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中国革命战略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成功开辟的。文章就中国革命战略道路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对今天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5-0108-06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全面研究党成立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战略道路。这条道路的内容是什么？如何会在抗日战争阶段形成？确定这条道路对今天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研究的必要。
一、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战略道路的确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新中国，选择正确的战略道路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遵义会议前的中共中央，曾经简单套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但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反而导致中国革命屡遭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战略道路，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毛泽东等人的探索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所接受，毛泽东本人还受到排挤和打击，这种情况在遵义会议后才发生根本性转变。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肩负起抗击日寇、实现民族解放的重任。正是在肩负这一伟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略道路，这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论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时代，完整揭示了中国革命战略道路的总依据。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646“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633认清国情，最根本的是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经过多年对基本国情的深入研究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630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那时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分析中国基本国情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特点。”[2]189而这一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认为：“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2]189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中，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表现出的极端的不平衡性又作了集中的概括。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1]635
关于对时代特点的深刻认识，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了完整的阐述。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当时世界所处的时代作了准确的概括，他说：“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667这实际上指明了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之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人文天地每个栏目名称陈述：略论伟大的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战略道路第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明确了革命道路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实现目标任务的领导和依靠力量。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及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内容的集中概括，具有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作用。根据国情和时代特点，特别是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制定党的总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的重要方法。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647这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它以简洁的文字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关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1]633。关于革命的领导，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1]559关于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指出，“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1]604。其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上述论述，解答了无产阶级到何处去寻找革命力量，如何争取同盟军和实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65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终极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清楚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以及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和由谁领导革命等基本问题，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第三，进一步阐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明确了实现中国革命战略目标的途径。在总结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针对党内教条主义的代表王明等人仍然只重视城市、不重视农村的错误倾向，结合抗日战争出现的新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强调，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1]635他在同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进行军事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进一步系统地总结了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期间开辟敌后战场的新经验，批判了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农民的伟大作用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1]609从理论上科学分析并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理论贡献。
第四，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及整套战略战术，这成为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法宝。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是战争解决问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战争、军事，指挥作战，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军事理论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成熟的。毛泽东军事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最具光彩的篇章之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都是研究战争问题的典范，充满了辩证思维、全局思维、战略思维的光辉。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以及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如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决战问题，等等。他认为抗日战争是一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其形态表现为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着重阐述了应该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地位，这是由抗日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或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六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1]407这些战略战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以前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第五，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了中国革命战略道路的步骤和路径。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清晰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两大步骤，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651。这清楚地阐明了整个中国革命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二是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之准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三是不同性质的革命有着特定的任务，四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作了清晰的阐明：其一，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大目标，我们主张从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1]685其二，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3]243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其三，从经济上看，“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1]650其四，从国际环境看，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650。
二、中国革命战略道路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形成和确立
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到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日本走上了反动的侵略道路。中华民族遇到了最野蛮的强大敌人，遭遇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的生死搏斗中，要战胜凶恶的敌人，首先要有一种与之血战到底的精神，还要靠超越对手的智慧，更要靠能集中人民群众和全党智慧的核心领导。
第一，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共产党誓同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和完成民主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日寇无耻野蛮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公开鲜明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4]429的口号，在宣言中表明了主张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表明抗日救国的强烈意志。《决议》提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4]447
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签署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公开宣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4]178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日本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时刻，提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5]的任务。接着，毛泽东又签署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签署了《抗日救国宣言》，宣布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2]369。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上，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大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161毛泽东的这段著名的话就出自这篇报告中，鼓舞着无数的中华儿女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