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妇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摆脱了千年的封建枷锁，从而投身革命运动的洪流当中。她们参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运动，在为女性争得合法的政治、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成长，其中的优秀者还加入到光荣的共产党员队列之中。因此，在近代革命进程中，红军女战士、抗日女战士、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优秀女共产党员如百花绽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楷模。这些女共产党员的形象，正是千百万中国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矢志不渝、浴血奋斗的最佳典型。中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在2016年6月28日开幕的《百名优秀女共产党员风采展》发言：“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走过的90年辉煌历程，一代又一代党的优秀儿女信念如铁、百折不挠，追随着鲜红的党旗，忠诚地践行党的宗旨，用理想和信念，用鲜血和生命为党旗增添光彩。”“百名优秀女共产党员的精神品质，激励和鼓舞广大妇女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开拓创新，奋发进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进一步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新中国初创时期迅速产生了一批引入注目的红色故事片。如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之际，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革命故事片《桥》摄制完成，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展现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风采。在《桥》的引领之下，—大批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程及其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影片纷纷出现，如《中华女儿》《翠岗红旗》《钢铁战土》《赵一曼》《革命家庭》《新儿女英雄传》《上饶集中营》《柳堡的故事》等影片顺应解放初期人民群众进步高尚的审美需求，热情讴歌革命斗争史和崭新的时代，积极塑造广大的共产党员和新中国主人翁形象，以突出的艺术成就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丰碑，被誉为红色经典。此时，电影媒介作为新中国的一种强势媒体，忠实地记录着新中国的发展与建设，当然也记下了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在这些表现中国优秀的女性影片中，女共产党员如同璀灿的明星，产生了巨大而多元的教育意义，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一、 女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条章程一直是共产党员最坚定信念，共产党员人都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壮丽的事业，是最值得为之奋斗和引以自豪的理想。在信仰力量支撑下，共产党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选择。因此，作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的电影，正是以高扬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主义的人物，歌颂中国革命的时代和光辉历史的演进，凸显着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和理想主义。
在这一方面，最为人熟知的影片就是《中华女儿》（1949）和《烈火中永生》。《中华女儿》的原型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八女投江”故事，新中国建国之初，广大电影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以真实朴素、弘扬时代精神为创作方向，以革命的纪实性为创作原则，凌子风导演正是在纪实风格之下，把《中华女儿》中的抗联女战士冷云、农家妇女胡秀芝等抗日女性的形象展现于银幕。这两位看起来并不强壮的女战士，在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浴火重生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连队女指导员冷云对丈夫不幸被捕遇害坚忍悲痛，坚决要去完成炸桥任务。胡秀芝在丈夫被日军烧死之后参加了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在战斗烽火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冷云、胡秀芝等人为了牵制敌人，率领十几名女战士与日军在牡丹江畔展开激烈枪战，在敌兵的层层包围下，冷云中弹身亡。面对强敌和大江，胡秀芝等七名女战士面无惧色，她们砸坏枪支，抱起冷云的尸体投身于汹涌的波涛。当女英烈们高喊着“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不做敌人的俘虏”“我们为党、为人民牺牲的时刻到了”的口号，投身于滚滚江水中时，这八位女英烈留存于银幕上的，是一种追求真理时的视死如归，是一种坚守信仰时的顽强不屈，是一种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强大内涵。所以，在这部简陋的黑白影片里，凌子风导演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开阔而阳刚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并把冷云、胡秀芝所代表的女共产党员升华为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高度。
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烈火中永生》（1965），导演水华以凝重、雄健又激昂的风格打造了江姐这位女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与献身精神。面对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江姐坚守党的秘密，坚守崇高信仰，表现出共产党员高尚的集体主义和利他精神。江姐的那句“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但党规定，不许告诉敌人”的著名台词掷地有声豪情万丈，一时成了共产党员的标志型话语而传颂四方。特别影片结尾处江姐从容梳洗换装，在战友的泪眼中正气凛然地走向刑场的情景，更是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将全片推向高潮，在观众心底化为永恒的丰碑。
二、 纯洁坚定的爱情
塑造女共产党员形象的红色经典，除了要表现女性党员和男性党员共有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特质之外，往往还会表现其作为女性的一面，那就是她们细腻的情感生活。作为一个投身革命运动中的女性，舍身忘家是其生活常态，为了革命而不婚嫁也是她们的常态，而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又以纯洁唯美的性质，同样具有动人的光彩。在红色经典中，女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勇于冲破旧的封建意识，她们的爱情故事，也就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气度。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为《刑场上的婚礼》（1980）和《柳堡的故事》（1957）。
《刑场上的婚礼》的背景是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故事以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的省工委负责人周文雍和年青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的真实事迹为原型，展示了一段悲壮的革命爱情故事。周陈二人为了工作便利而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他们逐渐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但在紧张严酷的现实斗争中，周陈二人根本顾不上谈论私人感情，他们虽然同居一室，却始终自我克制，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叛徒告密二人双双被捕，在狱中，周文雍与陈铁军互相激励，经受住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而誓不叛党。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敌人押上刑场，两位共产党员高唱《国际歌》走上了广州红花岗刑场，陈铁军在刑场上发表了最后的演说：“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到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遗憾！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段气壮山河的演说和惊世骇俗的婚礼，一时激励着无数的革命青年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崇高的理想去奋斗，也成为现代诗歌、话剧、革命故事、艺术作品、教育读本的灵感来源。周文雍就义前在狱中墙上写下的《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已成为各类学校及各级思想教育课本的核心教材。这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电影，带着新中国红色经典的唯美和对传统革命浪漫主义的秉承，表现出浪漫的、高尚的美学价值，以及配合于时代的精神价值。
与表现惨烈悲壮的战争烽火不同，《柳堡的故事》致力于营造一派恬静的乡村风光。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一支连队来到苏北小村庄柳堡休整，影片里有奇特的风车，依依杨柳、板桥和轻舟。爱唱民歌的副班长李进和美丽的农家女子二妹子在劳动中产生了丝丝爱意，他们用歌声唱出美好的心声，用四目相对传递着如水的恋情。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大胆地提出了“革命者也应当有真正的爱情”“解放全中国就是要解放每一个人”的理念，表现出两颗年青而单纯的心在积极听从党的号召的前提下，同时也在寻找着个人的灵魂伴侣。影片中，副班长李进在关键时刻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而投身于战斗之中，苦难的二妹子在新四军的帮助下摆脱了恶霸的纠缠后亦投身革命，经历四年的战火洗礼已成长为共产党的女干部。二人浴火重生的爱情影响了一代的青年，二妹子那伴随着民歌出现的甜美笑脸，一时成为新中国进步女性的典型形象。二妹子的形象表明，作为一个女共产党员，不仅有其坚强不屈、积极进取的一面，更有着女性温柔可爱的内质。
三、 温柔博大的母亲胸怀
以母亲的胸怀见证一个革命家庭的成长，以博大无私的母爱呈现女性对革命的贡献，是红色经典中塑造女共产党员的另一视角。在一个革命家庭里，因为男性离家参加革命，母亲往往成为许多苦难的承担者，成为支撑着幼年儿女的成长力量。作为革命者的母亲或妻子，作为一名女共产党员，母亲除了要承担起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还要有着更为坚强的生活信念、更博大的胸怀和更无私的爱与奉献。红色经典中的母亲通常站在主观视角上，注视着丈夫与儿女投身革命的同时，自己也加入革命洪流中，承担起一份重要的革命工作，全方位地体现着女共产党员的担当与责任感。如《革命家庭》中的母亲，青年时代支持丈夫投身革命、中年时代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老年时代自己加入共产党，为抚养教育延安的下一代而工作。在母亲无私奉献的一生里，既为自己的家庭担当起了一切责任，完成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并自觉地教育着党的教育，完成了新女性自身的进步历程。所以，影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塑造了富有个性的女共产员兼母亲的形象，使之具有更大的思想容量。
在影片《啊，摇篮》（1979）里，导演更将女共产党员的母亲情怀扩展至家庭之外，影片所描述的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延安撤退的保育院队伍，冲破艰险回到解放区的故事，将女共产党员的母爱情怀推举到更高的境界。出现在影片里的女党员李楠，原是一位打打杀杀的女政委，在残酷的环境和不幸的个人遭遇中，她几乎失去了性别，整天只会打仗。接受了护送保育院儿童的任务，她一直很委屈，在孩子面前也照样咋咋呼呼，按照导演谢晋的说法，这个人物“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却没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李楠明白了“爱护孩子就是爱同志，爱事业”的道理，她的母爱也渐渐表现出来，开始“打心眼里爱上了孩子”，最后，李楠被上级誉为“最伟大的母亲”，成为孩子们的“李妈妈”，而在她的内心里，也找回了女性的温情与爱情。
红色经典表现的是家国情怀，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追求和高远境界，因此也是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伴随着近年来思想领域的开放与文学主体性的关注，一系列等为称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代表着“中国特色”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精品，成为中华民族美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经典牵系的是红色记忆，是特殊历史阶段的集体心声，这种从时代深处所获得的文化承载，助推了当前的民族文化价值自觉和文学自信。”[2]这些充满着革命诉求的红色经典使当年烈火般燃烧的革命激情，再现于当代社会，产生着新的反思和价值。而这些红色经典中的女共产党员形象，不仅仅是中国女性的楷模，更是全中国人民的楷模。
参考文献：
[1]新华网“百名优秀女共产党员风采”展览在京举行[EB/OL].（2016-06-28）[2016-08-23]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6/ 28/c_121597046.htm.
[2]丁琪.红色经典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_以《红旗谱》为例[EB/OL].（2015-11-17）[2016-08-23]http：///wx/wx_whsd/ 201511/t20151119_27048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