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瑞兰，女，1937年生于苏州，1954年毕业于江苏新苏师范学校幼师专业，当年8月被分配在徐州市公园巷幼儿园，主要从事幼儿园一线教学，后兼任管理工作。期间，参加过江苏省幼儿教材的编写。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徐州幼儿师范学校执教，1992年退休后学校继续返聘至1997年。退休后，在多家幼儿园当顾问、教学督导。2007年，又重返徐州幼儿师范学校，再次走上讲坛讲学3年，被聘为学校教育教学督导。从1984年起，多篇文章在《早期教育》《幼儿教育》等杂志上发表。曾被评为“徐州市优秀园丁”“徐州市幼教先进工作者”。
以往曾想过写写自己的过去，但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和机会，看到《早期教育》的征稿启事后，内心十分激动，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我所走的幼教之路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起。
1954年，我毕业于江苏新苏师范学校幼师专业，为了支援北方的教育事业，我自告奋勇地要求到艰苦的苏北工作，被分配到了徐州市公园巷幼儿园，从此开始了我的幼教生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徐州，刚刚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礼，百废待兴，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幼教在当时刚起步。那时候的公园巷幼儿园是一所市教育局直属的幼儿园，园内有14名教职工，5个班级，园舍简陋，条件较差。我这个初来乍到、稚气未脱的南方小姑娘面对这么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一时很迷茫，但想到在毕业分配会上自己的表态和决心“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立足生根，首先必须很快适应这里的一切，熟悉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适应北方的气候。
我自幼生长在江南鱼米水乡，吃惯了大米饭，而北方以面食为主，每当吃饭时我就发愁，但为了填饱肚子，我只好一口馍馍一口水地往下咽。南方的便器是坐式马桶，北方的旱厕茅坑我很是不习惯。便意来了蹲下身就是拉不出，常引起便秘。更让我焦虑的是语言上的交流，当地的话我听不懂，而他们也听不清楚我的南方普通话。记得有一次教小朋友一首儿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说带比划结果还是收效甚微。说来也巧，班上有个小男孩，会说徐州话，也能听懂我的苏腔普通话，原来这个小朋友的父母是军人，他从小随外婆在苏州长大。这个小朋友就成了我的“专业小翻译”，为我排忧解难。日子一天天过，不知不觉，生活关、语言关就都闯过去了。我每天开开心心地和孩子们在一起，教他们学本领，带着他们唱歌、跳舞、做游戏。我不仅博得了孩子们的爱戴，还获得了家长们的喜欢，他们亲昵地称呼我为南方小老师、蛮子小老师。真是非常感谢这位小朋友和幼儿园中的每一个人，是他们给我亲人般的关怀和照顾，帮我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困难排除了，心里踏实了，心情也舒畅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把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全然释放、施展。尽管工作条件差，但全体教职工在园长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勤奋工作，在教育教学、卫生保健、文体活动等多个方面都走在了全市的前列，起到了带头引领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市幼教事业的发展，在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市幼教中心教研组就设在公园巷幼儿园，教研活动、观摩课、经验交流、教玩具展览，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在这种大环境中，我成长得很快，成为了园内的骨干教师。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文体活动，园内每学期开运动会，搞文艺表演。当时搞活动没有音乐磁带、录音机，全靠一架脚风琴伴奏。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自编、自导的，记得有一个节目“森林中的宴会”还被当时的徐州市广播电台邀请去演出。在这里，我还想介绍一位当年的小演员，那就是当今著名的影视演员王馥荔。公园巷幼儿园成立那年，她刚刚5岁，我也从学校分配到此。也许是投缘或者是小馥荔的与众不同，别的小朋友说的是徐州话，她说的是带有京腔的普通话，馥荔的妈妈是天津人，会唱京剧，爸爸京胡拉得很棒，她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从小便展现出了极高的文艺天赋，我与她结下了深深的师生情。2004年，公园巷幼儿园建园50周年，已经获得“中国第一嫂”美誉的王馥荔发来了贺信，她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近照一张。读着她的来信，看着她的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50年前初为人师的快乐时光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幼儿园没有规范的教学大纲和系统的教材，这是令一线教师最为头疼费心的事情。我们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到处搜集适合幼儿的材料，结合身边的人与事及幼儿的生活实际，进行加工整理，编写一些活动。1956年，江苏省教委基教处发起组织省内各个市区选派2名代表前往南京市第十五中学编写幼儿教材，由南京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牵头，卢乐珍老师和教委的一位干事具体负责此事。我很幸运地被选派到南京编写教材，被分在了音乐组，组长是南师附属幼儿园的骆老师。不久，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幼儿园语言、计算、音乐三本教材，这为缓解教材的匮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9年，我听从组织安排，忍痛割爱离开了公园巷幼儿园，来到一所寄宿制幼儿园。回忆在公园巷幼儿园的那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它为我从事幼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刚到的幼儿园成立于1949年，直属于徐州市政府办公室，在园幼儿200多名，正常情况下家长每周接送一次，遇到传染病流行季节对外要隔离半个月甚至个把月。园长是位老革命，政治观念很强，特别注重抓孩子的生活。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全国上下都是计划供应，共渡难关。但政府规定孩子的伙食标准为主食是大米饭、白面馍馍，副食每天都有荤素搭配。因此，家长把孩子放在幼儿园都十分放心。记得有一次，一个保育员（临时工）偷拿了5个小馍馍，园长知道了当即就辞退了这名保育员。那个时代大家都非常忠诚、敬业，工作虽有分工，但忙起来不分彼此，班上教师下厨房帮助改善孩子伙食，帮洗衣工洗衣服，酷热的夏天中午还给孩子洗澡。记得有一次，我的手背抓破感染了，左手挂着吊带忍着疼痛，只能用右手给孩子洗澡。遇到生活老师请假，还要为孩子入睡前洗脚、洗屁屁。
“文革”前一年，我又来到了一所附设在小学里的幼儿园，校长思想观念很新，重视教学和文体活动开展，在全市声誉很高。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从一线教师到骨干到负责人，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每次参加徐州市观摩课、大型团体操比赛和文艺表演均获得好评。
“文革”后，为适应幼教事业发展，徐州师范学校恢复幼师班招生，鉴于专业教师缺乏，我又被组织安排来给幼师班学生上教学法课。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且充满挑战的工作。当时没有教科书，我求助于在南京工作的同学，在南京师范学院搞到一些讲义，结合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每天备课、写教案到深夜。为了能尽快适应和驾驭课堂教学，我还一遍遍在家里试讲。写到这里，我心中阵阵痛楚涌上心头，不禁怀念起我的丈夫，他给予我精神上支持，做我最忠心的“学生”。认真听取我每次的课前试讲，陪伴我度过那段终身难忘的日子。半年后，幼师教学法教科书陆续出版，我如鱼得水，认真学习钻研，重视理论联系实践，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解、示范、练习，还创设情境，鼓励学生模拟上课。在见习期间，我带领学生奔波在市内各大园，具体指导学生写教案说课，促进他们尽快成长，同时把学生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结合各园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再来审视自己的教学工作，力求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质量。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我在多家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教学法和点评文章。那时候，学校在郊区，远离市区，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但是心里是甜甜的，生活充实而快乐。辛勤的耕耘总能换来丰硕的成果，那些80年代毕业的幼师班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市、县、区幼教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中间有教学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园长、幼教干部、幼教教研员，看到他们的成长成才，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幸福。
1985年，徐州幼儿师范学校诞生，我调到此处工作。随着幼教事业的发展，大学毕业的专业教师也陆续来到单位。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各项工作也是蒸蒸日上。1987年，国家实行职称评定，我首批评为高级讲师。1992年，我退休，但是被学校又返聘到1997年才真正退休回家。尔后的十年，我没有告老回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而是继续在幼教舞台上发挥余热，当顾问、督导、评委，开讲座、评优课，工作热情不减当年。
2007年，徐州幼儿师范学校因为扩招缺乏教活动设计的教师，我再次走上讲台，那时我已经年近70岁，离开讲台已有十年，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挑战。当时这门课使用的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学前儿童各科教育活动指导，全套书共5本，备课任务十分重。但我把它看作又一次学习机会，让我在专业水平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在三年时间里，我教了两届大专生、一届中专生，得到了学校的好评和学生们的爱戴。我的故事已经接近了尾声，大家可能会问：“我现在又在哪里？在干什么？”告诉大家，我仍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我要感激、感恩这块土壤，是这里的人们培育了我，滋润了我，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守这份执着，奉献我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