中国文学原有的话语秩序、文化资源的再审视、再利用和再发展，是新世纪中国文学面对自身发展困境的自我解放，也是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发展新的兴奋点：本土话语再造被赋予着思想主题和操作方法上的开发与增殖意义，由此出发可以生产出新的学术知识与新的文艺想象。唯有再造，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出困境，实现新发展和文化自信；才能使文艺摆脱西方话语逻辑、理论方法的束缚，不再作为朝圣西方文艺的二道贩子而存在；才能掌握叙述、阐释中国的主导权，为文学创作和理论实践中所形成新理论进行“冠名”，使中国性的新理论“聚拢而不至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