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了改变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外，移民网络同时也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以及产生“移民偏好转移”等作用。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促进效应比以前学者得到的结果要小；并且，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既有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
关键词：海外华人网络；国际贸易；面版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099－05
一、现有文献的回顾
以往关于海外移民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通常仅考虑移民会影响移民来源国与东道国之间要素供给的变化，认为要素供给的变化会对一国的生产，最终也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近年来，由于JamesRaueh等多位学者的关注，关于移民的国际贸易效应的研究正逐步转向对移民网络的其它效应的探讨。移民网络被认为可以给买卖双方提供关于贸易机会的信息，并且可以提高契约的执行能力，从而增进国际贸易的规模。对于华人网络而言，正如Weidenbaum和Hughes(1996)指出，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人(华商)遍布世界贸易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仅仅生产零部件，进行零部件的组装工作，与此同时，遍布批发、金融、外包、交通等行业……杰出的华商通常会相互认识并且进行相互间交易，通过一种非正式网络来进行信息传播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渠道，因此海外华人网络被认为是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表1汇总了近些年本领域的经验研究的主要成果。在这些研究中，除了Rauch和Trindade(2002)对华人网络作出分析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以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作为分析对象。他们在1980年及1990年数据的基础上，用截面数据回归分别估计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于差异化产品、有参考价格的产品以及同质性产品的贸易弹性，但他们仅以双边贸易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没有严格区分进口弹性与出口弹性，因此，其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都认同海外移民网络对双边贸易流量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尽管不同的研究得出的估计结果可能在相关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Gould(1994)、Dunley和Hutchinson(1999，2001)发现，移民网络对消费品贸易的影响要比对投入品贸易的影响要大；Rauch和Tnndade(2002)、Wager，Head和Ries(2002)发现，移民网络对差异化产品贸易的估计系数要比对同质产品贸易的估计系数要大；Girma和Yu(1000)发现，当双方不存在殖民关系时。估计的系数要更大，而Blanes-Cristobal(2003)却得出了与其相反的结论；Ching和Chen(2000)发现，企业家移民要比投资者移民对贸易的影响更大；Gould(1994)和Wagner、Head和Ries(2002)则发现，移民网络的贸易弹性会随着移民数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移民数量越大，弹性值就越小，它反映出一种边际递减规律。
二、引力模型及其修正
经济学家通常应用引力模型来讨论国与国间的双边贸易流量。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法则”，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最先将引力模型成功引入国际经济学的是丁伯根(1962)。在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里，假设双边贸易流量规模是两国经济总量(和人口)、两国经济中心的距离、双方的贸易政策等变量的函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在国际贸易经验研究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以往关于移民网络的研究都假定上述各变量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致的，据此，引力模型的方程可表示为(模型各指标代码和指标名称参见表2)：
但是，为了解决引力方程中不可观察的异质性问题，我们决定引入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对系数重新进行估计，即假设方程的截距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截距除了包括个体成员影响和时间影响因素外，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影响双边贸易流量但又不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因素，如双方间的距离等因素。但方程的自变量不能完全表达出这部分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国家的移民政策、文化传统、消费习惯等都是有差别的，因此，假定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与各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一致的假设是不合理的，据此，我们将上面的引力方程修正为如下形式：
在上述方程中对于我们所关注的海外华人网络变量，我们沿用Rauch(2002)对这一指标大小进行测量的方法，即用第t年i国居住国华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与当年中国华人占中国全人口的比例的乘积来进行测算。
三、样本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国家范围
尽管中国的贸易伙伴遍布全球，但鉴于其贸易地理集中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Rauch和Trindade(2002)选取的国家样本为基础，一共选取了46个国家，它们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瑞士、希腊、爱尔兰、匈牙利、日本、缅甸、韩国、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越南、美国、秘鲁、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玻利维亚、巴拉圭、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南非、肯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鉴于华人人口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共选取了1980、1985、1990、1994、1999五年的数据，其中1980、1990年数据来源于Rauch和Trindade(2002)；1985年数据来源于《华侨经济年鉴》(1985，1986年)；1994年数据来源于黄润龙(2003)；1999年数据来源于台湾省对海外华人华侨的统计数据。双边贸易量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国人口、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国家间的距离来自网站中的“距离计算器”。殖民关系来自王荣昌等主编的《世界近现代史》的相关章节。此外，在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可能出现不能获得的情况下，鉴于无法对。值取对数，故凡遇到0值，均以0.025代替(Kalbasi，2001)。
为了突出我们的分析特点，我们首先运用GLS面版数据方法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别估计出海外华人网络对于中国贸易总额、出口及进口的影响，然后将其与以往文献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与各国的双边贸易的影响并不一致。运用经修正过的引力模型对网络的贸易效应重新进行估计。
四、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
(一)对传统引力方程(1)－(3)的回归结果及其
解释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变量回归系数结果与预期的符号基本一致。双边贸易量与双边经济总规模(双边的乘积)成正比，与双边距离成反比；如果双方存在殖民关系，则双边贸易流量下降；但是，对于双边人口变量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即，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是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其国内人口总量与出口呈负相关；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人口总量会促进劳动分工，因此也会增加双边贸易的机会。由上述回归系数为负可知，上述第一种效应的影响要大于第二种效应。
针对我们所关注的变量，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外双边贸易总量的影响系数的值为0.152，即华人网络密度每增加1％，则双边贸易总量增加0.152％，要小于Ranch和丁rindade(2002)得出来的回归系数(0.21／0.47)。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于，Rauch和Trindade(2002)的分析是以1980年与1990年数据为基础的，而本文以1980、1985、1990、1994、1999五个年度的数据为基础，涉及的样本时间跨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相对减弱了华人网络在克服信息壁垒方面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同时，表3的回归结果告诉我们，华人网络出口贸易弹性要比进口贸易弹性小，这与(Ching and Chen，2000)、Wagner，Head and Ries(200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华人网络密度每增加1％，则中国向外国出口(进口)贸易总量增加0.124％(0.181％)。
尽管上述对传统引力方程的回归结果的符号与我们的预测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对估计结果依然存在着质疑。理由是，上述引力方程并没有包括或准确考虑模型中不可观察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我们应对改进后的引力方程(4)－(6)重新进行估计。
(二)修正的引力方程(4)－(6)的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对于我们所关注的华人网络变量，我们把其回归系数通过10％显著性检验的国家分别汇总到表4、表5、表6：
由表4可以看出，方程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国家中，其系数的绝对值普遍要比引力方程(1)－(3)的估计结果要大得多，而且，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影响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个别国家的弹性系数特别大，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中国与移民居住国之间的制度、语言、文化差别越大时，华人网络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就越大；另一方面，移民网络所具有的技术水平、移民所能提供的信息以及网络的契约执行能力也往往会影响弹性系数Dumlevy，2005)。此外，越南和南非等国弹性系数出现异常大的弹性值的原因是因为除了华人网络本身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外，还有可能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与移民关系都处于非正常化的阶段，如越南直到1991年才实现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南非直到1998年才与中国建交。而在关系正常化之前，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都非常小，但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海外华人数目都比较大，因此出现了回归结果系数较大的现象，
从表5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对6个移民居住国的出口。华人网络促进中国出口的作用可以通过移民网络的“移民偏好效应”与“交易成本效应”来进行解释。
所谓“移民偏好效应”是指移民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依赖，如果移民居住国不能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话，则会促进移民居住国从移民来源国的进口。所谓“交易成本效应”，是指移民网络通过减少中外双边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了双边的贸易量。产生“交易成本效应”的原因有：第一，移民到达居住国后会给当地居民带来许多重要的信息，如中国潜在的市场机会、分销网络、交易习惯、风俗民情、政策法律等等，从而减轻了贸易中的信息问题；第二，由于移民网络在国外基本上处于一个少数群体的地位，因此相互间的支持与信任变得非常重要，而通过移民网络间的贸易相对可以减少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了契约执行的力度。
由表5同时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网络抑制了中国对8个移民居住国的出口。对于华人网络减少中国对移民居住国的出口量的原因，可以用移民网络的“进口替代效应”来进行解释。即如果居住于移民居住国内的移民人数足够多的话，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在居住国内自主生产产品会变得比从移民来源国进口更有吸引力，因此，他们宁愿自己生产产品而不选择进口(Dunlevey and Hutehison 1999，Girma and Yu2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华人网络促进了十二个移民居住国对中国出口。我们可以用移民网络的“出口导向，效应”来进行解释：当在移民居住国居住的华人达到一定数量后，由于移民网络的“进口替代效应”，他们首先会选择在移民居住国自主生产来满足自身需求。并且，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由于规模经济效应或生产成本优势，再加上海外华人网络在商业信息上的高度适应性，便逐渐具备了向中国出口商品的能力。
表6同时显示，华人网络抑制了十三个移民居住国对中国的出口。我们可以用移民网络的“生产结构效应”来进行解释：由于华人移居到居住国后，导致了移民居住国生产结构发生了转变，即生产转向了满足移民需要的非贸易品。因此，虽然在华人网络内部信息流动较快，契约执行度较强，但是，由于移民偏好及其引致的移民居住国生产结构的变化效应要比“交易成本”效应更显著。因此，华人网络的存在反而减少了移民居住国对中国的出口。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大量非技术性华人移民的情形下，因为非技术性移民本身不能带来太多的信息，但是，他们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却引起了居住国生产结构的改变。
五、结论
本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传统的引力方程与放宽了约束限制的引力方程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有一定的差别，这说明对引力方程约束条件的限制显著影响最终得到的结果。在针对传统引力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华人网络对中国与各国贸易流量的弹性系数要比以往学者所得到的弹性系数要小，而在针对经修正的引力方程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华人网络促进中国与移民居住国双边贸易量的国家共有十个，抑制中国与移民居住国双边贸易量的国家共有十一个；华人网络促进中国对移民居住国出口的国家共有六个，抑制中国对移民居住国出口的国家共有八个；华人网络促进移民居住国对中国出口的国家共有十二个，抑制移民居住国对中国出口的国家共有十三个。而且，在修正的引力方程情形下得到的弹性系数绝对值比从传统引力方程中得到的弹性系数要大得多。
然而，对于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国家而言，我们也并不能否定海外华人网络对于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所发生的影响，因为在本文的估计中只局限于五年的数据，而且移民网络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不仅仅体现在移民的数量上，移民所具有的技术水平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拓展和改进。
另外，对于华人网络与中外双边贸易流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分别从华人网络的“交易成本效应”、“移民偏好效应”、“进口替代效应”、“出口导向效应”、“生产结构转变效应”等角度进行了解释。文章的结果为我国政府制定移民政策和华侨政策、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以及参加区域性和多边贸易协定谈判提供了评估手段和框架。
责任编校 一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