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外的一些资料记载,明成祖朱棣的太监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达东非莫桑比克的海岸索法拉地区,这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华人涉足于莫桑比克。另据生活在莫桑比克的老侨民口述,莫桑比克的华侨历史已有220余年,但最早定居下来的华侨是谁?因何种原因或以何种方式抵达此地?现因缺乏详尽的史料而无从考证。真正具有文字实效的记录约在1875年之后,第一批华人移民蹒跚地踏上这块非洲人的土地,开始他们异常辛酸的创业之路。
开创洪荒的19世纪
大约130年前,华人开始移居莫桑比克,至于原因,史籍记载有两种:一是政治关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末期,各地的反清斗争使国家进入风雨摇摆的动荡时期,一些政治人物因参与反清活动而为政府所不容。二是经济关系。广东、福建等沿海诸省很早以前就有闯荡南洋的历史,那时人们多因生活窘迫而背井离乡,依靠海外亲戚或同乡的关系外出淘金。
除上述两种外,也有人提出非常肯定的第三种:最早到达莫桑比克的华侨是被澳门政府充军至此。当时莫桑比克与澳门同为葡萄牙殖民地,被葡人统治下的澳门华人居民,一旦触犯法律,便被充军到莫桑比克。而当时的马普托仍是一片蛮荒之野,正需要吃苦耐劳的华人来此开天辟地。华人在做工期间,披荆斩棘,挖河筑路,条件十分恶劣,有不少人因此病逝于此,而葡政府毫无怜悯之情，等到工期结束,葡政府并不设法安置他们,而是采取就地放之的方式,所有被充军的华人,全凭其个人能力自生自灭,在远离故土的马普托市就地生根。
第一批闯荡莫桑比克的华人是来自广东省四邑县的木匠,他们于1875年之后定居在马普托和贝拉港。在1886年至1894年修筑马普托至南非之间，以及1892年至1898年修筑贝拉至津巴布韦之间的两条铁路线时,大批廉价的华工从中国沿海地区被招募而来,工程完工后,便有一些人留在莫桑比克。
至19世纪末,莫桑比克的首府从莫桑比克岛迁移至马普托市,葡属东非殖民政府大兴土木,于是需要大量的技工,特别是木工。中国人的建筑技术在当时有口皆碑,在工钱与吃苦方面也非他人能及,葡萄牙人便在澳门招雇大量华工,运抵马普托。所以,在后来马普托市华侨当中,以木匠者居多。另外,还有一些中国人在葡人“马尼卡─索法拉”公司的糖厂和矿井做工,华人华侨的数量因之而日渐增多。
1893年,定居于马普托的华侨为52人,这个数字在1903年上升至287人;1900年,定居于贝拉港的华侨为84人。在早期闯荡莫桑比克的华侨中,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驱人物谢三。谢三是一名木匠和建筑技师,当他在马普托市做出一些成绩后,便将自己的一块土地无偿捐献出来,于1903年集资兴建了中华会馆,后来扩建成了中华小学并成为华人社会的凝聚地。
初现繁荣的1940年
据中华会馆会员牌所示,截至1940年,马普托市已有华侨500多人,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这时的马普托已显露出一个港口城市的规模,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从最初的华工来此斩荆除棘、开荒垦地到此时的华侨建造楼房、繁荣市场,可以说华人华侨是马普托早期的开荒牛,为马市最初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提及莫桑比克的历史,除葡萄牙人外,华人则是近代影响莫桑比克较多的另一大外来族裔。
当时的华侨已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历程,依靠勤劳吃苦、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马普托市占有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华侨从事的行业,无外有三:一为木匠(手工业)。华人制作的木制品手工之细腻、成品之精良颇受市场的青睐。二是经商(商业)。华侨经商者约占总人数的40%,大小商铺共有50多家,因殖民政府的苛捐杂税较多,加之印度人的竞争,华人商铺的生意仅够维持。三是耕种农场(农业)。华侨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华侨经营的农场时有25家,资产各为几千英镑不等,多以香蕉为主,附属种植玉米和蔬菜。莫桑比克早年华侨致富途径或者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开办农场来完成的。
1940年，马普托市的华人社团蓬勃发展,共有5个华侨团体,包括中华会馆、国民党支部、致公堂、四邑会馆和联安社。中华会馆是当地最大的华人团体,会馆为华侨集资兴建,宏伟壮观,是马普托市大型建筑物之一,常有人结群前往参观;国民党支部曾在1922年前后盛极一时,党员差不多占到全埠华侨半数之多,当地官员常来造访,“九·一八”之后,支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致公堂会所是会员积资兴建的一座2层高的别墅楼,会员非常团结,后因资金短缺,会务活动日益减少;四邑会馆为当地四邑人士组建的团体，联安社是南顺人士组建的社团,四邑会馆与联安社建立的宗旨都是加深同乡之间的联络,互相扶助,二者经费均靠月捐的收入来维持。
独立前期的鼎盛之时
莫桑比克独立之前是华侨事业的鼎盛时期,这时的华人经历多年的奋斗,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富贵阶层。移居莫桑比克的华侨数量从30年前的500人增至5000多人,增幅达10倍之多,其中有2000多人生活在马普托,另有3000人生活在贝拉,华侨从事的职业仍然集中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在农业领域,华侨的农场数量达30多家,其中已有2家跻身于全莫农场的3强,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宗香蕉的出口依然是华侨农场的重头戏。据老华侨任南华介绍,他的农场在独立前每天就可收获香蕉50吨。因当时的农产品出口是对外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说华人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莫桑比克重要的经济命脉。
当华人在农场种植获利颇丰后,就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商业中去,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现位于7·24大街的弗兰萨商业中心就是当时由老华侨何先生自建和创办的莫桑比克首家超级市场,随后他又开了2家。当时遍及全市的华人商店数不胜数,而由华人自建的商业和公寓大楼也多达五六十座。在手工业方面,华侨开办了2家铁工厂,其余从事的仍是木匠,集中于木器的制作和楼宇的建造。可以说,华侨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独立前期的华人社群与葡殖民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中华会馆设立有中华小学,是华侨子女学习汉语以及传承中华文化的地方。当局政府对华侨教育并不限制和刁难,而且极为尊重和赞赏,学校的教师资格、课外活动、教科书的选编以及授课时间均由华人自己处理,华人在法律上不受歧视,有结社、教育、言论、行动等自由,葡人也不干涉,这与生活在邻国南非境内的华侨所遭受的恶劣待遇犹如天堂与地狱之别。
独立至今的艰难岁月
1964年9月25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领导人民在北部的马孔德高原进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第一枪。
独立战争期间,贝拉和马普托两市一些有钱的华侨开始撤离莫桑比克,一部分随葡人去了里斯本,另一部分去了其它国家,即使是那些留在原地持观望态度或难以割舍产业的华侨,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葡萄牙或南美洲同说葡语的国家巴西以防不测,中华小学因之关闭。
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新政府将前任政府时期的工厂、银行、学校、医院、楼宇等资产一概收归为国有,华侨的财产因此受到直接冲击。
据生活在马普托市的老侨民回忆,莫桑比克实行资产国有化后,当地华侨的农场、公寓和商业大楼、铁工厂、部分商店以及中华会馆、致公堂等私人或集体资产均被无条件没收充公。政府根据每个侨民家庭的人口数量分配房屋仅供居住,不可作为商业之用，莫桑比克华侨的财富随之化为乌有。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面前,绝大多数华侨随着外国侨民(主要是葡萄牙人)的撤离大军仓促离境,飞往里斯本。
独立后的莫桑比克经济形势一落千丈,举步维艰。更可怕的是莫桑比克在1977年爆发了长达16年的持久内战。从独立战争到财产充公再到旷日的内战,一次次的社会动荡致使华人的生存处境每况愈下,越发艰难,华侨数量也从鼎盛时期的5000人骤降至几百人,留下的都是较为贫穷、收入有限、想走却没有经济能力的侨民,特别是16年的内战时期,莫桑比克华侨生活得异常清贫。
1992年10月,饱经战火蹂躏的莫桑比克停止内战,此后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留守于此的华侨们以他们坚毅不屈的奋斗精神在生意和经营上渐露曙光。然而,莫桑比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越来越严重。偷，在马普托市泛滥成灾,抢劫之风也很盛行,近来甚至出现专门针对华人华侨的入室抢劫团伙,但警察根本不管,所以稍有财产的华侨均用铁栅栏封死阳台,加固防盗门窗,生活于此如同坐监狱一般。
1997年,马普托尚有华人近300人,而到了2006年,马市仅有华侨家庭20多家,人数100人左右,仍有一些老华侨在出售自己的房屋等不动产,准备移居他国;华侨商店从独立前期的百家争鸣到现在仅幸存任南华和梁小姐两家;华侨农场也从以前的30多家只剩下路易斯·黄(中华协会会长)和任先生两处,且农场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意欲转租他人。贝拉市的情况更是不堪回首,从鼎盛时期的3000人到今天仅剩下老华侨2人,已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今日的马普托老华侨越来越少,而新华人却越来越多,他们多是上世纪末才来到莫桑比克从事开商店或其它贸易活动。对于未来的发展计划,新华人的观点是，趁现在能赚钱则赚,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马撤资走人,无一人有在此长期扎根的打算或者说无人想成为新的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