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的100年是中国移民通史的一个特殊时段。20世纪的移民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剖析与研究这个世纪移民运动特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对于中国移民通史的研究以及认识中国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 移民运动 阶段性特征
作者1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100年,是变化极为剧烈的100年。在这100年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从专制帝制向共和制度的转变,又由共和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迈进,同时经历了地方军阀混战、漫长的国内战争与惨烈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历史变故。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变迁紧密呼应,20世纪的移民运动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即每一个较长时段的人口迁移活动具有与前一时期迥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是相当不寻常的,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与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试图从宏观及总体上梳理及刻画出20世纪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审视与剖析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主导因素及社会历史背景,目的在于强调20世纪的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重要研究价值,以推动对于中国移民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前半期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社会经历的变迁与震荡古今罕见。封建王朝的最终崩溃、边地垦荒热潮的持续兴起、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内战争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等重大事变,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境内人民的生存状况及人口的分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事件。
一、清朝末年及民国初期的移民运动(1900至1930年):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清朝行将就木的时段,但是这个十年却是中国移民史上不可忽视的时期。随着边疆全面放垦政策的实施,清代移民史的发展奏出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尾声。学术界通常认为:自1902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起,蒙地放垦工作“由暗转明”,禁垦蒙地的政策被迫放弃,“走西口”也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而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后,东三省移民活动也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闯关东”的人们从此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如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并刊布的《沿边招垦章程》五章二十四条为标志,不仅官府从被动承认进入了主动招徕,而且移民招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自此也有了法律保障。这无疑大大激发起各地民众北迁黑土地的热忱,也使得东三省户口数量在短短数年内激增。据研究者估计,清代后期北疆的放垦,仅东北三省招徕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数高达1344万人,其中奉天省500万人,吉林与黑龙江合计844万人[1]。而与此同时,向塞北蒙古地区的招垦政策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如据研究者估计,至1912年,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了400万人[2]。
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鼓励移民实边的政策,推出一系列招垦及鼓励移民的法规条例,东三省地区依然是当时移民政务的重点,所制定的相关章程条例有:《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黑龙江清丈兼招垦章程》、《吉林全省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辽宁移民垦荒大纲》、 《奉天试办山荒章程》 等。以张作霖、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府进而提出了《移民与开发计划》,并为此设置了移民局及东北招垦委员,这些积极的招垦措施对于移民运动无疑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3]。
当然,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东北移民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傅筑夫语),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 [4]与中国传统社会灾荒性移民运动相类似,残酷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与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最终迫使北方大批农民无奈逃离故土,将移民东北作为逃离灾难及开创新生活的希望,在这种状况下,移民东北实际上成为一种“逃荒之举”,如1930年出版的陈翰笙等人所著《难民的东北流亡》一书已开始对东北地区灾荒性移民进行系统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将向外移民作为纾解民困的有效方法,积极支持与协助移民外迁。种种主客观条件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的狂潮”,以至于《海关十年报告》(1921~1931)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5]。
可以说,从20世纪之初,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中国境内发生的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向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移出区域主要是河北、山东、河南及山西等华北诸省,尤以山东、河北两省移出人口最为众多。其次便是向内蒙古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以来自山西及陕西等省份的百姓居多。
二、抗日战争期间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口移徙与调整(1931至1949年):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以直接而野蛮的方式阻断了中国社会努力向前发展的脚步,也引发了一场在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涉及面极广的人口迁徙运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的移民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不仅众多有移民东北意愿的民众无法北上,而且出现大批逃难人口返迁回山海关以南地区的趋势。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侵略者首先进犯的目标。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在实际上引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众多的沿海城乡居民、大批民族工业企业与高校随之西行,因而,在很短时间内,以重庆市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地带与人口高密集区。另据学者统计,除政府官员、学者及工商业者之外,抗战期间西迁的难民人数高达6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略弱[6]。作为难民输出大省,仅浙江一省外迁的难民总数就超过了518万人[7]。这不啻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绝大多数难民外迁以躲避战乱为主,既没有政府的整体规划与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迁移目的地与政府合理的安置救助,迁移过程等同于逃难,极其艰苦而凄惨,由此带来的人口损失极为惨痛。甚至在万般无奈之余,不少难民被迫在战乱之时选择返迁原籍。
另外,就东北地区而言,日本官方在强制阻止中国汉族移民迁往东北地区的同时,按步骤地实施了蓄谋已久的移民侵略计划,即所谓“国策移民”。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提出了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住日本农民100万户、500万人的总体计划,而为了掩盖其侵略性质,日本政府将日本移民更名为“开拓民”,将移民侵略政策称为“开拓政策”,并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据统计,以吉林省为例,自1935年至1943年吉林20个市县迁入的日本农业移民就达8200户,23885人[8]。大批日本开拓民迁入东北地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伤害。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全境进入了一个人口的全面恢复与调整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大批西迁的工厂、院校及避难的民众也逐步返回故土,真正留居下来的西迁人口较难统计,但可以肯定只是原来西迁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同样,迁居于东北地区日本移民绝大多数被分批返回日本。
20世纪后半期移民运动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政治事件。但是,经过多年国内战争的破坏,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中开始了国民经济与国防事业的恢复与建设。加强国防实力、保障新兴国家独立与完整,与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同样是新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因此,实行计划经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掌控有限的资源成为经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全国统筹安排的方式对人口问题进行处理,政治主导性的特征极为突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现代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优势与最大资本,因此,最有效地调整劳动力资源,就成为1949年以后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建构与布局变化的极为关键的一环。
一、建国初期经济性与国防性移民运动时期(1949至1959年):
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摆在新政权面前的第一要务是巩固新兴政权与保持稳定,因此,人口政策与移民行动也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军事与政治性的人口迁徙在这一时期的比重是相当突出的。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地区统治的覆灭以及退守台湾,引起了一场复杂而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移民台湾,即国民党政权机构官员及其军队、眷属、随从人员向台湾地区迁徙,是这一时期移民运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支。综合台湾官方历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学者们推定从1945年台湾光复至解放战争结束后的数年内,大陆迁台人口至少应在100万人以上[9]。不过输出地情况较为复杂,据研究者估计,仅浙江一省就有17万人以上迁往台湾[10]。
新时期移民运动与新中国的政治、边防与国民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新疆地区的移民问题颇具代表性。如新疆地区解放初期,部队转业屯垦戍边,形成了进入这一地区数量最大的迁移人口。1952年,进驻新疆的解放军与整编后的新疆民族军(其中大多为新疆本地居民)集体转业成为工程建设部队,1952年总人口达273229人,1954年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些特殊移民为了新疆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国防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11]。1953至1958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中国大陆地区开始从战后调整时期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封锁,更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新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极为有效地调动起广大人民投入国家建设的热情,服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建设型的移民运动此起彼伏,成为新时代移民运动的主旋律。与经济建设相关或为满足劳动力需求而实施的移民数量迅速增加,影响巨大。人口的输出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输出,更是生产技术与文化资源的输出。如作为全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上海市责无旁贷地承担了繁重的支援外省市经济建设的任务。据相关统计,仅从1950至1957年,上海为支援其他省份建设就迁出的人口就超过43万人,主要迁往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北各地[12]。
由于大批外来建设性移民的到来,许多西部省份的人口在建国初期迅速增加。以宁夏为例,据统计,自1950至1957年的8年中,迁入的外来人口超过了62万人[13]。又如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探明储量居全国各省区之最,故有“煤海”之称。为将山西建设成为能源基地与机械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调入大批外省市管理及技术人员、职工等,大型工矿业基地所在地往往成为外来移民集中区域。如从1950至1960年,山西省净迁入人口就超过了125万人[14]。江西省是南方地区人口数量变化较大的区域之一,从1954~1957年,江西每年人口总迁移量都高达100~200人,1956年净迁入量竟达10万人以上,而这些移民大都是为了支援江西的经济建设而来[15]。水库移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出现的一种新型移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水患频发地区,没有水库的建造,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经济发展就缺乏保障。但是,水库建设过程中,往往有必要将淹没地区人口迁出,重新安置。于是水库移民就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移民类型。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报告估计,中国自1950至1999年水库移民数量高达1220万人,而自1950至1959年的第一个10年的水库移民就有460万人,是水库移民数量最多,迁移也最集中且最频繁的一个阶段[16]。如浙江地区的新安江与富春江水库建设之初,就制定出移民32.3万人的计划,然而在外迁过程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转迁及回流现象,最终经过协调,其中10万人迁入了江西省[17]。位于河南省境内的著名的三门峡水库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淹没区涉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移民数量则超过了42.1万人,其中陕西省28.7万人,河南省7.1万人,山西省6.3万人。移民外迁涉及问题非常复杂,安置工作相当棘手。三门峡移民妥善安置持续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字,因三门峡水库修建而引发的三省移民数量实际超过了60万人[18]。
众所周知,时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虚夸风气,在移民政策上也出现了操之过急过快的倾向。如中央政府提出从国内人口密集的江苏、安徽、湖北与上海等省市向新疆移民200万人的计划,据估算,自1957年至1960年,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迁入新疆的移民就超过了80万人[19]。又如中央政府当时发出了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如在浙江省于1956年与1960年两年之内,先后动员了两批共97453名青年及其家属迁往宁夏地区[20]。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大批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经济不甚发达,物质供给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这种过于匆忙、不合理的移民行动,造成了严峻的经济困难与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也就是6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人口大规模调整的客观背景。
二、“三年困难”时期及“文革”时期的人口调整与波动(1960至1979年):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面临严峻的困难,这种困难迫使原来不合理的移民政策与状况发生了急剧的调整。当时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移民类型便是以精简城镇人口为目的的移民运动,其目的就在于减轻国家对于供养城镇人口所需的商品粮供应及其他财政负担[21]。据统计,从1961至1967年,浙江全省共有100余万人迁离城镇[22]。同样据估算,自1959至1965年,河南一省迁出人口总量达到275万人,成为人口变动最为剧烈的省份之一[23]。同样在60年代,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斗争背景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三线”的建设规划(即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一线,西北与西南为一线),重点加强西北与西南地区建设。而为了加强这些相对边远地区的发展,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调入大量来自东部省区的干部、技术人才、职工及其家属。如四川地区等西南地区被视为中国的大后方,也成为“三线建设”工程的重点,如从1965至1971年,从省外向四川迁入大批工厂、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净迁入人口达到53万人,其中随迁职工人数就达到40万人[24]。为有效改变中国经济布不平衡的状况,中央政府继续着手有步骤地将沿海地区的企业向西部转移,如青海便是主要的转移地之一,在“三五”至“四五”期间,青海省迁入的外地职工及家属就有12万人。然而,对青海地区实施的数次大规模移民垦荒活动最终以种种原因以失败而告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