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开启了民初教育改革的序幕，职业教育受到关注，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步伐的加快，封建主义教育抬头，职业教育举步维艰。从黄炎培两次国内教育考察来看，职业教育的困境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瓶虽新而酒仍旧，学校教育在目的、内容及方法上仍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成为变相的科举，职业教育的理念未被广泛接受；第二，学校普而百业废，人们的守旧意识使与生产相关的科技知识教育难以在学校中有效开展，实业学校不仅少，其学科设置也存在与社会经济相脱离的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教育仍游离于社会之外。
关键词 民初；职业教育；困境；黄炎培；教育考察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07-0047-07
近代以来，面临西学大潮的冲击，传统教育在经历清末大厦将倾到民初教育部的摧枯拉朽，其体制已轰然倒塌，科举废除，书院改为学堂，新式学校勃兴。蔡元培领导下的教育部，着力肃清封建教育内容，坚持“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1]，反映了以蔡氏为首的教育学人对近代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1912-1913年，教育部陆续颁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实业学校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大力提倡实业教育（即职业教育）。从黄炎培1914年进行的两次国内教育考察结果来看，职业教育仍面临困境。虽然国家政体由专制易为共和，学堂亦因之改称为学校，但在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方法上，学校教育并未有大的改观，教育部所倡导的实业教育未能按照设计者的意图付诸实施。虽然学校数量有了较大增加，但职业教育的内容遭到忽视。“教育者，将俾其人克自适于所处之社会，以遂其生存者也，故离社会无教育。”[2]虽然“离社会无教育”，但教育依然游离在社会之外。
一、职业教育困境之一：瓶虽新而酒仍旧
（一）教育目的：科举情结难割舍，以考试为导向
《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实业学校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为民初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壬子癸丑学制总体框架。《小学校令》明确指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3]《中学校令》亦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4]这些关于教育宗旨的表述体现了蔡元培擘划民初教育改革所坚持的“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5]的理念。蔡元培痛斥清末教育保留科举余习，奖励出身，培养易于服从、受政府驾驭的奴才，指出共和时代的教育必须站在国民的立场，从受教育者本体出发，根据其在世界、在社会上所承担的责任，施以相应的教育。从中小学的教育宗旨看，体现了中小学须以体、智、德、美等知识来陶冶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价值诉求。
黄炎培发现，在科举制废除近十年之后，以科场为目标的私塾仍有较大市场，而一些中小学校，为满足人们“奖励出身”的科举情结，以考试为目的，孜孜以求升学教育，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理念相去甚远。
在安徽省城安庆考察时，黄炎培于省立第一女子初等高等小学获悉“学生每有程度不及而要求升级，甚至以罢学相要挟”，而学校处理此类事件原则更令他惊愕，“竟有见好学生，迁就允许”。他认为：“此殆科举初罢，一种相沿未断之恶浊思想，骛虚名，忘实际，心目间但知有文凭，不知有学业。”[6]因此，一味地迁就实则害学生，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距婺源县城二十多里的冲田村，一年前开办了公立高等小学，当时附近各村纷纷把儿童送来读书，连私塾生亦来学习算术、体操。开办时学生40人，只一年时间，只剩一半，私塾生更是不见踪影。究其原因，乃安徽都督倪冲之的倒行逆施，下令将全省中小学停办一学期，将办学经费用来办“团练”，使当地老百姓误以为要废学堂、复科举。该校有一彭姓教员，“脑后尚累累垂辫”，一副清朝遗老作风，国文命题为《扬善论》《管仲相桓公论》《莲花比君子说》。皖南一带“废学堂、复科举”的传言盛行，流传的《皖南谣》更是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心态：“辘辘复辘辘，千山万山碓春谷，东邻大男年十六，担柴要担百斤足，读书要读五经熟。西邻纷纷走相告，快辞公学拜私塾，中华科举制且复，不然倪都督，何为下令办团停教育。”尽管县知事到处贴出告示，声明学堂永不停办，但人们的疑虑仍未消除。“冲田村某店伙问余将停学堂、复科举，信乎？为之反复解释之。”[7]
在江西各地，人们亦有较重的科举情结。鄱阳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告诉黄炎培，“乡间颇谣传将复科举，故有在家预备应试文者”[8]，遂使得该校的学生数从前年的百人左右减少到今年的六十余人。在湖口，城中小学虽不读经，但在乡下小学，读经仍然盛行。考察途中，黄炎培常见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周末仍留在学校，而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则无，他盛赞此举可以避免“学生全日游荡浸淫于不良社会中”，并感慨中外学校“其相去为何如耶”[9]？好不容易在彭泽看到一所公立小学亦有此举，但近观才知学生在温习以前在私塾所学《三字经》《四子书》《龙文鞭影》等，教员在一旁监视，到午后五时仍未散去。问及原因，教员解释道：“星期学生游荡无事，且不如此无以合社会心理。”[10]
天津模范小学是一所新式学校，规模宏大，有学生453人，高、初等各学年齐备，理科教室有花重金从美国买来的化学试验桌，标本室陈列着塞门德土原料及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调查报告，高等科加设商业。这些因素足以使该校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了。而且，教员的教法也颇合适。但在教学中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选用英文课本时，非常倾向于“内容组织甚好”的商务印书馆的新版教材，但为学生的前途计，不得不用《英文法程》，“因此间中学招生试题，往往令默写《法程》第几课故”。二是批改国文作法时不能不用旧式，“逐本详改，以求合家庭心理”。若按新式改发，择优批改，便会招致家属的非议。三是国文的写作教学，教员亦觉得作实用文甚好，“但升学考试，仍出论说题”[11]，若不和考试保持一致，则学生势必不能应考。这种困境远非仅限于天津之一校、一地。如果说皖南山区是因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老百姓尚抱有“复科举”的幻想，那么，处在京郊都市得政治风气之先的人们也有此种顾虑，就显得极不寻常了。这表明历经清末民初激烈的社会动荡，政局变化无常，普通民众在新旧教育相互涤荡中所持的保守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