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戊戌“兴女学”运动是中国近代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开端，因为：(一)它首次系统驳斥了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两大依据——男智女愚天生论和“女子无才便是德”，为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打破了精神桎梏和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它提出并部分实践了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方面的性别公平。
关键词：戊戌“兴女学”；教育性别公平；开端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5-0104-04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发现，大部分文化都是对两性进行性别歧视教育(本文指广义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在教育起点上，对两性进行不同形式或层次的教育。即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而对女子一般只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即使进行学校教育(主要在西方)，也多限于初等或中等教育。二、在教育过程中，对两性传授不同的内容。即对男子进行全面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对女子则只进行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妇德和家政教育。三、在教育的结果上，将两性塑造成刻板的不同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的家庭角色。
世界上实施性别歧视教育的文化，其依据主要为两条：男优女劣天生论和才智有损女德论。男优女劣天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比男性智力和素质低，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此论在中国表现为男智女愚天生论。才智有损女德论则认为女性受了教育有才识就容易学坏，无学识方能保持道德的纯洁高尚；此论在中国表现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随着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1895，1898年中国的戊戌维新派掀起了一场以“兴女学”和反缠足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妇女运动。在“兴女学”运动中，维新派喊出了“教化阴阳罔偏废”的振聋发聩的口号，与玛丽一样对性别歧视教育依据的中国版本进行了有力的解构，提出并部分实践了教育三阶段的性别公平，从此拉开了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开始了与世界教育性别公平潮流的首次接轨。
一、首次系统驳斥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两大依据，为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解除了精神桎梏和奠定了理论基础
男优女劣天生论和才智有损女德论使得两性将性别歧视教育视为宿命和美德而不思改变，是实现教育性别公平的两大思想障碍。尤其是男优女劣天生论宣扬一种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即认为两性的社会不平等是由两性的生物差异这个本质所决定，对两性的束缚最大。性别本质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才受到了女性主义者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的致命冲击，该理论认为：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它是与生俱来、恒定不变的；社会性别则是指主要由社会文化后天建构成的两性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如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优女劣、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它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生理性别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性别，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和应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故男女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主要由社会文化后天所塑成，而非由生物差异这种本质所先天决定，亦可以通过人们对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也即两性的命运主要由自己而非生理决定。性别本质主义宣扬男女不平等是由生物差异决定，旨在将这种不平等描述成先天的宿命，要女性放弃自我。社会性别理论批判了性别本质主义的宿命论错误，为两性尤其是女性解除了最大的精神桎梏。，
如前所述，玛丽最早对性别歧视教育的两大依据尤其是男优女劣天生论进行了批判。英雄所见略同，中国的戊戌“兴女学”运动一开始也将锋芒直指两大依据的中国翻版，其批判重点也是本质主义的“男智女愚天生论”，指出男女形质虽异，但智力相近，造成中国男智女愚素质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两性先天的生理差异，而是社会文化后天的性别歧视教育，故可以通过改变教育来改变。
如严复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女性的素质普遍低于男性的原因并非天生女不如男，而是男权制对妇女的长期人为压制：“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使得女性“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
梁启超在其著名的《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中则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及历史事实来多方位驳斥，比玛丽的批判更科学、更有力度。他首先以西方心理学的成就说明，男性擅于逻辑思维，而女性长于应用学科；但这只是男女智力的发展领域不同，两性智力的总体并无高下：“西人格致家之言日，言算学格致等虚理，妇人恒不如男子，由此等虚理而施诸实事，以成为医学、制造等专门之业，则男子恒不如妇人。然则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轾。”针对历代男性有建树者远多于女性，因而女子教育无必要的观点，他又用生物学原理说明，凡直立行走者智力都不相上下；出现愚智差异在于是否得到后天教育的开发：“吾又闻生学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负气之物，倒生者最愚，横生者次愚。若夫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开与不开耳。”他还举出中外许多女子因受到教育而成就不让须眉的历史事实，证明女子并非天生不可造就：“西史所载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候失勒约翰之姑，其学业成就，视男子未或让。而吾中国之女子，游学异国，成学而归者，若吾向者所闻康爱德氏，石美玉氏，虽西域耆宿，犹歆誉之。然则妇人岂生而不能学耶?”几千年来男性从不认为发展女子教育是治国的必需，女性也没有努力做出成效来展现自己，这并非女性天生无才，而是社会文化的压制所造成：“数千年来之男子，无或以妇学为治天下所当有事，而数千年之妇人，益无有奋然自张其军，以提倡其同类者也。非不才也，压力使然也。”女性几千年来在学术上少有建树，是因为没有受到教导：“彼妇人之数千年，莫或以学名也，未有以导之也。”
受维新派的启迪，当时的先进女性也对“男智女愚天生论”这种本质主义的宿命论幡然醒悟，口诛笔伐。如康有为之女康同薇以前也认为男智女愚先天命定，人们主观上无力改变，现在则意识到大谬不然：“同薇居常想念，以为天之生斯民也，既有男女之分，即有智愚之别，虽有巧妇，不及拙夫，虽有贤姬，不如莽汉，天所兴废，人无能为。及今思之，乃知有大谬不然者。”她指出欧美、日本重视女子教育，故女性能同男子一样学有所成：“其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幼学处所，男女并同，及其长也，别为女学以教之……故美、法之女，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
者，类皆与男无异。”所以，人的文明或野蛮主要是后天教育决定的：“学也者，固文教野蛮之所攸分也。”[3]
对“男智女愚天生论”的批判是戊戌“兴女学”运动的最大亮点，显示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斗争一开始就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因为对性别本质主义批判的力度是衡量妇女运动水平的重要标准。这一批判使得中国先进女性开始挣脱最大的精神桎梏——宿命论的束缚，树立了以教育实现自我的信心。张蕴华当时就意气风发地赋诗宣告，只要对男女两性进行公平的教育，女子在学习上决不甘落后于男子：“教化阴阳罔偏废，蛾眉愿不让须眉。”
对于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另一依据：“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维新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女性只有通过正规教育增长才识，才能具备和提升道德能力。 如梁启超谴责“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誓言也”，“实祸天下之道也”。因为按此逻辑，穷乡僻壤的文盲村妇应该最具美德，但事实是她们并不因此就自然比常人更贤淑，反而比官宦读书人家的妇人更喜互斗口舌；这是因为妇女未受教育，胸怀狭窄，故将终身精力耗费在计较家庭琐事上：“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故其丑习，不学而皆能，不约而尽同也。”只有广博其见闻，才能使其转向关怀人类，不再纠缠家庭琐事：“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而学校教育既可以拓展其心胸，又可以培养其谋生技能，对妇德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未见其于妇德之能为害也。
康同薇则指出，不对女子进行教育，而一味消极防范，女性是不可能自然具备高尚道德的：“夫女学不讲，而几以防盗之法防之，日望天下之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使家庭雍睦，间里熙攘，仁义之风播于国，敦厚之化遍于都，人人皆修其身，齐其家，以致平治，不亦难乎?”治国平天下先要齐家，所以要想改变社会道德和风气，首先应抓女子教育：“语云：‘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盖福之兴莫不本于家室，道之衰莫不始于内……今而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
戊戌妇女运动对男智女愚天生论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批判，动摇了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国先进女性开始摆脱本质主义宿命论和无才为德的束缚，为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进行了精神突围和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提出并部分实践了教育三阶段的性别公平，使中国教育开始与世界教育性别公平潮流接轨
1.在教育起点上：力争女性入学和进入其他教育系统的机会与男性均等
教育起点的性别公平首先是指让两性入学机会均等，同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戊戌“兴女学”运动的重点就是抨击教男不教女的传统教育观念，积极筹建女子学校。
梁启超是维新男士中对女性最具人文关怀、鼓吹“兴女学”最积极者。他谴责中国男权社会教男不教女是“守扶阳抑阴之旧习，昧育才善种之远图也”。为了纠正此弊，他和其他维新派积极筹建女子学堂。虽然明知一个女学堂对改变传统性别歧视教育是杯水车薪，但为了扭转数千年的陋习和解救中国二亿女子，他决心迎难而进：“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堙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三千年之颓风，拯二百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乌可以已。”
康同薇因为得到父亲支持，向阳花木早逢春，从小就不缠足和受到新式教育。她呼吁在全国乡村、县城和都会城市建立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的女子教育体系，使全国女子获得学校教育权，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开发：“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才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
当时争取教育起点的性别公平最大胆、最有力度者是一位卢翠女士。她已不满足于人学机会均等，趁维新时期光绪帝鼓励军民上书言事之机，上书提了数条建议，力争让女性进入其他教育系统：第一、要求设立由贵妇和知识女性组成的国家机构——“贵妇院”，研究以女子教育为主的各种妇女事宜和政策：“请皇太后、皇后，如西国设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会集京师，并远聘各国女士，同入斯院，讨论女学”；并要求任命女性为女子教育大臣，到各省推广女子教育：“请皇上命贵妇院，公举十二人，为女学部大臣，分任各省，广开女教”。这是试图让女性也进人国家教育权力机构，直接参与制订妇女政策和掌握教育权力。第二、要求开设女子科举考试：“请皇上举女特科，定女科甲”，意在建立女性人才选拔机制，使女性人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进入仕途和主流社会的机会。第三、建议由皇后带头出国游历，建立贵族女性出国留学制度：“请皇后游历地球一周，期以三年，并召选宗室之女，聪明秀美者，咨送外洋游学。”可见她希望让女子像男性一样走向世界，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文化。
1898年6月1日，戊戌“兴女学”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中国女学会书塾(又称中国女学堂或经正女学)在上海正式开学。《时务报》、《申报》、《万国公报》等中外报纸竞相报道宣传，女学堂一时“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签负笈而来”。此后，“风气大开，一时之闻风兴起者，如苏州、淞江、广东及南洋、新加坡等处，皆陆续设立女学堂”。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破冰之举，开了中国人自己对女子进行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也标志着中国教育开始融入世界教育性别公平的大潮。
2.在教育过程中：强调对女性的教育内容与男性相同
在争取教育过程的性别公平方面，维新派谴责传统性别歧视教育在内容方面只教，女性遵从妇德、取悦男性和操持家务，使其无法获得经济、思想独立和多元发展；主张对女性除了进行传统的妇德与家政教育外，还要注重进行与男性同样的全面系统的文化基础和专业技术教育。
梁启超就精辟地指出，传统性别歧视教育不教女子讲求学问，只训练其操持家务，“去圣弥远，古义浸坠，勿道学问，惟议酒食”，这是有意使男性聪明而使女性愚昧，亲近男性而疏远女性：“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伦之爱，戚子而膜女。”不仅如此，还引导女性极力追求缠足等摧残身体的畸态修饰，使其成为取悦男性的玩物，不知道也不能去追求学问：“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当时主张学习西方者都认为，西方的造船、制炮、修路、开矿等技术皆非女子所擅长，所以对女子进行技术教育不积极，梁启超则认为，只要对女性进行与男性同样内容的教育，女性同样可以胜任各种专业技术工作，成为有用之才：“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亦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才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