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达
经典研读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1]，其目的是为学生敞开一个提升自身生命的文化世界，帮助学生寻得一种具有文化底蕴的恰切生活方式[2，3]。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研读是一门“为己之学”，也即让经典名著真切地走进读者的生命世界，让经典中蕴含的智慧滋养与启迪读者的心灵视野，使读者自觉地朝向美善德性与生命智识展开修己安身的实践，从而使经典成为充实个体完整生命的文化源泉。
经典名著中包含的“知识”不是有关世界中具体事物或对象的知识，而是个体如何拥抱德性、美善、仁爱、正义的知识。这种强调道德能力与灵魂品质的知识不是抽象普遍的概念论述所能涵括的，因为“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不等于“有能力过一种正义的生活”，更何况，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我们恐怕也知之甚少。因此，以《论语》和《理想国》为代表的经典名著，对德性知识的揭示往往是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展示以及人物间的对话来完成的。典型者如《颜渊、季路侍》，从子路淳良忠厚的自然本性的显露，到颜回用心良苦的思虑，再到孔子站在整体族类立场上的生命自觉[4]，《论语》通过师徒间的对话敞开一个完整的教化结构。而在柏拉图笔下，对话者的性情与处境使得对话总是在一次次的偏折中前进，典型者如《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面对年轻的政治精英的逼迫时表现得左支右绌[5]；
而在《普罗塔戈拉》中，为了拯救希波克拉底的灵魂，苏格拉底又展现出十足的攻击性[6]。但无论情节、人物、对话如何改变，从灵魂的完美秩序中流溢出的高贵、正义、仁善、审慎等美德总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不变的追求。因此，如果草率地将《论语》视为一篇对具体行为规范的总结，或者轻视《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显白说辞下的言外之意，便无法真正理解经典名著中关于个体道德与灵魂品质的知识，也无助于我们真正进入经典名著的文化与精神世界。
不仅如此，经典名著在对个体心性教化的个案背后，还隐藏着一整套有关生命图景及其教化方式的深刻而宏大的知识脉络，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刻苦的研读、思索与领悟。柏拉图以永恒型相作为教化范本来关照当下生活，一面继承希腊诗歌教化传统，以对话戏剧的形式隐微地诉说自己的教化理想，另一面则以诗性的哲学思维展开对教化过程的思辨，由此奠定西方理性主义的人文教育范式。孔子以天地时序为人道设教，从亲亲的生命感悟到事友、奉公的文礼修习，最后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整全生命与文明教化的理想[7]。因此，深入研读经典，务要理解经典中蕴含的有关世界与人生的整全秩序。
在教化理想的背后，经典名著中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就是把个体真切地融入其当下所处的境遇，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寻找个体教化的具体路径。经典名著展示个体如何在生命的不同境遇中磨砺和彰显自身的德性，进而用自身德性的卓越唤起周遭环境的改善。因此，经典研读与对经典中情境的解读密不可分。经典的深厚韵味，就在于其揭示出了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以及潜藏其中的可能的教化之道。世间的人事、风物、情欲及其背后的道德与义理错综纷繁。这意味着，经典研读不是提供一套简单直接的行为规范，而是让我们在情境中体验世界复杂性，敞开对万般事态背后义理的好奇与理解，进而尝试探寻一条属于自己的教化之道。就像柏拉图在《会饮》中借助不同人物间的对话依次展开爱欲的不同面相，经典义理的最高形态往往并非其表面文字所显现的那样，却又总是不能离开文本和读者对相关情境的最初理解。无论我们是否理解什么是真实与最高境界的“爱欲”与“仁”，我们总是已经在与父母、亲友、老师的关系中具体感受爱欲与仁。经典研读的意义就在于丰富我们对这些美善事物的体验，一方面使我们源源不断地获得美善事物的滋养，另一方面又开启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美善”的反思，从而打开深入研读经典的学习之路。
既然经典中的“知识”既为我们提供一种美善的滋养，也希冀于我们在美善中的自我提升，那么，研读经典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尝试将经典与我们的生活相融通，进而在生活中实现我们生命的提升。这种以经典改善生活的努力，可以借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修身”来理解。“身”不仅是肉身以及寓居其中的心理机制与心灵状态，还包括人格化与文化意义上的“身”。所谓“修身养性”，修的是身体欲望，使身体的活动与周遭的环境相和合，养的是浩然之气，也即充沛饱满的生命意义和志趣，使我们的身体成为生命成长的坚实依靠。因此，经典融通生活，就是借助经典来激活我们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对美与崇高的感受力和行动力。
其一，经典研读旨在引导我们以文字之美调理性情，激发兴意，涵化气质，宏阔心灵，进而使我们的身心在与世界的融通之中获得滋养与超越[8]。经典之美不仅在于其情境之真、情感之诚、言辞之切、智慧之深，而且在于其敞开了个体乃至民族的教育理想。通过建立学生身体与经典情境之间的生动链接，经典的词句敞开学生的身心体验，让我们重返与经典、自然、人事的生动联系之中，寻找并奠定自身生命的审美基础，从而使经典研读与我们身心生命成长的内在节律相一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表达的是自然的周转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共契。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描述的是身体性的同情作为道德发生的基础。这意味着，将经典与生活相融通，继而在个体生命的真实情境中激活其领悟美善、践行美善的意向，是经典研读的本有之义。
其二，经典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行为范式。范式对于个体具有规范和引导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心中如果没有关于正义与德善的范式，就会愚昧无知，分不清好人坏人[9]。故而柏拉图认为，习惯无小事[10]，并且将歌舞方面的训练与表现视为受教育的标志[11]。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表明德行范式的培养乃是学习文化智识的前提。同时，德行范式对个体生命的融入并非外在于经典研读，而是经典研读追求身心和谐一致的内在要求。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与子夏对曰：“绘事后素。”可见，真切地领会经典之美与真诚地实践“礼”之德行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对经典名著记载德行的摹仿并非依赖于条规的强制，而是源自个体由经典之美所激起的正力。这些都要求经典与生活情境相结合，也即我们自觉依照经典中的智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让心智向经典的转向落实为生命向经典的贴近。
在理智的转向与生活的实践基础上，经典研读的最终目的，在于使经典的智慧化入我们的灵魂，塑造我们的人格，进而使我们成为能够立于当下的生活与文明的历史之间的完整的人。我们天然地生存在自然、家国与文明的整体时空之中，在回应天地自然与周遭人事的过程中修己立身，最终实现自身生命意义的充实。经典敞开的精神世界使我们不拘泥于生活的琐碎，而寻得一种整全的生命样态，进而在永恒与当下的不断回返之中砥砺自身，使自身的生命在文化的滋养、德性的荫蔽与智慧的指引下不断变得更好。
《论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与孔子交谈过的人，都立刻认为仁与礼是活生生的、可实践的，但一旦他们自己要去践行礼，又马上感到干瘪和无所适从，因为仁礼乃是孔子生命的诗乐。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像孔子那样，使自己的生命时刻保持在这样饱满丰盈的状态之中？这需要一种极为精妙的心灵境遇与心性工夫。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描述的正是实现这种生命形态的工夫论：诗的意义在于个体生命的起兴，也即使个体的心灵率性而起而不拼凑矫情，是个体对人生的昌盛意趣最为饱满的体验，并由此而相信为人与仁是最美好的事情。礼的意义在于使个体在与亲友的生命共兴中自觉承担起生活的责任。乐的本性是“始翕从纯”，是一种鼓动翱翔的生命情态和生命意趣，并且同天人相和。对于研读经典的志于学者，孔子的生命境界无法立就，但通过持久读诗、行礼、闻乐的工夫，我们总能将世界的美好一点点地浸润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进而改善自己的身心气质与生命处境。
无独有偶，柏拉图也将其教化过程视为一个灵魂净化的过程。柏拉图将灵魂的完美德性比喻为一副“神样的型相”，拥有德性等于享受纯净甜蜜的快乐[12]。为了实现这种快乐，首先，个体需要实现“灵魂的转向”，即把心智对财富、名望的猎取转化为对灵魂德性的爱欲，进而领悟自己对于真实德性的无知。这一过程有如在崎岖的坑道中爬行，因为身体对快乐的私欲是极难消除的。为此，柏拉图提出，应当把歌舞的训练与表现看作个体受教育的标志[11]。一方面，歌舞满足了个体对于快乐的正当诉求，使个体的心智更易于教化；
另一方面，歌舞在内容上是对美德的弘扬，在动作上强调身体运动的节律有度。从而，歌舞成为培育个体美德的基础框架。对于成年人，柏拉图认为，那些不善于或不屑于照管小事情而只愿意照管大事情的人，不仅是真实地懒惰和怯懦，而且遇到苦差事时也会表现得漫不经心。相反，个体必须培养将自身与整体、灵魂内在与城邦外在相贯通和谐的实践能力。个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祖先血脉、整体城邦乃至永恒诸神相关联的存在。个体生命的目的也不在于一时的享乐，而在于奋尽全力去朝向并回归自身所属的血脉、文化与灵魂的共同本原，只有这样的生活才算是“幸福”的生活[11]。而为了配享这样的生活，必须通过持久的教育，使个体成为拥有完整德性的好人。
由此可见，经典研读为我们敞开的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生命空间。一方面，我们真切地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土地之上，在不同情境与不同人事的经历中感受生命的张力、矛盾乃至冲突；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经典的启迪之中仰望文明与历史的星空，用文化与人格的理想来指引自己，将生活的经历与文化的熏陶共同沉淀为灵魂坚韧的品质。二者共同勾连起一个“着眼精微，心存整全”的生命视野。一方面，生命的每一个情境、每一缕思绪，都是个体教化应当关注的对象，通过深入地雕琢个体的心性来实现个体心灵的纯净；
另一方面，这种切磋琢磨的心性工夫只有在经典揭示出的生命整全秩序中寻找到恰切的位置，才能展现出经典中蕴含的文化气度，也即在当下的生活中时刻展现出最完美的人格与灵魂品质。经典研读作为那个生命与文明理想的吉光片羽，为我们展示出的正是这样一条启迪思维、融通生活，进而陶铸人格的修身实践之路。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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