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摘 要：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关键词：华商纱厂联合会；近代华商棉纺织企业；民初关税会议
中图分类号：F129；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2-0065-12
作者简介：樊卫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200020)
辛亥革命后，国人的群体团队意识渐兴，在纷繁变革之际，各种民间结社应缘而起。1917－1918年间，成立于上海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以下简称纱联会)是民初实业界一极重要的新兴经济群体。“纱联会”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华商棉纺织业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成立有个过程，其缘起、草创到同业组织正式成立约有13个月之久；其非因袭自发而起的历史因缘与民初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市场变迁密切相关。本文以上海档案馆所藏的“纱联会”《议事录》原始档案为基本资料，考察“纱联会”成立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蕴涵着的民间经济组织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选择。
一
从上海档案馆所藏的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议事录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初次会议，缘于申新纱厂业主荣宗敬等人的一份发向诸民族资本纱厂的公开信。信的档案原文抄录如下：
祝兰舫、荣宗敬、刘澍生(刘柏森)先生致各纱厂函：敬启者，政府为加入协约国修正关税，改为裁厘加税一节。此事极为有益，惟闻日本国有交换条件三种，一棉花二羊毛三钢铁出口免税。查棉花出口免税关系中国纱厂甚鉅，弟等拟发起一华商纱厂联合会，借上海商务总会内为事务所，研究花纱税事，特订期于阳历三月十五号下午四点钟上海商务总会会所内集议，届时务请贵厂派代表早临，勿迟。是荷此颂财祉。
申新荣宗敬、顺昌源祝兰舫、苏纶刘柏森同启
(附记发信各厂：大生、三新、同昌、振新、和丰、鼎新、恒昌源、振华、裕沅、鸿宇、广勤、利用、申新、通久沅、恒丰、裕通、裕泰、业勤、济泰、德大、通惠公、厚生、苏纶)。
此信函没有具体时间，但函中约定在1917年3月15日下午开会集议，故可判断此函必定在初次会议之前，实际上为初次会议的发起函。此信的发向对象以上海为主，也包括苏州、无锡、宁波等外地民族资本纱厂。从信的内容看，祝兰舫、荣宗敬、刘澍生(刘柏森)等三人建议纱厂业主集议的主要原因，是闻知政府修正关税受到日本之压力，涉及棉花出口免税问题；此关系纱厂甚巨，急需行业集体商议应对之策。
1917年3月15日下午4点在上海商务总会会所内召开纱厂业主初次会议。
到会署名：恒昌纱厂代表祝兰舫(祝大椿)、张秋园，广勤纱厂代表杨翰西、戴笙甫，裕通纱厂代表朱斗文、宋玉书，振新纱厂代表施子卿、倪壬治，杭州鼎新纱厂代表张松筠，太仓济泰纱厂代表于禹九，宁波和丰纱厂代表屠燮相，上海厚生纱厂代表穆藕初，苏州苏伦纱厂通记代表刘澍森，上海恒丰纺织新局代表聂其杰，上海振华纱厂代表薛文泰，上海德大纱厂代表穆杼斋，上海申新代表荣宗敬，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代表王晓籁，上海同昌纱厂代表杨寿彬，湖北武昌纱布局楚兴公司代表徐荣廷、陈品珊。与会共22人，代表15家华商纱厂。
会议议决的主要内容：一、公推祝兰舫先生为临时议长，二、公议定名为华商纱厂联合会，三、公举代表进京商议维持办法，拟举代表张季直先生、刘厚生先生、穆杼斋先生、聂官臣先生、周实之先生、潘馨航先生、杨翰西先生、戴笙甫先生。俟函请本人同意后即行，进京惟代表至少须有五人。四、议事处暂设如意里三衡宝兴长号内，集议时间定下午每日二钟(时)至三钟(时)。五、议记凡未到会及未经通告至全国各纱厂，应即具函通知请求同意。六、议由刘柏森、穆杼斋、戴笙甫三先生拟定电稿送各纱厂签字即电政府。七、议代表进京费用及会费，议定以各纱厂锭数之多少为分摊标准。
初次会议围绕进京请愿问题作了一些决议，并起草了电文：致北京电稿抄列如下：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各部总长(税务处，文字不清)临时国际评议会钧鉴，政府为修正关税与各国商议加增关税……(文字不清)专有交换条件，要求棉花出口棉纱进口施行免税。此乃全国生死问题，亦国家命脉关系。查各国税则生贷出口不能免税，熟贷进口应予重征，此为保护国民生计之公例。果如报纸所载，我国纺织业立有停闭之虞。兹又全国华商纱厂代表在申集议数次，先举代表聂其炜、刘垣、穆湘瑶、杨寿楣君等入都向政府详呈花纱免税利害，吁恳政府熟思审处，严行拒绝并恳关于花纱进出口税厘事，得准代表参与其议，以重实业而固国本。无任迫切待命之至。——华商纱厂联合会恒丰坊之信局代表聂琦杰，德大纱厂代表穆湘瑶，广勤纱厂代表杨寿楣、戴钧，苏伦通记纱厂代表刘澍森，恒昌源纱厂代表祝大椿、张乃镕，裕彤纱厂代表朱荣光、宋肇熊，申新纱厂代表荣宗敬，振新纱厂代表施肇英、倪炤，厚生纱厂代表穆湘钥，和丰纱厂代表屠传芳，振华纱厂代表薛文泰，济裕纱厂代表于名恒，鼎新纱厂代表张榷翊，鸿裕纱厂代表郑培之，裕泰纱厂代表洪明度，通惠公纱厂代表王孝斋，同昌纱厂代表何生云谨叩。
上书北京政府，吁恳政府在修订关税时，拒绝日本关于棉花出口和棉纱进口免税之无理要求，并请求派代表参与其事，可以说是筹办纱厂联合会的直接原因。
日本棉纺织品大量销售于中国市场，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后。“欧战起后，英国制品来源减少。日货乘机活跃，由一九一三年之55377000海关两，一跃而至一九一八年之90447000两，计增63％；其所占百分数，亦由30％进而至56％，压倒英国，而居我国进口棉织品的首位。”“日本棉业唯一之野心，厥在占领中国市场而垄断之。”此时虽然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尚在蓬勃发展，但日本棉纺织业的威胁日益迫近。按以往条约规定，中国纱厂若用外棉，每担须纳进口关税银六钱，假定外棉每3．45担可纺一包，则中国纱厂每纺纱一包须在原料上负担2．07关两。而日本方面，对于棉花进口和棉纱出口则完全免税。2．07关两成为中国纱厂较日本纱厂多负之原料成本。在棉纱进口上，外纱虽有子口税，但实际上外纱大都行销于口岸，其2．5％子口税差额几乎不存在。而华纱因品质不高，大都运销内地城乡，则要承担苛杂之厘金，华纱的运销成本亦高于外纱。尽管如此，棉花出口和棉纱进口尚有一定之关税，而此番日本竟然提出中国棉花出口免税和棉纱进口免税；其事关花纱贸易主权，与民族棉纺织具直接利害关系。关税之不合理且听命于外人向为实业界所抨击。穆藕初当时发文日：“此种不平等之税法，不但我中国人民力求铲除，度保障世界和平之各友邦，亦必乐于铲除，以求全世界各国自由之发展。铲除之法奈何?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