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雪梅，崔 坤，张新华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 102442）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深入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等振兴。在新的发展阶段，要紧紧围绕农村人才培养，着力构建农民教育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推进农民培育提质增效，培养造就一支能够适应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经济迅速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的生产要素，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这种“特殊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1]。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农民人力资本，对农民的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形成了成熟的运行机制与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美国、德国、日本农民培育概述
1.美国农民培育概述
在美国，农民是一个职业概念，也称“农业生产者”或“农业从业人员”。美国农民教育始于17～18世纪殖民时期[2]，20世纪末步入稳步发展时期。美国农民教育法律完善，先后颁布了《莫里尔法案》和《史密斯·利弗法案》，经过百年发展，美国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农民学历教育与农业培训双轨制并行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农民学历教育覆盖了初、中、高等农民教育，美国农业培训有农业试验站和推广机构，联邦政府通过开展农业培训，为农民提供生产服务支撑。
2.德国农民培育概述
德国的农民教育法律体系较为完备，20世纪中叶颁布了《联邦职业教育法》[3]，1976年又通过了《职业训练促进法》。在法律层面对农民接受教育的义务与权利做出了相应规定，为农民教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德国农民职业教育实行由农业企业（或培训农场）和农业职业学校联合进行的“双元制”教育。它的核心是强化德国农民实践技能的培养，职业学校的理论课程直接服务于企业实践，农民在完成职业教育后可以立即投入生产，实现生产零适应。
3.日本农民培育概述
日本高度重视农民教育，把农村人力资源培育放在农村教育的首要位置，构建了由国家、社会、企业及相关部门配合的农民教育体系。教育系统是农民教育培训的主体，包括文部科学省的农业学历教育，涵盖了初、中、高等教育；
农林水产省的农业教育，除了开办正规学历教育外，还举办了培训班，弥补了学历教育的不足；
农协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举办短期研修班。此外，还有民间主体组织的农业教育，如农业青年俱乐部等[4]。
了解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民培育概况、体制机制，对于把握我国的农民培育运行规则、制度、政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培育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国外农民培育的启示
1.农民培育应该体现国际视野
美国、日本都建立了从初等到高等的农民学历教育体系，目前我国农民学历教育从中等职业教育起步，并不包括初等教育。我国农民教育应建立和完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龙头，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骨干，以初等职业教育为基础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实现农业普通教育、农业继续教育统筹互补、持续供给，使各学历层次的农民都能更好地参加系统的教育培训。
2.农民培育必须以政府为主导
农民培育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也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政府应该承担农民培育的主体职责。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开展农民培训，并提供经费支持。日本由文部科学省和农林水产省举办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我国由农业农村部统筹管理，农业广播电视体系、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承担，同时，适度放开市场经营主体，如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拥有农民教育培训资格、具备农业实训场所的组织。
3.农民培育应助力经济发展
经济越发达，农民教育往往就越先进；
农民教育效果越好，就越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农民教育要与地方经济发展协同共振，服务产业发展和经济振兴。纵观全国各地的农民培育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地域发展特色和优势，如昆山市的全链条培育型，聚焦产业发展，定向培养农民技能；
河北省的“三产融合+三位一体”跟踪服务型，关注成果转化，把教育培训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助推地方产业增效。
（一）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意义
1.高素质农民培育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
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和“国之大者”的指导思想。农民作为社会人群的大多数，是全民终身学习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要素资源，是实现农业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农民素质关系着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和文化传承，是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有把农民培育好，才能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2.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乡村人力资源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之一是人才振兴，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农民这个最大人力资源群体充分发挥作用，乡村全面振兴才能实现。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即农民现代化。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既是人才振兴的需求，也是农民现代化的内核。强化对农民的培育，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是新阶段新农民的底色要求，更是高素质农民自我提升的必然选择。
3.高素质农民培育是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首都农业以“生态、安全、优质、集约、高效”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为发展方向，以服务城市、改善生态和增加农民收入为宗旨。随着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急需一大批爱农业爱农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敢创新能担当的高素质农民队伍相配合和相衔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与农村全面进步。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价值
1.通过开展农民学历贯通培养工程，缓解了农民整体学历偏低的问题。2021年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发布的《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度全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历比例分别为4.73%、44.29%、35.45%和15.53%[5]，而北京市农民受教育程度各学历比例则分别为2.36%、33.8%、45.01%和18.82%，这说明通过多年来持续开展中、高等职业培育，北京市农民文化程度高中、大学层次占比进一步提升，全国农民学历以初中为主，而北京市农民高中学历教育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均值。
2.通过党建课程与技术技能课程有机融合，有效解决了思想政治弱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作用不可替代。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北京市农广校”）精心设置思政课程，开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5门基础课程，作为必修教学课程开班必讲、逢讲必透。同时，加强政教融合，精心打造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依托北京市红色教育资源，挖掘革命故事，遴选建设了覆盖京郊的红色教育基地，把党史、国史思政课程开设在红色教育基地上，开发教材78套，培训课件200多个。通过思政教育与专业课建设有机融合，引导农民听党话、报党恩、跟党走。
3.通过实施“十步培训法”，有效解决了农民需求与培训供给结构性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培训内容与农民实际需求脱节，导致农民接受培训的主动性差，意愿不强[6]。北京市农广校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着眼于解决高素质农民培养矛盾,探索形成了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的“十步培育法”培训，即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根据需求进行调研，设计课程菜单，因人按地以产定教，跟踪农民接受培训的效果，评价农民增收以及满意度情况，以此检验培训绩效，不断修正培训内容和方式，推进培训效果螺旋式上升。通过“十步培育法”培训，推动农民培训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从“培训过”向“培育成”转变，真正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见成效，解决了农民培训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利用“四个课堂”组织教学，有效解决了农民培育过程中工学矛盾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三年来，农民面授教育培训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凭借自身体系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灵活运用固定课堂、移动课堂、空中课堂、田间课堂开展理论讲授、实践操作、在线学习等混合式教学，满足农民个性化、多样化、碎片化学习需求，有效克服了工学矛盾。同时，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聘请了由企业技术人员、“土专家”“乡秀才”等组成的专兼结合教师队伍，开展“送教下乡”活动，依托田间学校和实训基地，实现了农民就近就地学习的愿望。
（三）高素质农民培育取得的成效
1.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农村实用人才
近三年，北京市农广校完成中专学历招生1 817人，培养毕业生3 529人。通过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贯通培养等方式培养大专学历高素质农民近2 000人，培训各类涉农人才60 000多人次。在北京市农广校培养的农民中，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2人、全国百名优秀学员10人、北京市突出贡献农村实用人才20人，获得北京市首批农民高级技术职称2人，他们已经成为北京市乡村振兴的支撑力量。
2.形成了一批优质教学成果
“新型职业农民初、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研究与实践”获得第七届全国农民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新型职业农民学历能力双提升培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获得2019年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产融合’模式研究与实践”“发挥农广优势 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实践探索”分别获得2017年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3.提升了社会影响力
北京市农广校撰写的“北京市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需求调研”报告被北京市政府研究室采纳；
“‘空中课堂’助春耕——北京市农广校疫情期间开展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登录学习强国平台；
北京市农广校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展的农民中、高职贯通办学模式为其他兄弟院校提供了借鉴；
“三地联动”创新模式也为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农民培育提供了借鉴。
（一）农民中职教育生源陷入低迷
北京市农广校成立40多年来，累计培养122 934名农民中专毕业生。2006—2015年的10年辉煌发展时期，北京市农广校培养了82 050名毕业生。从2016年开始，中职教育受政策和生源影响，经历阵痛期，农民生源急剧下滑，每年招生不足千人，低谷时全市仅招收237名学生。在严峻的形势下，北京市农广校苦练内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寻求突破，加大专业课程改革力度，持续提升内吸力，力争逆势扭转被动局面。
（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弱化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观认为，农民具有两面性，农民教育要政治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7]。党的十九大以来，北京市农广校针对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课程设置较少、实践载体不多等育人现状，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把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首要任务，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德技并修，推动农民综合素质与技术技能“双提升”。
（三）农民教育培训绩效不高
农民培育在以农广校为主体、多方协助的体制构架下取得了良好成效，农民培育质量明显改善，影响逐渐扩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教育培训成果转化不理想。对农民的教育首先要突出学以致用，农民接受教育培训后，是否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产业发展、市场开拓、创业实践等环节，是否增加了收入。为此，还需要对经过教育培训的农民加大帮扶力度，做好跟踪服务，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向着更高质量、更好绩效递进提升。
（一）搭建高素质农民培育平台
1.构建办学体系，形成上下贯通的培育网络
农广校是农民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农广校秉承“以农为根、以教为本、特色立校、育才强农”的办学方针，树立“以人为本、质量第一”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了对农民组织管理和教育培训两大职能，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合并调整等途径，形成了“自上而下、上下贯通”的农广校“五级”办学体系，即中央农广校、北京市级农广校、区级农广校、乡镇成人学校及村办学点（田间学校），有力支撑了农民培育工作。
2.夯实职业根基，大力开展学历教育
学历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根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拥有高中或大专学历的农民工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远远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8]。因此，在新时期，北京市农广校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开展农民职业教育，根据当地产业发展条件，发挥资源禀赋优势，调整专业布局，把各个专业嵌入农村经济发展链上，让专业为产业赋能，推进地方产业发展与提升。
3.储备教育师资，组建多层次师资库
国家兴衰系于教育，根本在教师。农村人力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培育农民离不开教师。为了推动新阶段农民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必须拥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农广校体系以“面向农业现代化培养人、面向农村现代化培养人、面向农民现代化培养人”为目标，从农业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涉农企业中选用优秀教师，组建专兼结合、优势互补、思技共融的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团队，为开展农民培育保驾护航。
（二）构建高素质农民“一引四动”培育模式
1.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民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突出党建引领地位，坚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治方向，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贯穿于农民教育的全过程，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二是在课程布局上构建综合能力体系，立足北京“三农”实际，根据都市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动向，从政治能力、基础能力、专业能力和拓展能力四个方面谋划，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农民职业素养、网络营销、运营实训”等学历课程延伸到“两山理论、农村文化、直播带货体验、项目申报”等生产经营管理实践，设置农民教育培训模块，提升其整体能力。三是在教学实践中发挥阵地作用，农广校体系具有“五级”办学组织机构优势。充分发挥农广校“四主”作用，即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旋律，宣传党的支农惠农政策的主窗口，站稳农民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培养担当乡村振兴核心作用的主力军。全力用活用好阵地，尤其挖掘好基层田间学校红色基因，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使命担当。
2.以产业驱动为核心，把农民培育融入地方全产业链中。一是认真落实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职业院校要紧贴产业、紧贴职业设置专业，参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重点设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产业相关专业，以产业或专业（群）为纽带，推动专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衔接，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二是引导推动地方产业发展需要，立足乡村产业发展，以需求方为根本，开展供给方改革，进一步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围绕农村电商、民俗旅游、林下经济、智慧农业等产业优化设置农民中、高职专业，开展产业相关教育培训，强化农民培育与产业发展粘度。如北京市农广校抓住举办冬奥会的新机遇，超前谋划，增设了休闲体育专业（冰雪项目方向），与冰雪发展同频共振；
同时，调整专业结构，新增家庭农场管理、农村电子商务等专业，契合了首都农业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三是创新开展专项技能培训，以农民为中心，因地制宜开展教育培训，实施“按区办班、按产组培”精准培育，如在平谷区重点开展了桃生产技术、农村电商、设施农业专题培训；
在昌平区重点开展了草莓苹果生产技术培训；
在顺义区重点开展了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培训；
在怀柔区重点开展了民宿旅游培训；
在房山区重点开展了蜜蜂养殖技术、有机蔬菜种植、林下经济培训。
3.以校企互动为纽带，构建了多方协作开展农民培育的新机制。一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农民培育规范化建设。《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灵魂和主线，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必须以深化产教融合为主要着力点，将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贯穿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过程。北京市农广校与农民田间学校以及农业合作社等上百个农业企业就专业、课程、师资、基地等商讨制定规范标准，签订农民合作培育协议，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卓有成效。二是开发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满足农民培育多样化需求。单一地依靠教育，不能立足长远，需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开拓培育路径，逐步建立成熟的培育模式[9]。北京市农广校与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了适合农民的服务平台，开发了包含50名教师资源、300多门网络课程、12 000多个技能知识点的“即问即答”服务系统，满足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多样化、便利性需求。三是建立校企联动机制，提升农民培育质量。依据企业在行业产业、经营管理、技术技能等方面优势联合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北京农广校牵头实施“三个一”工程，即聘请100名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作为顾问，评选100名 “乡土专家”组建兼职讲师团，建立100个实训基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
4.以项目带动为龙头，实施农民精准培育工程。一是大力实施贯通培养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民学历层次。2016年，北京市农广校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首次合作开展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工程，截至2021年12月底，累计推荐农民2 000余人，保证生源持续供给。农民通过“半农半读，农学交替”方式完成高等学历教育，开创了农民高等学历教育的先河，提升了农民学历层次。二是倾力打造产业发展项目，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通过文化驻乡项目，培养农村文艺骨干上万名，打造了北京乡村品牌文化；
发展产业驻村项目，促进了帮扶村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北京市门头沟区炭厂村在北京市农广校帮扶下，发展民俗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5年的943万元提高到2020年的1 476万元。此外，北京市农广校还承担了“休闲农业、农村电商、农民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技术”等高素质农民短期培训项目，“十三五”时期培训农民15万人次。三是探索开展课题研究，进一步促进农民培育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课题研究是推动创新的有效载体。北京市农广校以科研为引领，以项目为支撑，积极开展项目实施与成果研究，承担了中央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相关问题研究”“高素质农民‘一引四动’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等智库资源课题，完成了北京市“科技帮扶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及低收入精准帮扶示范应用”“北京科技特派员智能响应服务系统与双创服务示范应用”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带动了高素质农民培育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不断拓展。
5.以三地联动为框架，创新了区域联动农民培育的新路径。一是开展机制联动，北京市农广校立足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背景，探索京津冀三地农广校“机制共商、资源共建、成果共享、农民共育”的长效合作模式，签订“协同协作发展框架协议”“农民培训基地资源共享协议”“在线学习平台资源共享协议”等，推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互用。二是开展人员联动，京津冀三地农广校联合成立了农民教育培训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制定了《京津冀农民培育发展规划（2022—2025）》，明确了农民培育的方向标、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定期召开工作研讨会、师资交流会、农民互助会等，加强三地多层次、广角度、大范围农民培育合作。三是开展平台联动，三地共同组织实施“京津冀百名乡土专家”等评选活动，先后联合编发了“京津冀百名‘乡土专家’风采录”“京津冀农民培育百所田间学校”等名册。搭建三地农产品展销竞售平台，畅通农产品跨省市流动，力促三地农民技术技能交流互动、产业产品互鉴互通，深入推进了三地农民共育共长。
综上所述，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助力，从政策、资金、环境等方面给予支持，搭建有利于农民创业成长发展的平台。农民培育应该从重视人才培养转向过程与结果并重，更加关注培育后产业增效和个人增收。北京农民培育需要持续创新模式，以京津冀三地高素质农民培育为目标，以政、校、研、企、社多方联动为基础，通过开展全链条、精准化、跟踪式培育，推进农民素质不断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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