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60年教材建设经历了17年的过渡与统一、文革时期的无序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规范，探索、多样与繁荣等阶段，到今天，中国特色的教材管理体制已经形成、教材构成日益立体化、乡土教材及校本教材迅速发展，而且形成了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教材的多样化发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快速有效的供应机制以及为质量不均衡的教学提供必要参考的中国经验，当然，也存在着理论研究不够、教材的多样化水平不高，缺乏强大的教材编写队伍等不足。未来我国教材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加大教材现代化建设的力度，创新具有中国气派的教材理论，构建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教材系统，健全优胜劣汰的教材竞争机制，
关键词：中小学教材；60年；建设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5-0005-06
中小学教材建设是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它对于人才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与其他各项教育事业一道，不断克服困难，走过艰辛，昂然行进了60年光辉而不平凡的历程。
一、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基本历程
教材建设是时代的产物，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发展变迁见证了社会的风云变幻。
1 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材过渡与统一(1949～196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府对学校教育提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要求。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供应，量大而时间紧迫，工作十分繁重，于是基本策略是有选择沿用、有重点改编老解放区的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旧课本，以及翻译苏联的中学理科课本，迅速出版和及时供应。新中国的教材建设在传承与借鉴中开始起步。
(1)确定了中小学教材全国统一供应机制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到：“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首先，在统一编辑的教科书尚未编成之前，先拟订中小学教科用书目录，规定各地必须统一采用目录中所列各书。其次，成立国家统一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其组织力量，编写各科教科书，新教科书编成后，一律使用新编教科书。这一切为教科书的出版从过去各自为政逐步走向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教材全国统一的制度雏形逐渐形成。
(2)迅速编写出版了全国范围使用的中小学教材1950年7月，教育部制订印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作为规范各科教学的依据和要求，8月，又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根据这两个方案，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当时已经出版的课本中选择部分课本修订或改编成为全国使用的教材，有人称之为第一套通用教材。
1954年，按照政务院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代教育部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开始编写新的教材，于1956年秋陆续出版并使用，有人称之为第二套通用教材。实际上，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完全自主编写的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和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195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对原来通用教科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改编甚至自编。
鉴于1958年各地自编教材中存在的质量问题，1959年6月教育部部署重新编写中小学全国通用教材。1960年下半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当时中小学适当缩短学制年限、适当控制学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赶编出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并于1961年秋季开始在十年制学校试用。
伴随着经济调整，1961年4月，中央文教小组开会讨论中小学教材问题。会议决定，将已编好的十年制教材，供各地试用；待一定时期后，将其学习时间拉长为十二年，作为十二年制教材。1962年8月，重编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陆续出版，并于1963年秋季开学在全国十二年制的学校使用。但这套教材只出版了一部分，便不得不根据毛泽东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调整。修订后的教材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3)编写了多种试验探索性教材具体表现在：
第一，翻译试用苏联中学教材。1949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在东北第四次教育会议上指出：“提高中等教育需要学习苏联经验。”东北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论东北教育的改革》中讲到：“苏联的课本，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写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随后，东北教育部根据苏联教材，翻译改编了初高中理科系列课本，并在东北各中学试用。这对全国的教材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中学语文分科试验教材。1951年3月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及中学语文应把“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提出：“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独立学科进行教学。”1955～1956学年度，文学、汉语教材在全国部分中学试用。1956年下期分科教材在全国全面实施，但很快分科实验就停止了。
第三，缩短中小学学制改革的试验教材。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于是，各地纷纷开始了缩短中小学学制的改革试验。试验的新学制主要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一贯制；中小学七年、九年、十年一贯制、五三二制、九二制；中学四二制、三二制、二二制等。适应不同学制要求，各地编写出版不同教科书。如上海、江苏的十年制教材，北师大的“九年一贯制”数学教材，华北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五三二制教材等。
第四，乡土教材。1958年1月教育部通知指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都要讲授乡土教材。同年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乡土教材的通知》颁布。从1958年到1965年，乡土教材的编纂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1949～1966年，新中国中小学教材体系初步建立，并且不断规范，形成了全国“大一统”的教材格局。同时，也尝试下放了中小学教材编写与使用的权限，这既是完善教材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教材完全国家统一到教材局部多样化的第一次尝试。
2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材发展的无序与停滞(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特征是，突出政治、削弱甚
至否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否定以前的课程结构与教材体系。
(1)停课闹革命，毛泽东著作成为基本教材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时批示：中学所有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教育方针，不能再用。这些教材未印的均应停止印刷，已印的要停止发行。教育部应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同时指示：小学生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老三篇”，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从此揭开了停课闹革命、全面否定原教材的序幕。
(2)复课闹革命，各地自编红色教材 1967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于是各地急需复课后的课本。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自编教材的工作。
第一，暂用课本。主要集中在1967年9月左右出版，供复课闹革命暂用。除少数地方外，全国各地的课本大都冠以“暂用”名称。当时，天津延安中学的“革命师生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政治课、语文课都讲毛主席著作。外语课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战时所需的对敌喊话等。这一做法对全国影响很大。
第二，试用课本。复课闹革命的后期,1969年后至1971年间，各地的暂用课本完成使命，新的冠以“试用”的课本在全国各省市开始出现。此时，中小学的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崭新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甚至连幼儿园都使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课本。该课本以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为基本内容，以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为辅助内容。有的地区一度把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多数地区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改设“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体育改为军体课；音乐、美术合并为革命文艺课。
(3)教育整顿，恢复重基础的教材 “913事件”后，教育领域率先开始了整顿，整顿的第一炮就是文化课教学、基础理论教育等质量方面的问题。1972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加强领导，认真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一文，批评“有些教师不敢抓智育，不敢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学生的基础知识较差”。1972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正确处理编写教材中几个关系的问题》，从政治教育与基础知识关系，理论与实践关系探讨如何编写新教材。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高质量成为1971至1972年整顿教育的突出方面，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领域里的一些有效措施，比如一些地方恢复编写传统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地理等教材；教材也增加了基础知识的分量。
(4)“反右倾回潮”的教材1971年底开始的教育领域整顿工作刚见成效，1972年底，决策层突然转而以“反右倾回潮”取代教育整顿，全国形势骤然逆转。《文汇报》于1972年11月连续发表《这样提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基础的理论》等批判“基础风”“理论风”的文章，把提倡基础理论、重视基础知识认为是“资产阶级右倾回潮”。1973年底1974年初，国务院科教组先后三次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认为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和“回潮”现象，要“向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展新的进攻”，要“打退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猖狂进攻”，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对现行教材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修订，有的要重写。于是，刚开始重视基础的做法被否定了，课本重新回到极端意识形态时期。
1967-1976年，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小学教材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教材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呈现出全方位无序的格局。
3 改革开放以来教材建设的发展、改革与繁荣(1976～2009)
1977年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强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我国中小学教材从此进入发展、改革和繁荣时期。
(1)改革开放初期教材建设的恢复、规范与探索(1976～1986)1977年12月，教育部、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工作会议，制订了各省(区、市)1978年度中小学教材出版计划，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教材建设的具体任务。
当时，中小学有实行九年制的或十年制的。1977年教育部确定以十年制为基本学制，1978年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随后，各科教学大纲陆续颁布，各科教材从197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使用。有人称之为第五套通用教材。
1981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并修订颁发了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1984年，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基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是从1981年开始对第五套十年制教材进行修订，二是编写十二年制教材。也就是说，此时全国通用的是包括两个学制的教材：由1981年修订的五年制小学、五年制中学组成的十年制教材；由1984年开始编写的六年制小学教材、1981年起修订而成的六年制中学教材组成的十二年制教材。
1986年11月，教育部颁发了以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为基础进行修订的正式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变动较大的教材进行了修订，于1988年秋季供全国各地使用，对变化不大的教材作小修改照原版供应。
20世纪80年代，教材探索多样化不断，各种实验教材异彩纷呈，达数十种之多。比较有影响的有：由北京、上海等地联合编写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由中央教科所编制的六年制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按照五四三学制编写的六年制重点中学数学实验教材等。
1976-1986年，中小学教材建设拨乱反正，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与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且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与实验。但教材出现了“难、深、重”的倾向。
(2)义务教育教材的兴起与实验(1986-2001)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同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指出：“改革现行的教材编审制度，把编、审分开，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种风格。鼓励各个地方、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统一的基本要求参加编写教材，允许在教材的内容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有不同的风格。”1988年，国家教委制订了《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