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时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庄严肃穆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凭吊革命先烈。看着展板上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孔，他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和党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据讲解员介绍，这些烈士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30岁，展板上陈列的170位烈士中，约有60%都受过高等教育。“您看这个名单上，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还有不少是‘海归’，学历最高的是这位——”讲解员指着许包野烈士的名字说，他曾留学法国、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却在35岁那年英勇就义，成了一名无名英雄。在发现许包野烈士的过程中，有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他的妻子叶雁萍因不知丈夫牺牲，而经历半个世纪的情感等待和爱情坚守……
负笈求学
二十世纪初叶，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国门洞开，山河破碎，外寇的铁蹄在文明古国的大地上肆意践踏，整个国家政局动荡，风雨如晦，民不聊生……
1900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那年5月31日，在暹罗（今泰国）华富里的华人侨商许锡昌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亲给这个长子起了个乳名叫许金海，学名许鸿藻，他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烈士中唯一拥有博士学位的省委书记——许包野。
许包野的母亲是暹罗人，在母亲身边，包野受到了暹罗文化习俗的启蒙教育。不经意间，他已长成7岁的学童了。父亲许锡昌是个心怀祖国、情系故乡的爱国华侨，为了让儿子学习中国文化，他决定放弃在暹罗的生意经营，举家迁回中国的故乡——广东省澄海县，成了那时中国兵荒马乱年代里为数不多的“海归”之一。回国后，放下行李，父亲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儿子送到附近的私塾接受中文教育。1911年，包野读完四年私塾后被送到澄海县立凤山小学就读。父亲许锡昌望着儿子稚嫩的脸蛋，抚摸着他的头鼓励说：“儿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已经懂事的包野不住地点着头回应道：“阿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1918年，包野的母亲不幸病逝，父亲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又当爹又做娘，度日艰难。为了找个理家的帮手，许锡昌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妻子百日祭之内要给儿子完婚，否则就得等到三年后才能娶新媳妇进门。于是，他急忙张罗着给包野找了附近村庄的一个叫叶巧珍的姑娘为媳。还在读书中的包野听从父亲之命、媒妁之言，于当年和叶巧珍在家乡成婚，简朴且隆重的婚礼，吸引了乡亲们关注的目光，人们纷纷送来了美好的祝福……婚后，许包野将妻子改名叶雁萍。不久，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许包野为儿子取了个“适欧”的名字。从此，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中。成家后，许包野没有放弃学业，继续他的寒窗求学生涯。1919年夏，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澄海中学。
这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莫斯科的枪炮声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儿女。许包野目睹了国内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数千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北京政府对学生进行了疯狂镇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了抗议当局镇压“五四”运动，愤然离职出京。
“五四”运动爆发后，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许包野参加当年底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的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入选。1920年4月，许包野背上行囊，辞别故乡，告别了父亲、妻儿和前来送行的亲友，满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取道广州，远渡重洋，踏上了前往法国留学的行程。丈夫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重逢？妻子叶雁萍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看着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儿子，两眼噙满了泪水……
第一次漂洋过海，第一次远离亲人，年仅二十岁的小伙子许包野，强忍着晕船的不适、旅途的劳累和思念亲人的痛苦，艰难地跋涉在人生的征程中……
在法国里昂大学，许包野徜徉在校园的路道上，两旁芳草萋萋，头上绿树成荫，西方欧式楼宇建筑富丽堂皇。他触景生情，联想起北京圆明园皇家园林毁于英法联军之手，中国被外国列强恣意瓜分……凡此种种，更加激起这位热血青年学好本领立志救国的强烈愿望。他选修了哲学的课程，他要用先进的理论与哲学思想，去说服国人反抗压迫，奋起救国，使中华民族早日摆脱被压迫、被殖民的统治。
里昂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法国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十九世纪爆发过多次工人罢工、起义运动。在这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深深影响和熏陶了许包野。1921年，法国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法郎贬值，社会动荡，生活费用高涨，许包野写信征得父亲同意与支持，从法国转学到德国的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习哲学。这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术的诞生地。这里的大学和书店，有许多西方先哲、学者的传世经典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引领下，许包野如痴如醉地博览群书，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和哲学经典，他开始认真思考并探索着革命真理。1924年，同在德国勤工俭学的朱德同志见许包野报国心切，志存高远，便对他予以关心、引导和培养，还介绍许包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从此走上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道路。就这样，旅欧期间，许包野一面钻研马克思主义，一面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
传播真理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英国、日本侵略者连续在上海屠杀中国学生、工人和民众。为了揭露侵略者的暴行，中共领导人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带领工人、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朱德同志的建议：“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并决定通电全世界，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民众的暴行。许包野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的示威集会，抗议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许包野与中国留德学生的宣传活动为德国当局所不容，就在此时，英国政府向德国提交了一份中国革命者的名单，许包野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被捕入狱。同情中国革命运动的德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大力声援，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中国革命者。许包野坐了三天牢监后被驱逐出境。庆幸的是，在离开德国前，他已取得奥古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随后，许包野旅经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于1926年下半年抵达向往已久的十月革命的圣地——苏联，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向中共派往苏联学习革命之道的留学生传授马列主义理论。他把从德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留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在许包野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黄励，宣传部长的陈原道。许包野学识渊博，精通德、法、奥、俄等多国语言。在苏联的五年时间里，他还兼任过莫斯科市的地方法官，为民伸张正义，不遗余力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的一位成员找到他，说：“许包野同志，根据中国国内形势需要，决定派你回国开展对敌斗争。”许包野态度坚定地说：“听从指挥，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于是，他秘密从苏联途经黑龙江，回到他阔别11年的祖国。
这时，中国大地到处充斥着肃杀荒寒的景象，到处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许包野一踏进国门，就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跟踪。为了摆脱敌特的盯梢，许包野绕道新加坡，几经周折，才于1932年底回到了阔别12年、朝思暮想的故乡。许包野踏进家门时，日夜思念他的父亲和妻子都惊喜万分：这是包野吗？当年那个带有乡土气息、略显稚嫩的中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洋博士了！
妻子叶雁萍先是激动，继而扑在他的怀里痛哭起来。丈夫长久的离别，自己日夜的思念，让这个柔弱的年轻女性心中承载着多少的相思与苦痛？她边哭泣边诉述着儿子在七岁那年不幸夭折的噩耗。而这些，都是她一个女人难以承受之重。当许包野闻听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又低头看着怀中消瘦枯黄的妻子，他胸中涌起一股对妻子的万分愧歉之情，他一只手轻轻梳理妻子的秀发，另一只手将妻子紧紧地拥在怀中，心中隐隐作痛……泪水止不住地滴落在妻子的发梢上……
许包野明白，自己要尽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早日为党工作。当他得知弟弟许泽藻是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宣传部部长时，心中非常高兴，决定尽快与弟弟取得联系。但他知道家里的亲人都希望他在家里久居下去，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跟妻子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所以，在家的几天，他十分谨慎地应付着父亲和妻子问他要不要再次出门的话题，唯恐揭开亲人心头上的伤痛。然而，祖国的期待，党的召唤，让他时刻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
许包野在家里只住了十天，便决定赶往厦门。父亲的挽留，妻子的眼泪都没能阻止他再次远行的脚步。他诚恳地对父亲和妻子说：“中国目前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饱受外国列强欺凌，再这样下去，就会国破家亡。国家危在旦夕，我哪有心思在家享受这朝夕不保的安逸生活呢？”他的一席话让父亲明白了很多，也让他知道了儿子是在外面干大事的人。父亲叮嘱儿子道：“只是你这次出门，要常回来看看你媳妇！”站在一边的叶雁萍哭红着双眼望着丈夫，期待着包野能够给她一个许诺……许包野为了革命的理想，再次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谁知这一别，竟是他与父亲、与妻子的最后诀别……而这一别，从此竟然音讯皆无，让妻子等待他足足超过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
为了瞒过敌人的耳目，许包野没有直接去厦门，而是从香港绕道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前往厦门。
1933年3月，许包野抵达厦门。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派遣，他先后到安溪、惠安、泉州、莆田等地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健全农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协助整顿游击队伍，巩固红色根据地。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共产党员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同年8月，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不幸被捕牺牲；9月，代理市委书记的许泽藻也遭逮捕，不久牺牲。10月，党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从此，他挑起了领导厦门和闽南十几个县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在极为艰险复杂的白区斗争环境中，许包野领导党的组织坚持地下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了所属县、区的地下党组织。在许包野的领导下，厦门中心市委及各县党组织，领导工人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动员工人和闽南农民赤卫队员参加游击队，领导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逐步开辟了新的工作局面。他非常重视革命武装建设，动员工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发动募捐两千块银元，购买了一挺德国制造的重机枪，支援红军游击队；作为一名博士，他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建设，亲自领导厦门文化协会，秘密出版《发动机》《战斗》《群众报》等杂志和报纸，发挥着传播知识、鼓舞士气的作用，还把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成《革命丛书》，供党员、干部学习，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注重团结群众，建立社团组织，厦门地区的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赤色工会等组织都成了当时插向敌人胸口的一把把锋利的匕首。
为国捐躯
许包野的革命信念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哪里危险去哪里。”纵观他短暂一生的光辉实践，这确实是许包野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1934年7月，因中共江苏省委连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将许包野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组建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眼皮下活动，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他使用在苏联时曾使用过的名字“保尔”开展工作，实行“—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严密组织措施，积极组建党组织。许包野上任不久，就被叛徒盯住，敌人想方设法进行诱捕，要抓住这个名为“保尔”的中共重要人物，以换取国民党当局的巨额奖赏。许包野发现敌情后，机智沉着，勇敢果断地与敌人周旋，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及时配合中共中央处决了叛徒老龚，纯洁了革命队伍，保护了革命同志，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重建的新省委很快恢复了组织活动。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说，“保尔”始终是一个谜团，直至他调离江苏省委，敌人最终也没能掌握他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