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琼·斯科特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的问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着力勾勒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在中国大陆和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界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轨迹。在英语学术界，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帮助催生和组织了英美中国历史研究界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虽然“男女”在历史上作为儒家社会组织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文人学者广泛论述，而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对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关注則在近年来才出现，社会性别史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
关键词：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史；男女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2-0141-14
作者简介：贺萧(Gail Hershatter)，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斯历史系教授：王政，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副教授、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合作所长
对中国学学者而言，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文章不是一张具体的路线图，而是份关于如何廓清和读通迷径的工作指南。至于该怎样具体地运用斯科特的精辟见解，则既取决于被探索的研究领域，也取决于探索者的眼光。最近中国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极有成效地催生了中英文著述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斯科特的指南性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对以中文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要小于它在英语世界中的影响。然而，对关注入文景观和观念形态形成的历史学家来说，各个区域的本土学术形态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学术实践的“社会性别”，与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性别一样，也需要我们为之作一历史分析。
本文着眼于社会性别研究在欧美(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学术历程。在这里，中国和欧美并非密封隔离的学术区域。多年来，两个区域之间，以及与日本、港台和其他地方的学者间的交流，始终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那波20世纪早期在国际间旅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但本文并不试图全面涵盖这两个学术区域中的社会性别研究成果，而将着力于勾勒出这两个各有特色却又互相缠绕着的当代学术形态的轮廓。我们希望本文能有助于其他学者今后对这一讨论的拓展。英文著述
琼·斯科特文章发表于以英语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学者们的盛世。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对中国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有三条基本探索路线。第一条路线，以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MargeryWolf)为先锋，其研究对象，就如那时的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著述一样，是中国的亲属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女权主义学者对亲属制度的分析是以妇女为中心而展开的。沃尔夫指出，妇女们一旦从自己的村庄嫁出去后，便以孤立、脆弱而且具有潜在威胁性的陌生人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因婚姻而织就的亲属网络。她们的地位和精神健康，既取决于生育孩子的状况，也仰赖于那种被沃尔夫称之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又译“阴性家庭”、“女阴家庭”)的情感网络的建立。至少对女权主义学者来说，沃尔夫的洞见，不仅重新勾勒了亲属制度的形态，而且也证明了亲属制度是个深深地社会性别化了的领域。
吸引了诸多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学者的第二条研究路线，试图通过回答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究竟对妇女是好还是不好这么个问题，来对20世纪的这场革命作出评价。学者们的答案多种多样。女权主义学者们赞扬了共产党在1920到1980年代之间重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妇女对教育的需要，以及注重发挥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任何时候只要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与解放妇女这两个目标之间出现冲突，前者总是被给予优先权。与20世纪60年代左派活动家们的观点相呼应，有些学者将这一问题的本因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欠缺，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共产革命初期政治上求生的压力以及在农民和党员中同样普遍持久的性别歧视意识，都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这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十分担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会消除中国妇女在毛式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取得的进步。仅只从下列读来颇为悲观的书名中，我们便可窥见学者们的这种判断：《中国妇女未竟的解放事业》、《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延迟的革命》。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个研究趋势，充分利用中国那时新开放的图书档案资料，将研究目标锁定为“让隐形的历史主体显形”。学者们开始将妇女写入主要沿海城市的劳工史，以及那些在早期版本中对女党员没有充分介绍的中共党史里。
综合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将对妇女的重视引进了中国学领域，但它们并未检视学界里已有的一些关键性的假设。同那些自20世纪初开始猛烈攻击“传统”的中国革命家一样，这些新的妇女史学者们将帝制中国视为妇女一成不变地处于从属位置的时期，错误地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对男尊女卑这一理念的阐述，当作了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普遍的社会实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当中国知识分子们论及积弱和半殖民主义的中国时，缠足、未受教育的、愚昧的妇女就成了其标志。欧美女权主义学者们则扭转了这类描述——在她们眼里中国妇女成了强大革命潜力的具体体现——但这些学者们并没有触动更长远的历史。此外，在聚焦于革命是否给妇女带来好处的同时。这些研究却没能探讨社会性别是如何塑造、成就和限制了革命的过程，以及社会性别可能怎样帮助我们超越革命故事叙述脉络获取更广阔的历史理解。“加入妇女然后搅和，’作为一种学术实践虽然没有耗尽其活力，但在概念上却走人了死胡同。
《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的问世，促使此后的研究不但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走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而且脱离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索。斯科特的文章使得人们能够更具有想象空间，来重新审视社会性别同家庭、劳动、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国家革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在斯科特之前这样的重新审视在欧美的中国史学家中已渐有苗头，但还没能全面清晰地表述出来。中国史学家们有选择地采用了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引用福柯，有的引用了德里达，但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则帮助催生和组织了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十分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它梳理了刚萌芽的问题，并为有效地寻找答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汇集了用中、英文写作的学者们的学术讨论会，代表着在拓展斯科特开启的新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该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别具意味地命名为“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的计划。会议论文集序言脚注中援引了斯科特的文章，并对其观点作了如下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