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在30年代的崛起和兴盛，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相当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当时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敌视与压迫的环境下，用鲁迅的话说，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作为反抗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左翼文学， 却取得了文坛“霸主”的地位，掌握了时代和文学的话语权，以至于当时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不是向体制化的国家政权而是向在野的左翼要求生存空间，并由此引起左翼与他们的论争。左翼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就是国家体制、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文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中心。1949年以后，由于左翼被认为是推翻旧国家体制、建立新国家体制、发挥了“武器”的强大作用的“文化军队”，因而在国家意识形态价构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的主要对象。在文革十年中，受“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政治大棒的打压，左翼文学被打入冷宫，只有作为左翼文学实际主帅的鲁迅被抬到了不恰当的也是歪曲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左翼文学又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当时关于30年代左翼文学评价、关于左翼文学中一系列问题（如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的探讨，使得左翼文学成为研究热潮之一，当然，这样的热潮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派生并配合政治变化而出现的。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加深，经济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并存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与世俗化趋向的开始出现与发展，外来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引进与促动，左翼文学研究的热度开始降低并逐渐转向沉寂。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重新发掘和浮出历史地表的，是过去被压抑和遮蔽的张爱玲、沈从文、无名氏、徐讦等非左非右的“自由人”作家，是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出土”和价值发现相当程度地对文学史的序列和结构进行了“颠覆”与“重构”。与之相反，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遭到“解构”、非主流化甚至被边缘化和“遮蔽”，在30年代就被认为代表左翼文学文学成就的茅盾在90年代的大师排序中其地位不及通俗小说大家。这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世纪末，成为世纪转折时期包孕复杂的文学研究现象。
但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与历史的辨证发展和变化一样，当某种潮流走向高潮或成为热点时往往会退潮或趋于平淡，某些边缘化的、淡出历史和学术视野的现象在沉寂中又会孕育着反向发展的因素和动力。对左翼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在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加速、狂欢化的世俗消费文化潮流鼎沸泛滥、成为被看不见的手所制造和牵制逐渐成为“主潮”之际，日益沉寂的左翼文学研究也在沉寂中被理性地观察和审视，在世纪转折之后，重新出现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关注，出现退潮中的回潮现象。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左翼文学的论著的增多（其中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左翼文学的博士论文较以往大为增加），显示出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已经重新回归学术视野，甚至成为小小的热点。当然，与过去相比，此时对左翼文学研究的范围在扩大，学术审视的理性在增强，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也比较强烈，研究成果的水准也有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提升或深化。
左翼文学研究之所以重新进入学术视野，成为关注、研究、探讨的对象和话题，自然有学术研究的冷热、起伏的规律的发挥作用，即这种规律内在导致的学术自身的研究对象和格局的自我调整，有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培养体制对文学研究的体制化支撑——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博士拥挤在相对狭小的学科、博士论文选题的不易导致人们去关注“冷门”或寻找新的热点。但是，就如同左翼文学其实是一种由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催生和造就的文学一样，近几年对左翼文学的“朝花夕拾”和重新关注，在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之外，实质也是现实和政治的状况与情境导引了学术趋向的变化，也即现实的状况引发了对历史的重新凝视和反思。
如所周知，中国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巨大事实；其二，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着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的规模和深度极其巨大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带来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带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裂变与转型；其三，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世界进入中国，也使中国进入世界，全球经济与贸易的一体化使中国济济与社会进入了世界的大循环，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中的重要成员。
马克思说过，历史的灾难总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同样，历史的进步也不是直线和单向的，而是在种种艰难中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有目共睹，如此巨大、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和转型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阵痛和成本：贫富差距的扩大，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造成的工人下岗失业和成为城市新贫民，农民工的大量进城既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也使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底层化和边缘化也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资本的逐利本能又造成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血汗”剥削和超经济强制的奴役劳动，以至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的两大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条款中对社会主义中国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方面提出明确限制。总之，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产生的巨大成本更多地由不具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承担。
在这样的国情和现实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功能、角色和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类：科技、实用类知识分子和人文社会科学类、非实用类（包括作家诗人）知识分子。在中国，前者是传统的强调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后者是“代圣贤立言”的“儒生”的现代传人和后裔。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大发展，由于知识爆炸带来的知识的急速增长与知识分野的日益细化，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的职能、扮演的角色、占据的地位也随之出现了大分化。但不论如何分化，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来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和使命或者是为人类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如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等；或者是以自己的知识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文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如牛顿、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等；或者是对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问题与进行“挑剔”与批判，甚至要唱反调和向后看，中国的老庄和西方的现代主义就是这样。而不论是对历史与社会发展唱赞歌还是唱反调，目标只有一个：社会的正义与公义，这是知识分子最本色的职能和终极关怀之所在。在欧洲和西方，由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所造就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传统的持续和强大，古往今来始终出现和存在追求正义、将多种社会职能兼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卢梭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质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二战时期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西方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恐怖中却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写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著作，苏联核物理学家和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畛域提出了反核的主张，当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越界”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提出尖锐批评……他们都超越了知识和专业的界限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对社会和人类永恒正义的追求和关怀、对违反公义和正义现象不绝批判，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崇高和永恒使命。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先驱功能和社会批判功能的存在和有效发挥，是使社会、国家、人类、文明和谐有序发展的必要保障。
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动与转型中，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使知识分子的身份角色和功能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社会发展需要的“显学”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或者以专家身份和知识资本参与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获取市场给予的、等值的、合理的也是不菲的回报；或者走入新的“学优则仕”的人生格式，出相入府，成为执掌权利、影响决策、号令天下的技术官僚、顾问智囊和代言人；或者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学术中坚与知识精英。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构成中，按照社会学家的分析和调查，掌握政治权利和资本的政治精英，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业精英，掌握知识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社会的上层结构。知识分子进入经济、政治与学术领域获取政治、经济与知识回报，是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本身无可非议，随着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深化，这种现象将更为普遍和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知识分子的科层化、上层化和精英化，职业、观念、心态和环境也会造成他们与下层联系的社会性阻隔和阶层性盲视。其中，也会出现并确实出现了某些无良知识分子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共谋与代言人。某些由“知本家”变为“资本家”的无良知识分子和新贵，其所作所为一如茅盾《子夜》里所写的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来往和奔走于金融与工业资本家之间并为他们的事业劳心出力，而根本不屑于也不会去关注弱势和底层的“李玉和”们。那些非显学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其专业学科的非实用性和“有机性”，本来应该更多地保持社会正义关怀，但是由于生活在学校和学术圈子等构成的象牙塔，由于以职称、项目、评审、奖惩、报表等构成的教育和学术体制的牵制与钳制，由于体制和经济的压力使他们或者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无暇无力关怀社会与底层，或者急于向体制靠拢以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资源，或者以知识优势参与文化市场和媒体狂欢，成为媒体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名流，以期获取高额巨大的利益回报。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此，身在高校和各种象牙塔里而不计利害地关怀社会正义的，享受到体制的利益好处但又不安于此的，还有已经存在于民间的，以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去民间大地考察调查的，关怀社会公平，构成了当下中国的“有机”知识分子。但是，市场和经济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就总体而言，被市场和经济分化并参与和卷入以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市场狂欢，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变化的主流。以不计利害的良知、正义立场和价值态度，去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阶层，这样的有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还是相对稀缺的。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效益在社会分配上（二次分配）的相对不平衡，改革的巨大成本更多地落到没有政治、经济与知识优势的普通大众和弱势群体——他们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社会，而底层社会又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利和话语表达通道，由于总体上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分化导致的对社会正义关怀的缺失或关注度不够，更由于执政党由注重改革发展的效率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执政方向转化，提出了关注民生与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方向，这些文学之外的社会现象和潮流的合力作用，使得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关注底层与平民、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左翼文学并形成为强大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相应地，基本上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主体的部分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着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市场喧嚣时代“何为”的境遇，将反思与寻找解决之道的目光投向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
那么，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及左翼知识分子在关怀社会民生、追求社会正义方面具有和表现出什么样的内质与品格、从而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资源呢？撮其要者，我以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左翼文学可以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
首先，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同样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与转型期，矛盾复杂、多重而激烈。政治上，国共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对抗和其间搀杂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搏弈，构成基本的政治格局；经济上，外国资本以殖民的姿态进入和掠夺着中国，也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压力和范式，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民族资本和工商业在各种压力下也艰难而快速地发展（故有学者称三十年代为中国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岁月），商品和市场经济已然大潮漫卷；社会结构上，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都市和广大的前现代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与经济的格局和激变造成了都市的畸形发达繁荣与内地乡村自然经济的衰败和困境，由此带来谷贱伤农、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而破产和失地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进城谋生等现象（作家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就描绘了农民离开乡村进城谋生的社会现象），而城市工人和进城的农民工在劳动条件低劣的中外企业进行着超强度的劳动和受到超经济强制的盘剥，成为现代化、都市化与市场经济的牺牲品。但是这样的时代与环境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价值实现、利益攫取的机会和个人成功的可能。就都市环境而言，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可以凭借知识资本进入学校和媒介、进入和掌控文化市场获得不菲的经济回报，成为中产阶级。实际上，包括鲁迅、茅盾、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阶层从经济收入、生活水准、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看，很多人都已经是中产阶级，甚或成为鲁迅所鄙视的上流阶级。就是说，凭借知识、文化资本和优势，知识阶层可以获得社会和市场给予的精英地位，事实上一些作家文人和知识分子也获得了这样的地位。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也使他们具有政治和社会资本（如“左联五烈士” 之一的殷夫的哥哥就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关系和资本向上爬和爬上去。知识分子在30年代拥有的多种社会和文化资本与成功机会，是工农大众和小市民所无法比拟的。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激烈、市场经济漫卷、社会分野悬殊和对知识分子而言充满机会的时代，左翼知识分子总体上具有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理想与信念，赋予他们一种担当道义、追求正义的有机性知识分子品格。这样的品格与信念使他们不是在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诱惑面前放弃和丧失知识分子立场，不是将个人利益追求和自我价值实现作为最高目标，而是以社会和正义关怀为己任。为了这样的责任、理想、信念和目标，他们很多人可以放弃个人利益与飞黄腾达的机会，或者，即便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资本获得生存的空间和地位、从社会和文化市场获得不菲的物质回报，也不会沉溺其中自炫炫人，经济和文化市场给予的物资回报只是作为保持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格的保障而不是追求的目标，如鲁迅，他以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资本通过媒介和文化公共空间所获得的丰厚的物资回报和社会名声，从经济学角度看都增大和扩充了知识资本，但鲁迅并没有以此作为价值目标，这些也没有影响和干扰鲁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没有影响他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批判精神。对理想和正义的追求使得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不但放弃名利追求，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二，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立场、意识与担当，使主要是由左翼知识分子操作的左翼文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正义关怀、民间底层关怀和对社会不义现象的批判锋芒。30年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如外国资本的进入与蚕食、民族企业的困境、自然经济的破产、乡村社会的衰败、礼俗道德的坍塌、贫富差距的扩大、都市与乡村的分裂等，左翼都作出了及时的关注和反映，以至于文学史家以“社会分析派”来对左翼文学进行命名。其中，对造成下层民间疾苦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谷贱伤农、丰收成灾、乡村破产、农民进城、妇女童工的奴隶劳动、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等，左翼文学不仅通过及时的关注与描写使之呈现于社会和公众面前，而且通过这样的关注和反映实际上承担起民间和底层社会大众代言人的角色，成为底层大众现实生存状况与愿望心声的传达通道和媒介。作为没有政治、经济与知识文化权利和资本的底层社会，尽管承受着社会的整体性、巨大性压迫和灾难，但权利的缺失使他们缺乏表达诉说的管道和空间，知识与文化的缺失又使他们无法、无力自我表达，因此，底层和无产者、弱势者的蒙受压迫和苦难不仅体现于物质与身体，也表现在没有话语权利、渠道、空间和无力自我表达，这样的缺失是对苦难的加重和遮蔽。而30年代左翼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搀杂在一起的的正义和道义承担，使之对底层和民间进行了自觉的积极的代言和表达，从而使左翼文学成为底层民间社会的申诉管道和表达空间。为了替底层和民间表达与代言的真实与准确，自身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居于社会中上流的一些左翼作家如夏衍等，能够深入底层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写出了像《包身工》这样的揭露日资企业里的女童工的超强度劳动和非人遭遇的著名作品，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反响。还有不少左翼作家本身就来自底层，曾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底层边缘社会摸爬滚打，对黑暗中国的状况，对底层民间的疾苦，不仅熟悉且有亲身的接触和体验，社会使命感和正义述求使他们自愿承担揭示民瘼、传达民声的代言人的责任，写下层和为下层人民写作已然成为左翼作家和文学不可剥离的当然任务。深入生活，深入民间，这些我们后来对文学知识分子一再提出的要求，在30年代左翼作家那里已经被普遍而自觉地践行，并因此使左翼文学与社会底层和人民大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显示出真正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