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特朗普不信亚当·斯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称，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行为未能让中国市场更加开放、更以市场为导向，中国离市场经济越走越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其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希特莱泽表示，唐纳德·特朗普已批准对进口大型家用洗衣机及进口太阳能电池与电池板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建议。一场发生在两个巨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似乎开始了。
　　的确，就像美国政府表述的那样，中国，特别是中国内地，在加入WTO后获得了巨大的好处。2001年中国的GDP总额只有2017年的近1/8，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在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低速的情况下取得的。经过通货膨胀调整，GDP的真实增长率大概在5.5倍。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驱动据说来自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曾经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接近4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由于外贸和投资的出超，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从2011年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3万亿美元—其实在最多的时候曾经接近4万亿美元。这些美元的投资虽然也是问题，但是也的确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安全并蓄积了大量的国民财富。
　　或许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化和加入WTO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前十几年经济增长马力最大的引擎。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加入WTO这件事给美國也带来了相应的好处。绝大多数美国人从中国公司出口的产品中挑到了又便宜又有价值的商品。很多人认为中国成本更低的制造业抢了美国本土工人的饭碗，但传统制造业的萎缩也给美国信息经济部门提供了劳动力。新的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更多地进入新经济行业，让美国产生了苹果、Facebook这样伟大的公司。
　　三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就论述了类似中美两个经济体通过贸易互惠的基本原理。在斯密看来，政府，也就是市场的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是降低交易成本，使贸易更频繁。不过，关于这一点，在某些时候，总是不能被一些区域管理者认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在公平的交易下，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是有一方并不乐意这么做。沃伦·巴菲特的伙伴查理·芒格把这个问题称为斯密忽略掉的问题。实际上，首先，咱们一直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中的“双方”并不是指中美两个国家，而是参与贸易交易的公司或者消费者。当然，总体来说对公司和消费者都有好处的事，对这些公司和消费者的叠加总合也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中国人的储蓄率要远高于美国人，这决定了中国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会很高。而高投资率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一个过程，在事后看起来对中国人的好处似乎更大。
　　这有点像我小时候和姐姐每个月都会得到一元钱零花钱。我在得到零花钱当天就用它买了花生糖，而我姐却把这一元钱存起来。到了年底，我姐一共多出了12元的“资产”，而我只是加深了对花生糖味道的印象。从这一点看来，分零钱的过程对我姐的好处似乎更大。为了这种“不公平”我要求我姐不能把钱攒下来，而是要花费一定比例也买花生糖或者话梅糖—这大概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心理学把美国政府这种行为称作因对比而产生的逆理性行为。
　　当然，美国的贸易保护，除了经济本身，还有整治问题。美国政府去年年中本来很少对中国提贸易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它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起到更大的作用。但从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在这一点上的配合并不满意，因而它又把问题扯到了贸易上。
　　我曾经去巴基斯坦与印度的边界地区旅游。其中一个观光项目就是看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仪仗兵完成升旗仪式。因为双方都很想在气势上压过对方，反而由于一种负性追逐效应（也就是敌对双方，一方有什么特征另一方一定要故意模仿这个特征，并比对方更绝对），造成他们的步调动作非常一致。据外媒报道，朝鲜也开始禁止销售来自其一些原本友好的邻国的产品，为的是显示他们“独立自主”的特性。美国和朝鲜之间似乎也出现了存在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仪仗兵之间的负性追逐效应，这两个政府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