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咨询发展的四个阶段
我国企业文化咨询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
1．企业文化的初期形态
有人说，企业文化是舶来品。其实不尽然，在美国人从日本企业发展中总结提炼出企业文化理论前，许多中国的企业就已自觉地建设企业文化，并很好地发挥其重要作用了。北京同仁堂的“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力，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不就是300多年前同仁堂创始者和他的几代继承人提出来的吗？只不过，那时的企业文化还只不过是用很简练的一句或几句话，算不得文化。
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就代表着一种精神。当时的大庆职工就是凭着这样一股“爱国、创业、求实、献身”精神，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地区、比较困难的条件下，面对国际上的经济封锁，不畏生产和生活上的重重困难，艰苦奋战，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这种精神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却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只不过到了后来，随着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的运用，人们迅速从精神控制的桎梏中觉醒起来，这些“企业文化”也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了。
2．中国企业管理的政治基石
20世纪进入70年代后，世界工业开始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工业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产品推陈出新。然而，此时的国内工业，却正是大病初愈后的调整时期。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
1977年底，为了重整已到了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中央开始对工业产品特别是机械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进行尝试。在一边调查研究的同时，国家又组织了中、日企业之间的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交流活动。就这样，TQM(全面质量管理)从美、日等国引入了中国。机械工业部于1978年9月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从此，TQM首先在机械行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专司TQM推进工作的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于1979年成立，进一步推动了TQM在其他行业的迅速开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而且，“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企业的放权精神，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步骤和措施作了规定。改革措施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所有的企业，都要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产品对路，质量好，消耗低，盈利多，办得好的企业，职工收入可高一些，集体福利事业和获得的奖励可以多一些；相反，产品不对路，质量低，消耗高，不盈利，办得不好的企业，职工收人应该低一些，这样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要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这是新时期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以最高层次命名的企业管理培训班，标志着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1979年全国职工教育和培训人数达1000多万，其中进入各种短期培训班的人数有500多万。同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有关情况之后，紧接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就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逐步地在局部范围内开展起来。
有了强大政策的推动，国有企业一马当先，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时期的国企，阵痛大于喜悦、失落大于自豪。如何顺利完成新旧体制的更替、与国外先进的工业水平接轨，国有企业开始迫不及待地吸收着来自外界的全新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人才等。
1983年1月，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中宣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等7个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动员整个工人阶级，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必需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其他改革中站在最前列，切实保证党的十二大纲领的胜利实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指出，要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彻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他说，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并阐述了8个问题：改革问题的提出；“继续革命”和改革；我们的改革方针；机构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
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二大制订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又通过了新宪法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我们紧接着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精神，这对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必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还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新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三)深入贯彻十二大精神，努力开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四)各级经济部门要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同一年，经中央同意，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创建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当时确定挂靠在国家经委。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各方面的支持下，政研会的网络不断发展壮大，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较好地发挥了对党政领导的参谋助手作用和对基层企业的服务咨询作用，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广大企业的欢迎。
3．企业文化理论正式进入中国
相对于企业文化实践而言，我国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起步是较晚的。直至1984年3月，由中国电子学会ERP专委会学术委员孙耀君先生翻译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出版，这个在80年代初期发轫于美国的管理理论才正式登陆中国。而其一登陆，迅即引起了我国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
企业文化理论进入中国后，很快在国内形成了两大流派——大陆派和港台派。在香港、台湾多采用Hofstede的定量化研究方法。如陈正南、黄文宏的《成功企业之企业文化类型》，徐联恩、赖国茂的《企业文化属性与企业绩效一一权变观点》，占德干、张炳林刊载在“管理世界”的《企业文化构建的实证性研究一对四个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与分析》等。而国内研究者则多青睐于Schein式的“深入”、“参与”、“观察”、“阐释”的临床理论性研究方式，如陈春花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的《企业文化的改造与创新》。
虽然这些文论和观点没有原创性，只是以编著的方式加以推广介绍。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孟凡驰却认为，这一阶段应定位为知识的传播和认知阶段，对日后我国的企业文化理论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