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至十六世纪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原因
[摘 要]较好的基础和自身优势是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内在原因。西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各种新技术进入农村手工业，以及西欧农村的经济社会出现变化是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基础。勃艮第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制定的政策或制度推动了荷兰经济发展。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为荷兰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荷兰；农村手工业； 纺织业
[中图分类号]K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4-0123-08
[收稿日期]2017-04-29
在中世纪欧洲，意大利北部、瑞士、德意志南部、法国北部和尼德兰南部一带是经济最为发达地区。在这一大片地区中，尼德兰的经济情况较为特殊。尼德兰最发达地区为南部，主要以弗兰德尔和布拉班特为中心的地区。当时，弗兰德尔的最大城市——布鲁日和布拉班特的最大城市——安特卫普是中世纪欧洲经济中心，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与南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部和北部，越往北人口越稀少，经济较为落后。以中部偏西的荷兰省为例，除了一些河流附近，大部分地方在10世纪之前很少有人居住。城市发展水平较低，更不能和弗兰德尔相比；国际贸易很有限，出口型的工业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无法和弗兰德尔的高度发达的纺织业相比。14世纪之前，这里几乎没有较大的城市，最大的城市也只有几千人，根本无法和根特、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城市相比[1]（p.30）。但是，到了15世纪末，荷兰省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第一，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城市人口的比例显著上升，从1300年左右的15%升至1500年左右的45% ；第二，城市工业，尤其是酿酒业、造船业和纺织业取得了较大发展；第三，农村的手工业种类大幅增加，水平也在提高。14世纪下半叶，除去传统的如纺织业等工业门类，其他行业，如造船、榨油、造纸、陶瓷、制砖、制石灰、制奶酪等行业开始出现，泥炭开采、渔业和运输业等在农村逐渐兴盛[2]（p.349）。荷兰省的出口也大为繁荣。农村的工业产品，如砖和瓦等在14世纪晚期出口英格兰，以后出口丹麦和波罗的海地区。啤酒和纺织品也在14世纪开始大规模出口。16世纪初，大约一半的酒类用于出口，尤其出口到弗兰德尔和布拉班特。纺织品出口到其他各省和波罗的海国家。第三点值得注意，14世纪下半叶，荷兰农村的手工业规模和水平有了较为显著提高。这一时期是西欧农村工业出现转折的时期，与传统的工业相比，农村工业在规模和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
中世纪西欧手工业的主要代表是纺织业，分布范围很广。在1300年左右，西欧纺织业达到中世纪的第一个高峰。其中，毛纺织业是交易量最大的纺织品，其次是亚麻布。这些纺织业中心集中在意大利北部、法國北部、尼德兰南部的弗兰德尔、英格兰东南部，以及西班牙一些地方。但是，总体上，纺织业还集中在城市，乡村较少。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西欧的农村纺织业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如英格兰的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和韦斯特伯里（Westbury）之间，以及迈尔（Myer）地区是农村纺织业较为集中的地方。弗兰德尔的根特、布鲁日、伊普尔三座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在积极发展纺织业。15世纪前，尼德兰的重要纺织业中心集中在南部，即上述弗兰德尔的几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15世纪，尼德兰的纺织中心开始北移，布拉班特省的北部和荷兰省开始崭露头角。除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荷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荷兰能够在世界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上独领风骚的重要原因。故此，笔者对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原因做粗浅探讨。
一
19世纪末以来，西欧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中世纪晚期尼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原因。到20世纪，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相关研究最为著名。亨利·皮朗从农村手工业兴起与城市的相对衰落同时发生这一背景出发，推断出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各有自己的呢绒生产模式。他把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认为城市的生产模式代表了中世纪经济，注定要衰落，而农村的生产模式则代表更先进的模式，未来将进入现代经济。亨利·皮朗提出这个观点后，法国学者埃米尔·库尔纳尔提出了反驳。他反对把中世纪弗兰德尔的呢绒业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阶段的观点。埃米尔·库尔纳尔认为， 12—13世纪城市经济的高峰期，存在许多农村纺织业中心。他证明，14世纪末出现的纺织业中心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反对亨利·皮朗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西方学者，如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将18世纪以前的工业称为“原工业”（Pro-industry），将18世纪之前的工业时代称为“原工业化时代”。这些学者在研究原工业时就较为重视农村手工业 。
在研究中世纪荷兰农村手工业的欧洲学者中，有两派学者值得注意。第一派是以詹森和布罗克曼为代表的学者。詹森研究荷兰农村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问题，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他研究的焦点在14世纪下半叶，认为黑死病并没有给荷兰省的人口造成大的影响，只对工资影响较大。1348年后，欧洲各地劳动力匮乏造成工资大幅上涨。而荷兰的工资却没有大幅上涨，这为手工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期[3]（p.20）。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为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理论被布罗克曼加以细化。布罗克曼发现了黑死病给荷兰省的一些影响，但却不足以对工资形成较大影响。而且农场的分割和农业生产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使劳动力有了新的流向，再加上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造成劳动力剩余，也导致了工资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总之，两位学者都将人口和工资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4]（p.833）。总结起来就是，人口和工资的合力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第二派学者以荷兰学者德·波约尔为代表。德·波约尔较为注重农业的发展和其对农村的影响，并研究了1345—1415年泥炭地的下沉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德·波约尔利用政府征收十一税的纪录说明，荷兰省内包括粮食在内的种植业，在14世纪下半叶出现过一段危机，尤其在泥炭地区更严重。他将这时的产量的下降归因于城市的扩张，外来移民涌向城市，以及城市工业的发展使耕地面积缩小[5]（p.266）。在1415年后，泥炭地的下沉促使许多农民改变种植结构，开始种植夏季作物并饲养牲畜。土壤条件发生变化，原先能种植谷物的土地不能再继续种植，这会影响到农民的生计。农村各阶层，如自由农、佃户和领主都会投身工业领域，为农村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和资金。另有一些学者，如范·查登认为，农村耕地质量的下降是农村其他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6]（p.85）。简而言之，第二派学者关注自然条件和城市扩张的影响。以下分别对这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