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宗医学的阅读疗法以独立于阅读个体特质的书方为研究对象，以类似临床数据为研究模式，把书方作为一种静止的、机械的结构对象来描述定性，追求可重复的普遍性而无视读者的个性化，忽视读者的阅读兴趣，是一种眼中无“读者”与“阅读”的阅读疗法。现代解释学、弗洛伊德的观点以及孙犁的个案，均不支持这种阅读疗法，而是强调阅读疗效有赖于阅读主体个性化特质对于书方的动态建构性。
[关键词]阅读疗法 认宗医学 现代解释学 弗洛伊德 阅读主体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在《人文主义的泛阅读疗法——<小说药方>评鉴》一文中，笔者提出阅读疗法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将“阅读”应用于医学领域，二是将“疗法”推广到阅读生活。前者重视的是科学主义的实证结果，如果疗效不达预期，阅读本身没有意义；后者看重的是乐而忘忧的阅读体验，如果在阅读中舒缓或消除了病患，抚慰或调适了心绪，修补或健全了人格，阅读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图书馆人本应看重后者，却常常眼盯前者，强调“必须加强图书馆界、医学界、心理卫生界等领域的合作”，倾向于将所谓医学级的阅读疗法视为心向往之的专业化形态。笔者借评鉴《小说药方》一书，标举后一种阅读疗法，名之为“人文主义的泛阅读疗法”，并在心里对认宗医学（即认医学为宗师）的阅读疗法持有保留的想法。本文便是将这保留在心的想法做一梳理。
1 认宗医学的阅读疗法的观念与实践
所谓认宗医学的阅读疗法，即以尊奉和师法医学为阅读疗法的正宗门派，其倾向有三：（1）将“书”视同于医学观念之“药”；（2）将“阅读”视同医学观念之“服药”；（3）渴求类似临床医学的实证数据支持。
将“书”视同于医学观念之“药”的阅读疗法思维，在逻辑上必然将阅读疗法研究倾注于“对症下药”的书目甄选，认为“一般阅读疗法最有技术性的环节是对症开列阅读书单”，“这跟常规治疗中医生开列处方的性质是一样的”，“阅读疗法书目之于阅读疗法的重要性，就如兵器谱之于中国武术，《本草纲目》之于中国医学那么重要”。而且，既然在通常的医学观念里，药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而是少而高效，于是，就像屠呦呦等拯救百万疟疾病患者的关键是经过反复的实验筛选和大量的临床实证数据找到高效价青蒿素一样，我国的阅读疗法也开始向“‘书方’开列的‘—本书主义’”的方向探索。
这就势必将阅读疗法的研究引向类似医学临床数据的研究模式，否则又怎么确定“一本书主义”理念下的那本书就是具有普遍高效价的“青蒿素”呢？顺着这个方向眺望，阅读疗法的现状的确是“终因缺乏实证研究”而“使其在研究的信度上大打折扣，甚至倍受质疑”。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种区分：认宗医学将书视同于医学观念之药的阅读疗法思维与以书喻药的阅读疗法思维是不同的。例如，为王波先生激赏的清代张潮的小品文《书本草》，仿本草药典体例评四书五经诸史诸子等书，是以书喻药的典范。如果说在这种以书喻药的思维中体现了一种阅读疗法思想，那么，它显然无意认宗医学的规范和标准，而是向人生方方面面广泛渗透的人文主义泛阅读疗法。试想，若有人将张潮的《书本草》所说四书五经“无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宽体胖”验之以临床数据，那岂不是恶搞？
阅读疗法一旦倾向将“书”视同于医学观念之“药”，其将“阅读”视同医学观念之“服药”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个人化阅读的行为也就会演变成一种规范化的“服药”。例如，一篇题为《数理统计在评价阅读疗法治疗失眠症的应用》的论文，据作者介绍，这是由医学心理咨询中心提供病例，由图书馆员和心理医师协商推荐书方，将失眠患者随机分为阅读治疗配合安眠药治疗组（干预组）和单纯安眠药物治疗组（对照组），两组患者每晚睡前由医师处方同种短效安眠药，干预组患者每晚睡前阅读推荐图书1小时，然后服药。在这项看起来十分“医学化”的辅助治疗失眠的阅读疗法研究中，无论阅读主体是青年学生，抑或老年教授，或者工人农民，也无论阅读主体对阅读有兴趣，抑或无兴趣，或者有什么样的兴趣，更无论阅读主体有无阅读习惯，或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只要能识文断字，一律每晚睡前阅读推荐图书1小时。连续观察12周，作者将所获一系列临床数据制作成了8幅数理统计表，同时“以量表评估心理健康水平和睡眠质量得到定量数据，借助数理统计分析得出阅读治疗配合早期安眠药物治疗的疗效好于单纯安眠药物治疗”，并认为这个结论“较为客观准确”。
虽然这项研究在有关失眠的阅读疗法上未能给出任何惊喜，但它的确十分契合图书馆阅读疗法研究者的“科学化”想象，如果它不是刻意在书单这一“阅读疗法最有技术性的环节”上含糊其辞的话。
笔者认为，这一失眠阅读疗法研究案例，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它的含糊其辞，即“阅读书目选择与编制主要根据科尔曼、加农、瑞森、王波提出的阅读疗法选书原则”，并未说出在这“选书原则”下筛选出的是何种书。而仅仅根据这所谓的“选书原则”，笔者猜想，即使是“科尔曼、加农、瑞森、王波”，恐怕也是猜不出这项阅读疗法研究究竟“下的是什么药”。
有明确的用“药”时间（睡前阅读），有明确的用“药”剂量（阅读1小时），却没有“最有技术性的环节”——用的是什么“药”（书单），从而使这项充满图表和数据以“客观准确”自傲的研究变得可笑，因为没法验证它的“客观准确”。
其实，即使给出了书单，就阅读主体参与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而言，是可重复验证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仅仅是这项研究的问题，而是认宗医学，尤其是“‘书方’开列的‘一本书主义”’的医学化方向存在问题。
2 立足于现代解释学与弗洛伊德视野的检讨
认宗医学的可重复验证性，就是要获得一种“普遍性”，即无论他是在莎士比亚作品里满眼看到的皆是“矫揉造作”而“感觉极度恶心”的托尔斯泰，还是高度推崇莎士比亚的屠格涅夫，无论他是痴心恋爱林妹妹的贾宝玉，还是绝不会去喜欢林黛玉的焦大，如果得了疟疾，只要规范服用青蒿素，其疗效基本上是相同的。但阅读上，如同读一本《红楼梦》，鲁迅就说过，“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你又如何从这些不同个体的阅读活动中获得其“普遍性”呢？
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倒是开创了一种获得其“普遍性”的方法论，谓之“现象学直观”。按照这种理论，在进入阅读之前，一方面，需将阅读主体心中因时因地因教养差异而导致其心中存有的各种先见加上括号，另一方面，需将阅读对象在历史联系和时代文化中形成的各种背景知识加上括号；如此加上括号之后，阅读主体没有了任何先存之见，成了没有个体特殊性的“纯粹主体”，阅读对象也成了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相关联的“纯粹对象”；而后，以“纯粹主体”去阅读“纯粹对象”，就能够获得“普遍性”了。但胡塞尔的学生、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其巨著《存在与时间》告诉人们，阅读者和阅读对象非但不可能退回到纯粹的主客体，而且，其历史具体性（先存之见，海德格尔也称为“前理解”）的存在恰恰是阅读理解得以可能的根基。从海格德尔的这个根基论出发，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创立了现代解释学。现代解释学的观念认为：读物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理解，是在与读者先存之见境遇化的对话中确立的，因此，读物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意义，它随读者的变化而不断生成新意，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此意义上，要得出一个普遍性的本质性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以现代解释学为基石兴起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等进一步从主体感受、文本结构以及语言特性等多方面深入拓展和细化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观念。例如，接受美学的理论代表之一伊瑟尔（Wolfgang Iser）认为，文本结构充满了不确定性与空白，阅读过程就是读者依据自己的经验、趣味、素养、观念，以及价值立场等因素，通过各自的想象填补不确定性和空白的过程，由于填补方式和所填补内容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所领悟和把握到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意义上，阅读过程是一个“文本”（一组符号序列）被不同的读者“具体化”为各种各样的“作品”的过程。这个过程势必导致阅读疗法之“‘书方’开列的‘一本书主义”’理想在众多读者的阅读实践中演变成无数个“作品”的局面。
如果说，现代解释学及其相关理论构成现代阅读理论的解读论，那么，这解读论表明，阅读疗法作为一种阅读活动，其认宗医学的可重复验证观念难以获得其理论的支持。
1915-1916年，精神分析学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首次给医生和学生讲授精神分析课程。在这门课程的绪论部分，弗洛伊德特别强调，听众在进入精神分析学时，必须首先摒弃自己由医学研习和医学训练所形成的观念，无论是与解剖学、化学还是生理学相关联的观念，必须全部摒弃，代之以纯粹的心理治疗的观念。也就是说，虽然同属“治疗”，生理与心理在认知、理解、研究的模式上是极不相同的，必须区分开来。弗洛伊德不仅在其绪论中说，由通常的医学观念看来，精神分析学是缺乏实证支撑的，因而备受质疑；而且在最后一讲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说精神分析治疗虽然在适当的情境下所获疗效不亚于其他方面医学治疗上最辉煌的成绩，并且这些成绩不是其他医术能够奏效的，但其失败的例子仍然不少，在这里，无论是统计其成功案例，或是失败数据，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仅通过谈话就能治病”的做法，实在是受制于交谈双方的个体性因素太多。这种个体性因素不应该用统计数据抹平和掩盖，而是应予以高度的关注，因此更有益的做法应该是充分地分析、认知其个体特殊性因素与疗效的关系。
重视治疗中个体特殊性因素与疗效的关系与重视阅读中个体特殊性因素与文本意义的关系所存在的对应性，令弗洛伊德20世纪初的上述思想看起来与20世纪中叶诞生的现代解释学不谋而合，这是耐人寻味的。精神分析学以语言作用于患者精神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效果，正如阅读疗法是一种以书为媒的人际交流效果，它们在原理上应该为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人际交流理论所统摄；而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在以语言作用于患者精神的治疗原理上，则又可统摄阅读疗法。
因此，笔者从现代解释学与弗洛伊德的上述思想的视角加以检讨，对认宗与仿效医学的阅读疗法，不得不投以质疑的眼光。
3 孙犁个案的启示
为与《数理统计在评价阅读疗法治疗失眠症的应用》一文对比，笔者在此讲述另一个阅读疗法案例。
20世纪50年代，作家孙犁被医生诊断为“严重神经衰弱”，其实是抑郁症（一种社会境遇性的个体情感号情绪障碍导致的生理反应）。这一病症自1946年由土改在孙犁心里引起焦虑而初见端倪，1955年5月诗人鲁藜受“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牵连于会议现场被捕，曾在会上为鲁藜辩解的孙犁大受刺激，抑郁症急剧加重，以致1956年的一天中午晕倒，跌在书橱的把手上，左面颊碰破，流血不止，送到医院缝了5针。这使他中断创作，历时3年先后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小汤山疗养院、青岛疗养院以及太湖干部疗养院治疗和疗养。其病情在后期的疗养中虽有所好转，但从政治批判运动愈演愈烈的形势看，孙犁的病于起伏之中延续和加重，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然而，这期间，他开始收集古书阅读，并日渐痴迷其中。“从《旧唐书》《史记》《前汉书卷》《后汉书卷》《东坡先生年谱》《清代文字狱档》《庄子》《韩非子》《典论》《文赋》《三国志》《颜氏家训》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广记》《饮冰室文集》《世说新语》等经史子集多种。据孙犁在‘文革’之后的统计，有一千余种，三千多册。”他对每一本书都记下了与之相遇的情景、阅读时的心境和评价。如此数十年不间断地沉迷于古书的搜集和阅读中，一方面，使外界的政治批判运动被古书的世界一定程度地疏离，在消极意义上改善了社会境遇对其病症的刺激；另一方面，由阅读古书带来的阔大的历史视野，以及与古代先贤心灵交流获得的精神滋养，更在积极意义上重塑了孙犁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气质，使他由一位敏感、胆怯的作家成长为独立、清醒的现代知识分子，从而不仅彻底治愈了抑郁症，还迎来了晚年文学创作的高潮期，撰写了由《晚华集》到《曲终集》等10部散文集，成就为新时期一代散文大家。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体患病，既可能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生物遗传因素所致，也可能是社会因素所致。即使是前者致病，其病况也会影响心理，形成生理与心理的循环影响关系，使心理调理成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如果是后者致病，从社会境遇到生理病症之间，心理更是一个发挥着关键作用的中间环节，这就会使心理调理成为极其重要的治疗手段。心理调理通过主体间的交流来实现，交流的最基本媒介是语言，它可以表现为面对面的交谈（精神分析-心理咨询），也可以表现为阅读。在孙犁的这个案例中，阅读的效果大约是其他治疗方式无法取代的；但这与其说是这些古书具有根治抑郁症的功效，不如说是孙犁对之的痴迷才使其具有了这样的疗效。这或可以说，孙犁的案例表明，阅读疗法成败的最关键因素是患者个性化的阅读兴趣。对患疟疾的人，无论他是喜欢服用，还是被强制灌进胃里，其定时定量的青蒿素在身体里发挥的作用是基本一致的；但阅读疗法显然不是这样，正如余秋雨在一次演讲中说的，再好的书，大家公认的书，你可能看不下去，而硬往下看，结果是强扭的瓜不甜，就像恋爱一样，你不爱的对象，无论在别人看来他条件有多好，你就是没有感觉。
认宗医学的阅读疗法，“‘书方’开列的‘一本书主义’”的方向，是以独立于阅读主体的书目为研究对象，以类似临床数据为研究模式，把书方作为一种死的、静止的、机械的结构对象来描述定性，追求可重复的普遍性而无视阅读主体的个性化，忽视阅读兴趣，可以说是眼中无“读者”与“阅读”的阅读疗法。而笔者认为，阅读只有着眼于特定主体，才是最根本的；至于读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倒是可以因人而异。例如，当你牙痛的时候，当你需要镇定自己激愤情绪的时候，随便一本什么书（前提是“你这个人”所喜欢的，是“你这个人”能够读进去的），一旦你读进去了，忘却自我地投入到书的世界，就能够有效地使自己从痛苦的生理处境、从激愤的情绪处境中抽离出来，而与书的世界共在，这就是疗效的显现。当然，这并不是说书方的选择完全无关紧要，而是强调阅读主体的主导性，阅读疗效有赖于阅读主体的个性化特质之于书方的动态建构性。至于是“一本书主义”，还是“一批书主义”好呢，那应该是因病症而异，因阅读主体的具体情况而异；一些情况下，可能一本书就好，另外一些情况下，则需要“积土成山”，才能“风雨兴焉”，必须“积水成渊”，方可“蛟龙生焉”。
[收稿日期：2016-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