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得不到满足便永远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我也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 身为我军高级将领，杨业功常自称为“清贫的富翁”，听了真是让人一阵怦然心动。采访中得知，杨业功就是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富有者，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崇尚节俭，他在权力支配上的廉洁自律，都是有口皆碑、声名远播的。向官兵亮出自己的家底 2001年4月初，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杨业功被转往北京救治 。就在病床上，他对妻子杨玉珍断断续续说了这样两句话“你现在就回基地，把车交了”他说的车，就是自己在基地任职时部队配用的专车，按照他的想法，人已不在基地，就不能再享受这种待遇了。尽管生命已近垂危，他在廉洁自律上所追求的“一世英名”是须臾不可偏离的。
在二炮部队，杨业功的清贫和节俭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想不到，身为部队高级将领，他的家庭并不富有，他的生活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
2003年，在部队领导述职报告时，杨业功向机关干部坦然亮出自己的家底儿。他说“我家四口人如今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有3000多元，家里月收入有6000多元，总存款是年年上升，现在已达到30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如今这年月，有多少人愿意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呢而对于杨业功这个二炮基地司令员来说，坦言自己的收入，公开家庭的存款，他的为官清正、为人廉洁，称得上是坦坦荡荡，高山仰止了。从没在私欲上迈出半步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杨业功身为基地司令员，居高位、握重权，可以号令官兵；
他又在军旅为官多年，过手的经费数以亿计，真能那么“一尘不染”吗 采访中得知，在杨业功这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面前，任何打个问号的话题应该说都是卑下的。而恰恰因为他始终牢牢把握公与私的分界线，始终坚信作为领导干部，要求自身严，廉政标准高，说话办事就底气足，也就能够带出作风优良的好部队。
1998年，杨业功还是分管后勤的基地副司令员，当时，他父亲因患白内障住进基地医院，院里见直接领导的父亲来了，便提出费用全免。杨业功坚决不同意，他说道“我父亲不是军人，不该享受的待遇说啥也不成”医院实在拗不过去，只好收下家属交来的4200元医疗费。谁知，杨业功还是不放心，怕的是有人把发票拿走给报销了。当天晚上，他让妻子找出发票，当场撕碎，惹得妻子直埋怨“老杨啊，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杨业功病重之后，也没放松对自己的严要求。他动手术之前，专门向家人、工作人员交待不管手术能否成功，基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找医院的麻烦；
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来看我，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同时，家属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收礼品、现金。手术之后，他转入后期治疗，部队招待所时常炖些鸡汤、鱼汤给他滋补。离开南京时，杨业功拿出2000元交给所长说“谢谢你们的照料，就算作我的伙食费吧。”“我还是农民的儿子” 保持农民勤俭本色 杨业功是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小的时候家里很苦，放过牛。这段难忘的经历，使他一直保持农民后代的勤俭本色。
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工作的标准很高，生活的标准很低。他家的住房10多年从未装修过，家具多是“老古董”睡的床还是用4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年前他任某团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的；
当旅长时买的沙发坐了十几年还在用，一张小方桌油漆已经脱落，来人一多，就得到邻居家找凳子。
“当了将军，我还是农民的儿子；
权力是人民赋予我的，我没有 任何特权”杨业功的儿子杨波涛至今对父亲这两句话记忆犹新。当年，杨波涛入伍时，杨业功反复叮嘱他要到最艰苦的基层去，不要因为有我而谋求任何特殊关照。
1999年秋天，杨波涛准备休假了，杨业功刚好到他所在的旅检查工作，返回基地时，随行人员说道，让波涛跟车一起回去吧，杨业功却说，他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最后，杨波涛还是坐火车回的家。
“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这是杨业功在1996年所作公仆铭中的两句话。当了将军之后，杨业功的地位高了，权力大了，但很多人都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
“你们不许干预我的工作，不许享受特权，不许收受任何钱物好处。”这是杨业功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法三章”。
一生廉洁自律，一身浩然正气，杨业功给当今时代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