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1、寻绎二战以后中国古典文学在德国流播的历史进程，进行学术分期并简述各阶段代表人物及学术成果；2、探讨德国学者在接受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征，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流播史中的若干思考。
关键词：二战后； 汉学； 德国流播； 学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I516.06文献标识码：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德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期，出现了格鲁伯(Wilhelm Grube,1855～1908)、福兰阁（OttoFranke，1862－1946）、佛尔克（AlfredForke,1867－1944）、卫礼贤（RichardWilhelm ,1873-1930）、孔拉迪（August Coady ，1864－1925）、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汉学名家。但这一好的势头，却因纳粹发动的二战而阻断，汉学教学和研究全面停滞和倒退。二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就像一只东方的凤凰，经过一番战火的洗浴后，开始苏醒和重建。到了七十年代末，在中德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终于精力内充、展翅高飞。
二战后汉学在德国流播的学术分期及代表人物
二战后德国的汉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恢复重建期；1972年中德建交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发展兴盛期；九十年代德国经济的低迷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后为转向期或历史回归期。
1、 恢复重建期（1945——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1945年4月30日，盟军攻克柏林。战败后的德国一片焦土，许多汉学图书馆遭到相当大的毁坏，其中包括法兰克福的中国研究院、莱比锡、哥廷根等大学著名的汉学图书馆。德国境内的大学汉学系只剩下汉堡大学一家还在苦苦支撑，但在战争中也备受摧残。战争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国内的汉学家丧失殆尽：或是受纳粹迫害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在战后又被当成与纳粹合作而受到清洗，战后东西德分裂和对立也使德国汉学研究雪上加霜，再加上12年间的老死和得不到后续补充，使德国汉学研究人员空前匮乏。1960年，德意志研究协会在《东方学状况专题报告》中指出：“西德各大学重新开办的几年以来，（研究工作）一直为战争造成的科研後备人才短缺及大量被破坏的专业和大学图书馆所困扰”。①而且“这种缺乏，不仅单个的学者，而且整个领域和新的学术方法的移徙国外”②，直到1962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1933年前持平。研究人员的匮乏使一些汉学研究活动难以为继，如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于1898年创办的《东方语言学院通讯》，是“惟一具国际水准的德国研究中国专业杂志” ，即因缺乏学术力量而停刊③。
二战以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皆开始恢复和重建，但演进历程却各不相同。
东德和新中国皆于1949年立国，又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两国学术交往相当频繁，中国学者应聘去东德传播汉学，北京大学也接纳了许多东德留学生，如后来成为东德著名汉学家的梅薏华（Eva Mǖller）、费路（Roland Felber）、贾腾（Klaus Kaden）、蒂洛（ThomasThilo）、穆海南（Reiner Mueller）、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等。但到了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进入意识形态冷战期，中国与东德的关系也急转直下，此时整个东德的汉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汉学家放弃了汉学研究，如二战以前就很著名的汉学家魏勒和韦德玛耶。汉学著作此时也不能出版，如梅薏华在北京大学留学时曾将老舍的话剧《茶馆》译成了德文，六十年代回国后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而不准出版，稿本也被捣成纸浆。划分到东德的设有汉学专业的莱比锡大学东方学系，是德国汉学三大学派之一莱比锡学派的发源地，此时该系也被撤销，改为东亚研究所，汉学资料和设备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两德统一后的第四年1993年，才重新设立汉学系，其间汉学教学和研究中断了三十年。据德国学者坎鹏（Thomas Kampen）的统计：从1945年两德分治到1989年两德统一的45年间，东德学者出版的汉学方面著作为240多册,只相当于西德波鸿大学一个专业刊物或一个北威州的汉学出版物数量。④八十年代后,中国和东德关系解冻,汉学教学开始复苏，但随着1989年的两德统一，东德汉学家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们不被西方世界信任,许多人因此找不到工作。
相比之下，联邦德国境内的大学汉学系的战后恢复起伏波动较少，起步也较快：二战结束后第二年，慕尼黑大学恢复了汉学专业，不久又正式恢复中国文化系。紧接着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也分别在1953、1956、1962年恢复了汉学系。60年代中期以后，西德经济开始起飞，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西德又有一批大学新设立了汉学系，如波恩大学（1954）、马堡大学（1957）、科隆大学（1960）海德堡大学（1962）、明斯特大学（1962）、维尔茨堡大学（1965）、鲁尔大学（1965）、和埃尔兰根大学（1967）等。战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和最早恢复的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在1953年培养出战后第一批汉学博士，其中就有葛林（Tilemann Grimm,1922-）、鲍吾刚(Wolfgang-Bauer,1930-1996)和德博（Günther Debon，1921－）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战后德国汉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二战后西德汉学研究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与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当时这批汉学领军人物的号召力与出色的学术活动关系极大。福格伯是德国汉学慕尼黑学派的掌门人，他在慕尼黑大学东亚系主任任上任职多年，积极推动成立学术团体，编辑汉学杂志，开展学术活动，努力将战后德国为数不多的汉学家力量凝聚起来。他还努力打开德国汉学界与英美汉学界交往的大门，使战后德国汉学界摆脱了被孤立的处境，这些都为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恢复创造了学术声誉和做好了人才准备，也使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成为战后德国的又一个汉学研究重镇。福格伯的涉猎面非常广，著述丰厚，出版了24本专著，涉及宋辽金元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史、中国美术史和边疆民族交往史诸多方面。傅吾康是德国汉学三大学派之一汉堡学派的创立者，是德国汉学界泰斗福兰阁之子，夫人胡隽吟又是位南开大学毕业的中国女性，所以傅吾康一生与中国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他从1950年起出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直至1977年退休，一生积极推动中德文化交流，他主张德国所有大学都应设立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甚至说“一个大学没有汉学系，还叫什么大学”！傅吾康的研究重点是明清史，旁及中国近现代史，其代表作《明代史籍汇考》收集了大量中文文献和西文资料，是西方公认的治明史重要著作。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和吉姆分别是这个时段屈指可数的蒙古族和满族文学研究专家，霍夫曼（Alfred Hoffmann,1922-）则是当时德国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之一，霍布理(Alfred Hoffmann,1922-)的宋代诗词研究，洪德豪森（Vinzenz Hundhausen，1878-1955）的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在这个时段也都较为突出。海西希主要贡献是对蒙古文学英雄史诗如《格萨尔王》、《水晶念珠》的研究，使这个几乎没有学者关注的领域开始受到重视，为蒙古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进而为创立传统语文学研究学派奠定了基础。他在这方面论著有：《<水晶念珠>，文学史研究》（1946）、《水晶鉴》（1961）、《蒙古人的英雄传说、下地狱传说和流浪汉故事》（1962）、《蒙古的民间童话》（1963）、《西藏和蒙古的文学界》（1967）、2卷本《蒙古文学史》（1972）等。吉姆（Gimm,Martin 1930-）汉名嵇穆，是著名的满文和古典文学专家。主要论著有：《纳兰性德（1655－1685）的词》（1965）、《段安节的<乐府杂录>》（1966）、《唐代宫廷中民间娱乐艺术的上演节目和机构：第一卷：上演节目》（1966），编有《中国元代戏曲》（1978）。霍夫曼（Alfred Hoffmann,1922-）古典文学方面的论著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和宋词选《春花秋月》。这个时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还有：沃尔弗拉姆·埃伯哈特《17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1948），封·琼·沃克的《红楼梦》评论《一部重要的中国长篇小说》（1958），卫德明的《<天问>浅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