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漫长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红色起点”。在上海法租届李公馆所召开的一大，虽然只15人出席，并且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但是意义却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
前些日子看了电影建党伟业，对中共共产党的成立有些了解，但远远没有这本书详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短短的8天时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这一切的缘起就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15位代表聚首上海，从北方，从南方， 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共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这些代表分别是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些年青人，怀揣着报效祖国的远大报复，通过出国深造学习的机会，通过借鉴苏俄成功革命的经验，在中国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代造英雄，有谁能想到，十几名青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派，他们目标明强，思路清晰，讲求方法，而且各个胸怀大志，出类拔萃，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因为他们坚信有国才有家。然而，也不乏有几名自甘堕落的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得到一些警示。
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周佛海则是从一名穷学生，一下子成为国民党的官员、教授，要他把已进入他口袋里的白花花的大洋拿出来交党费，他的确舍不得，便萌生了跟共产党一刀两断的念头。1924年9月，周佛海终于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王明带给他的对死亡的恐惧。刘仁静则是出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脱离了共产党，又被托派所孤立，好在最后党给了他承认错误的机会。
由此我在想，同时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有人颓废，有人叛变，有人名垂千古，有人则成为一代英豪，可以说当时他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为什么以后的人生轨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是个人价值取向的不同。正如鲁迅先生讲的“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可以说，陈公博，周福海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成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而张国焘则是被王明左倾主义错误路线所逼，才走上叛党的道路，刘仁静则是受了 “托派”的影响才脱党的，还不是说他是无药可救的大汉奸。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时刻站好队伍，有时候成功与失败，就在一念之间，走对了，就成功了，走错了，便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要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党创始初期的奋斗精神和赤子之心，对于我个人来讲，虽然工作岗位是平凡的，不需要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但外界的诱惑也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因此，重视自身的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对于我来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必须要踏踏实实践行。
总之，通过红色的起点这本书，使我对共产党建党始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本书给了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习总书记说了八个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坚定自己的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