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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上午9点多,当77岁的王永志匆匆赶到北京301医院时,98岁的钱学森已经停止了呼吸。“一想到他再也不能给我面授机宜了,再也不能和我交谈了,心中便充满了悲伤。”王永志悲痛地说。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眼光高远、诲人不倦的导师。在航天科技事业岗位上,当年在他辛勤培养和真诚关怀下的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如今早已成为航天科技事业的栋梁之材。王永志跟着钱老从中国的导弹、运载火箭干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他饱含深情地说:“恩师永在我心中。”
王永志逆向思维初露头角,钱学森慧眼识金大力支持
1961年,王永志从苏联留学归国,时值中国的火箭航天事业刚刚上马,他被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受到首任院长钱学森的亲自指导。从我国最初自行设计的近程火箭起步,他开始了走向太空之路。25年后,王永志成为该院第6任院长。
钱学森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还是经常挤出时间在小礼堂给大家开讲座、作报告。王永志说:“钱老眼界高远,知识面宽,每次聆听我们都受益匪浅。”而让钱学森牢牢记住了王永志的,还是因为王永志的逆向思维初露头角。
那是1964年6月底,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任务。当时戈壁滩骄阳似火,天气特别炎热。试验发射时,导弹射程不够,打不到落点。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运载火箭肚子里多添加点推进剂,无奈火箭的燃料贮箱容量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起来说:“戈壁滩天气炎热,对推进剂密度有影响。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这个年轻的新面孔上。只见提出这一见解的是在场人中军衔级别最低的——中尉。几乎所有专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于是没有人理睬这个年轻人的建议。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眼看导弹不能及时发射,情急之下,他想起了坐阵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大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是发射场里的最高技术负责人,是技术权威。于是,年轻气盛的王永志鼓起勇气敲响了钱学森的房门。
钱学森看着突然站在面前的年轻人,很客气地请他坐下,让他慢慢说。王永志汇报了自己对火箭加注燃料的分析,并提出了计算结果,认为从箭体里泄出600公斤酒精推进剂,可以使导弹达到预定射程。钱学森听得很认真,并不时提出问题。在听了王永志充满自信的分析后,钱学森脸上露出了笑容:“行!我看这个办法好。”
钱学森随即派人把火箭总设计师请来。他指着王永志对火箭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说的办!”
王永志没想到令他崇拜的科学大师竟能如此果断拍板支持自己的意见,内心非常激动。但他非常清楚,方案被采纳并不等于发射成功,必须要经过火箭飞行试验的检验,因此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钱学森对王永志的方案之所以敢果断拍板,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钱学森曾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接着连打三发火箭,发发命中目标。
当时,钱学森站在发射场激动地说:如果说过去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正是因为这次发射中的这个特殊事件,使千里马遇上了伯乐,钱老的推荐,使王永志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法,也记住了王永志这个年轻人。从此,钱学森对王永志有了更多的关心和培养。
钱学森放手用新人: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
上世纪60年代末,珍宝岛事件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叶剑英元帅说,没有战略火箭,毛主席睡不好觉。于是,中国集中精兵强将加快研制远程火箭,王永志也被选调到这支研制队伍中,并晋升为远程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协助总设计师屠守锷工作。期间,他参加了总体参数的确定,性能的分析计算,箭上各分系统的技术协调和参数的匹配,并拟制了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方案。为适应珍宝岛事件后的战备急需,在经过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王永志提出了优化的试验方案,不仅赢得了时间,还节约了大量的经费。当时的国防科委对此方案讨论到深夜两点多,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决定采用。
王永志一直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工作,这些老科学家们以他们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对年轻一代进行了无私的传帮带。他们所做的一切,对王永志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钱学森,早在王永志的学生时代,钱学森就是他崇拜的偶像,参加工作以后又恰恰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和指导,钱学森的言传身教使王永志受益良多。王永志说:“刚参加工作的十几年里,组织安排我参加了我国中近程、中程和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我有幸在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老一辈著名专家的领导和悉心指导下工作,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渊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对国防建设事业认真负责、敢于较真的科学态度,尤其是他们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实践的锻炼,让我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从总体设计组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主任直到担任洲际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我逐步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骨干。”
1971年,王永志担任火箭首飞试验发射阵地技术负责人。首飞试验获得成功后,他主持这种火箭改型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为我国日后发射返回式卫星做好了准备。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科学技术沐浴着阳光雨露蓬勃发展。这一年王永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也在这一年,中国的航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二代战略火箭。一天,钱学森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的领导来到火箭技术研究院视察,听完王永志的汇报,钱学森的脸上露出笑容,幽默地说: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继往开来,不负众望。当了多年的总师,他的目光始终盯着世界最高水平,奋力向世界最新技术冲击,以实现技术上更新换代的要求。
可靠性,对火箭的研制极其重要。又要采用新技术,又要安全可靠,谈何容易!王永志首先从设计抓起,亲自撰写了《设计守则》,并在《设计是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一文中指出:设计决定产品的固有质量,所以首先要从设计质量抓起。并首次把“可靠性指标”列入战术技术指标之中,把可靠性和突防能力提高到极其重要的位置。
当时,设计人员自由选择元器件生产厂,因此产品质量难以控制。王永志决心从第二代战略火箭开始杜绝这种现象。他一下子从社会上请来了40多个厂家的代表,当面协商,当面敲定,择优录用。他还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在质量控制,标准化要求等方面,规定了一整套的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的组织管理办法。同时把经济观念引入型号研制之中,最先实践了型号研制经费包干制。
过去,研究院对“钱”的概念比较淡薄,因为实报实销,人们往往不大注意精打细算,感觉不到经济的“危机”。王永志走马上任以后,确立了用性能价格比的眼光,调整型号的管理方式,一切型号的研制都纳入预算、概算,按项目规定经费。在型号发展上,他力主并率先实践了“基本型、系列化”的研制思想。
在各级领导和老专家们的支持下,王永志挂帅第二代战略火箭,在技术、管理、思维方式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
正是钱老的超前眼光和放手使用新人,保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
1984年,为适应国家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航天部提出了转轨变型的要求。然而,当时我们的火箭面对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需求运载能力“太小”,我们的导弹面对和平建设时期局部常规战争的要求又“太大”。鉴于此,王永志带领火箭研究院开始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他亲自担任研制总设计师。最终研制出技术先进的新型火箭,首次发射便获得成功。
为使中国火箭在世界火箭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王永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长征”系列火箭的家族中陆续增添了许多新成员,“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就是其中之一。
1988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批准大推力捆绑火箭上马。而这时离美国卫星公司要求的期限仅剩短短的18个月。合同上白纸黑字地写着:1990年6月30日前,捆绑火箭必须竖立在发射平台上。否则,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金。他就是这样当上了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总指挥。
研制这种新型大推力捆绑火箭,是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使火箭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将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航天市场。
1990年7月16日,中国的大推力捆绑火箭不负众望从西昌发射场飞上云霄,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几乎翻了两翻。因为“长征二号捆绑”火箭运载能力的提高,不仅为发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为成功研制捆绑火箭做出了突出贡献,王永志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让中国的航天员飞上太空,是王永志对恩师最好的回报
1992年11月,60岁的王永志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这一年也是王永志生命中的丰收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一顶顶耀眼的桂冠戴到头上,是光荣也是责任。然而,最让王永志感到振奋的是,花甲之年他调入了国防科工委,又一次穿上了军装。他挑起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任,他将要带领航天大军去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
这时,钱老专门给王永志写信,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王永志说,每次神舟飞船发射前,钱老总要向他询问准备得怎样了;每次发射成功后,王永志也总要在第一时间把喜讯报告给自己的老师。
1999年12月钱学森88岁寿辰时,刚好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成功不久,王永志给恩师精心准备了一个神舟飞船的模型和一张生日贺卡作为礼物,前去看望钱老。后来,他再到钱老家中时,发现神舟飞船的模型就摆放在钱老的书架上,钱老只要一睁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凝聚了全体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的“神舟飞船”。钱老的夫人蒋英教授说,钱老把飞船模型摆在这里就是为了天天看。在众多的礼物中,钱老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飞船”。
让晚年的钱学森感到欣慰的是,如今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把中国航天员成功地送上了太空。
中国的神舟飞船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后,总装备部领导去看望钱学森。钱老兴致勃勃地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没有看错人。他年轻时就露出头角,大胆进行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钱老的独具慧眼,王永志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一次又一次为中国航天建功立业。2004年,王永志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王永志被授予“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的荣誉称号。
看到王永志被授予荣誉称号的报道,钱学森写来贺信:
王永志同志:
您好!
这几天真是喜报频传。刚刚写信祝贺您成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又见中央军委授予您“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的报道。我认为您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贡献卓著,受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我要对您再致祝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2005年3月7日
收到恩师的贺信,王永志马上回信:
敬爱的钱老和蒋老师:
得知二位老人家近来身体健康状况挺好,很是宽慰,还望继续多加保重!
收到钱老的两封来信,使我受到极大鼓励。钱老从我年轻时起直到现在,一直关心着我,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及时地给予肯定和鼓励,让我非常感动。
要说工作成绩,在您面前那我就算不了什么了。要说学习,钱老,您才是我的,也是我们的永远永远的学习榜样……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老从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到中国“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论证,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了大量的开创和准备工作,他为中国航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使年事高了,不能再亲临第一线了,但他依然对祖国的航天事业饱含深情,充满热爱。最让钱学森高兴的是,中国航天后继有人,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他亲眼看到了当年他带领科技人员制定的宏伟蓝图,今天都变成了现实。钱老90多岁高龄以后,还在经常思考人才培养问题。每年中央领导去看望他时,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尤其是科技领军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