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胜利没有活过大年初七。他活了76岁。
那天一大早，马胜利的发小老金撂下电话，就匆忙赶往医院——老马不行了。从小一起玩大的交情，他要去送他最后一程。
马胜利刚打过强心针，满面病容，但神志清明。老金和另一位发小坐在病床前，三人哭了一场。马胜利对老金说，“老四，给我接个都阿吧。”
“接都阿”是阿拉伯语“作祈祷”的意思。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穆斯林要在死亡来临之际“接都阿”、“作讨白”，向真主忏悔，祈求真主恕饶自己一生的罪过。
老金答应了老兄弟的请求。“求你引领我们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马胜利去世后第三天，按回族速葬习俗，就在石家庄清真寺“发送”了。没有追悼会，没有治丧委员会，没有太多媒体关注。参加葬礼的人不少，但大多是亲朋，极少政商中人。“还不如当年发送他母亲的时候人多。”老金说。
如果没有那个暧昧而悲剧性的结尾，马胜利的葬礼也许会是另一番光景。
“国企承包第一人”，两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被邓小平接见过四次，胡耀邦说马胜利承包搞得好，干脆叫“马承包”吧……他曾无比风光。
整整30年前，也是一个初春，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开启了他的承包生涯。3年后的1987年，他宣布要在全国20多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纸业托拉斯。这是当时最富想象力的改革实验。他满怀激情，日夜奔走，但情形很快急转直下。1995年，他被免职，造纸厂宣告破产。
他的时代一转眼就过去了。那些传奇，就像黑夜里的星光，随着天色渐亮而消散。
1938年，马胜利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一个回民家庭。父亲是个小买卖人，和大多数城市平民一样，做些卖烤山药、牛羊肉的营生。母亲比父亲能折腾，在日据时期做“打印子”的。她自制个小戳子，走东家串西家，10人凑一组，各出1块钱，这10块钱大家轮流用。她出力奔走，就不用交这1块钱了，等于赚1人1毛钱。
家境虽然贫寒，马胜利却算得上掌上明珠。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有5个姐妹。旧时迷信，给小孩起动物名儿好养活，家里就给他起个小名叫“老虎”。那时也不上学，小孩子整日疯玩，稍大一点便学着做买卖。在一起玩的孩子们眼里，他打架“不吃屈”，还有点欺软怕硬。大杂院的老人们都说，这孩子好强。
后来石家庄通铁路，日子比保定府好混了，马胜利就跟随家人来到石家庄讨生活。1947年，石家庄解放，9岁的马胜利第一次走进学校。但仅读了三五年，他就赚钱去了。
他子承父业，做起了小买卖，卖些花生、杂碎、烤玉米。他人聪明，善于察言观色，总能第一时间判断出谁是真买主，谁是看热闹的。
1952年，石家庄市国棉一厂招工，马胜利受少数民族政策照顾，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但他并不是个好员工，总是调皮捣蛋，不肯安心上班。50年代初风气很开化，他是个时髦活跃的青年，一到礼拜六就跑去跳舞。
在舞会上，他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妻子是汉人。那时回汉通婚还很少，马胜利又出身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两人的恋爱受到极大阻力。但马胜利拿定主意就再难转圜，父母终究没能拗过他。在亲朋们看来，这是“破了大格”。
“文化大革命”期间，好出风头的马胜利又冲在了最前头。他成立并领导了一个“回民造反兵团”，矛头对准回民内部的“右派”和“当权派”。清真寺的阿訇，民委的大小干部，都被他揪出来批斗过。但马胜利“团长”的威风岁月并不长，在随后的“清队”运动中，他被“清理”出来。
那时，马胜利和一帮发小在清真寺成立了一个“回民俱乐部”，每日吹拉弹唱。社会上就有人举报，说他们偷听敌台，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这下算逮到了“大老虎”，他们成了当时石家庄第二号反动组织。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马胜利整日被批斗、调查，亲戚朋友都卷入其中。最后逼得他在狱中承认一切“罪行”，还编得有鼻子有眼，说自己成立“反共救国军”，他是司令，老金是副司令，清真寺地板下有枪，还藏着蒋介石的画像和青天白日旗。朋友们后来埋怨他：“你怎么胡说八道，把我们都编进去了啊？”马胜利说：“他们逼我，我也没辙啊。”
国棉一厂他是待不下去了。当时他如何批斗别人，现在别人就如何反过来整他。工厂到处贴满了说他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一片愁云惨雾中，马胜利黯然离开国棉一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