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探析

摘 要: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邓小平在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同时,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江泽民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被代替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发展的潜力,主张与资本主义合作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代领导人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83-08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对资本主义问题都曾经进行过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入探讨和分析他们的资本主义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从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到消灭资本主义,而后又主张搞资本主义,再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消灭资本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地分析,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1925年12月,他在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动摇不定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一认识为后来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650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中的经济纲领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明确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6781944年7月,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郑重声明:“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1]671-672在1945年3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2]275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2]322-323在书面报告中他又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1060在总结报告中他又强调:“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2]384-385在这里,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表明他的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思想,到抗战胜利前后更加全面、具体、成熟。对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十分清楚:在中国,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1060直到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1254-1255

从1948年中共九月会议到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利用和限制。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一方面重申了中共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郑重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5]145可见,他对资本主义在认识上有所倒退。同年10月,就东北局上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意见,他明确强调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6]281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同时,他又强调,决不能让它不受限制,任其自由泛滥,要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4]1431-1432可见,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已经由原来的强调“发展”转向了“利用”和“限制”。

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到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之前的发展、利用、限制转向了消灭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651953年6月,毛泽东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7]82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白:搞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7]198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过快”、“过急”、“过粗”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但是在1956年底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又有所缓和,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8]170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针对“八大”以后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自由市场日趋活跃,一些较大规模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纷纷出现的情况,明确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9]156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正确想法如昙花一现,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阶级斗争被当作主要矛盾重新提出来。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他更进一步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家禽、果树等所谓的“资本主义残余”要收归公社所有,把农村中的小商小贩、家庭副业等“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让资本主义绝种”战役的高潮,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谈“资”色变,可以说,晚年毛泽东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上已完全偏离了原来正确的轨道,步入误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至于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是毛泽东的个人理想主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关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看法,即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马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嗜血性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人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苦,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把资本主义与丑恶、侵略和奴役联系在一起。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更坚定了他消灭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因此,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是他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他在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曾一度出现缓和,这是由于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在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因此,他在不同的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为他的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理想目标而服务的。

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观是在他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其特点是把资本主义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审视,既肯定了其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性,也认识到了其对于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和其固有矛盾的不可克服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同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一样,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形态,在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274,277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33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必然存在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产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11]169所以他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邓小平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最后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智力;必须大胆的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法、先进经营方式。

资金是生产过程和生产力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解决长期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邓小平认为:利用外资,虽然中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收益更大。引进外资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12]138-139邓小平主张通过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智力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引进和利用外国智力的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或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或选派留学人员去国外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11]57“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2]32在邓小平引进和利用外国智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采取的“走出去,引进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留学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针对我国科技水平滞后、管理经验不足的状况,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12]44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提出的“科技也是生产力”的思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他说:“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1]111“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1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