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苏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研讨会在苏州大学红楼217室召开。会议由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教授主持。四代四十余位学者、文学评论家以“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为题展开学理思辨。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背景下，批评界进行自我梳理与反思工作，意义重大。中国当代文学，整个社会和文学界，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之间，分歧确实大于共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批评界有首要的责任。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界有两方面工作需要分析和总结：一是对于当代文学价值的严肃肯定。这也是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批评的话语权应牢牢掌握在批评家手里，批评的不称职才导致批评话语权被大众媒体操控；另一方面，批评家应有真正的批评实践能力，踏踏实实地做好对当代文学正面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将当代文学的价值传播给普通读者。二是对于当代文学进行“严肃”批判与否定。批评时代的文学作品和作家，不能以批判声音和嗓门大小、音量高低、姿态的激烈程度来衡量。批评的关键在于以理服人。批评家应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先说服自己，后说服别人。要做出令人信服的文学批评，批评家首先要放下身段，做一个普通读者。不管是“严肃地”肯定时代的文学，或“严肃地”否定当代文学，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批评的身份及话语权要建立在对时代文学的真正阅读和占有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批评家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读者，其观点和评论才有说服力。批评家的使命，是让一个时代的读者，更热爱文学，而不是让读者讨厌远离时代的文学。
韩松林（江苏作协党组书记）：我代表江苏作协，对批评界对于江苏文学与江苏作家的热切关心与长期关注，表示真挚地感谢。其次，江苏作协参与作家作品的研讨会比较多，但是对批评自身的讨论，次数不多。本次研讨会虽不大，但分量极重。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文艺批评是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一把利剑”，强调文艺批评应对文学起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功能和作用，只得在从事批评的过程中深入贯彻，努力担当起文艺批评的重责。最后，在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上，我想，不仅要有文学作品，同样应有文学批评。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复杂关系，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现代文学有大作家，但是没有大作品；当代文学有大作品，但是没有大作家。这种现象是历史形成的。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塑造，对现代汉语塑造基本完成之后，留给当代作家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余地及空间已不大了。当代作家，尽管作品完成度非常高，但是他们对民族语言的贡献，相比现代作家弱很多。作家的责任感，作家的贡献，作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在语言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很多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否定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文章，说服力是不够的。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和比较，应有一个基本认知背景，然后再去对当代文学状况具体分析。现在的青年批评家，活力、知识都不缺，也勇于下判断。这都是好现象。但问题也是有的，就是“过于勇敢”。我们必须充分掌握各种各样材料，才能够下断语。当你肯定某个作家的成就，你的一个前提是“无”，就是别人没做到，只有这个人做到了。这些年所谓代际批评，代际写作，这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老是想造反，且把个人造反当成起义。年轻批评家，要尽量多地占有材料，要对作家摸透，要对一种文学现象摸透，不要轻易下评语。可以描述，分析，但下断语一定要谨慎。说到批评文章的写作，我们开过很多次会议，也一直在強调常识，即批评写作就是一种“作为写作”的批评。不同批评文章显示批评家不同视角，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气质，不同修辞。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此次研讨会初衷是四代批评家聚坐一堂，进行对话、讨论与交锋，且是针对批评家的自我梳理和反省。虽然外界对文学批评的负面争议从未停歇，但我并不悲观。长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和编辑工作，使我受益于一拨拨热爱批评事业的作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批评的魅力。对于批评的质疑，关涉到批评能力和批评有效性。首先，文学置身当下复杂文化空间，经受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与冲突，南帆曾用“冲突的文学”叙述20世纪80年代文学格局。当年的冲突不仅延续下来，且有更加复杂的表现。对批评家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对不同文化形态中的文学进行研究与批评，形成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共同基础，并达成大致相同的对文学规律性的认识；其次，我们沿袭80年代的批评遗产太久，几成封闭状态，这也值得警醒。譬如，散文作为丰富的文体遗产之一，相较其他文体，就缺乏有效理论和批评，以致无法面对当下繁盛的散文创作；最后，因讨论更理解了彼此，结果也许会多些相对共识，也可能生出更多分歧；但无论如何，通过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能对各自精神谱系与批评理念有更深入理解，对近十年文学批评秩序有更深刻理解，讨论就成功了。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代”是一个模糊概念。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文学批评内部各种共同体：按照年龄划分，或根据思想理论范式划分。我倾向后者。据思想理论范式的划分，当然与年龄有关，但更与个人知识储备、个人在某个年龄段阅读的文学与理论著作有关，也与一个人所处的历史情境有关。同时，“代”也会产生相当大的遮蔽作用。同一代人并非都有强烈共识。我们必须深入辨析、思考历史记载的事件真实性，不轻易以偏概全。其次，从思想范式角度考虑文学批评，必须考虑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诸学派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比如新批评、俄国形式分析、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旅行”达到中国本土后产生的整体影响。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两大理论倾向：一是社会历史批评，二是审美批评。前者大致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文学作品表现的社会历史，即作品内部的社会历史；另一方面是作品外部的社会历史，即某种社会历史如何成为特定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国内批评界对审美批评的内容存在分歧，但有一个清晰集中反对点，即反对文学工具论，反对把文学简单地作为某一种观念的例证。社会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之后，文化研究在当下产生极大影响。文化研究的明显特征是：对话语的分析、对意识形态的考察，重新回到文学之中。文化研究介入当下社会、从各方面提供分析文学的视角。但是文化研究提供的分析问题的范畴和代码，无法提供判断一个作品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的标准。因此，审美阐释仍不可忽视。最后，文学批评在今天社会文化功能中间，应强调它如何秉持审美观念加入整个社会多种观念的复杂博弈和对话；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代”之间存有共识，应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