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成绩优异、质量效益提升，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到2015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这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形势下，尤其难能可贵。
对外投资的迅猛发展，得益于我国政府科学的顶层设计，得益于商务、贸促等有关部委、各省市区投资促进部门的通力协作，更得益于对外投资促进机制的不断创新。具体而言，当前投资促进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高访企业配套密切配合，形成对外投资高层强力促进机制
国家领导人外出访问带动企业“走出去”，是国际贸易投资促进惯例。近几年，我国领导人在外出访问时，随带配套企业代表团，与相关国家直接进行投资项目对接，推动了若干重大跨国投资协议的签署与项目的落地。尤其是2015年以来，我国高访企业配套策略运用得心应手，对外投资风生水起，力度空前。2015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签署了总额为4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计划。2015年5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巴西期间，见证了中巴双方在双边产能、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各领域协议总金额达270亿美元的35项合作文件的签字。在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期间举办的中英工商峰会上，两国企业达成约400亿英镑的贸易投资合作协议。在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期间举行的中非企业家大会上，双方企业共签署22个合作项目，总额达到130亿美元。
近期，中央专门出台文件，明确中国贸促会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涉外配套经贸活动主办单位之一，负责高访企业配套组织工作，使高访企业配套机制化。2015年，贸促会精心组织高访配套活动，配合国家领导人12次出访和印度、印尼等多国领导人15次来访，在境内外举办了中美企业家座谈会、中英工商峰会、中欧工商峰会、中非企业家大会等29场配套活动（习近平主席出席5场、李克强总理出席4场、汪洋副总理出席5场），积极组织中外企业对接和项目洽谈，密切了国内外企业间的投资合作，深化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丰富了领导人访问成果。2015年，贸促会组织的高访配套活动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超过以往历史任何一年，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和“走出去”战略，实现了历史的跨越。
二，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沟通与联系，建立健全国际组织合作机制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化资源富集机构，对国际贸易投资的促进与规则制定具有深刻广泛的影响。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沟通与协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管理工作，对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意义重大。2015年，中国贸促会进一步加大对国际组织的工作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展览局、国际商会、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0多个国际机构的工作，推荐我国工商界代表担任国际商会执行董事，选派30位专家参与该组织工作，为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国际商会是我国工商界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和制定国际贸易商事规则的重要平台，在国际上发挥着代言工商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贸促会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与国际商会联系沟通机制，中国国际商会会员数量大幅增加，从2014年初的670多家增加到2015年底的5.2万家，会员结构明显改善，代表性显著增强。
三，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形成国际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
国际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平台，也是对政府间经贸联委会、混委会的有效补充。2015年，中国贸促会先后建立了101个合作机制，其中，与62个国家的88家对口机构建立了双边机制，另有13个多边机制，如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与合作机构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等方式，对合作内容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约定，定期交换经贸信息，组织企业团组互访，开展政企对话、项目对接以及政策法律咨询等活动。
目前，中国贸促会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商协会沟通，与包括蒙古、伊朗、土耳其等沿线国家在内的主要商协会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正在筹建丝绸之路企业家理事会与郑和经贸文化友好协会，将分别辐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全方位铺开工商界合作网络，为扩大经贸合作提供有力支撑。“一带一路”战略内涵丰富，“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货物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对于稳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效实施“中非工业化伙伴行动计划”、“建营一体化”、“境外经贸合作区创新工程”等重要专项工作，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提供了指导和保障。
四，进一步强化上下联动、通力协作机制，形成全国贸促系统一盘棋
全国贸促系统体系庞大，央地各具优势。充分调动各级地方贸促会和行业分会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全国贸促系统内部协作，形成上下联动、通力协作机制，对形成贸易投资促进工作合力、放大贸促会功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充分发挥贸促总会的人才、品牌、国际化等优势，以及各地贸促分会和行业分会的地方与行业支持以及企业资源优势，打造贸促系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形成全国贸促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为更好地服务各省区市经济发展，中国贸促会因地施策，根据各地优势和条件，在山东、湖南、黑龙江、宁夏等11个省区设立了相关合作机制的地方联络办公室，为地方“借船出海”开展经贸活动创造条件，更好地满足各地对外开放合作的需要。与此同时，依托这些机制，组织多个大型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亚、拉美和非洲，寻找贸易投资伙伴，签订了一批合作协议和意向。目前，与中国贸促会建立合作机制的国外对口机构越来越多，希望在当地设立相关合作机制办公室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五，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经贸摩擦争端解决机制，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风险
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会遇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各种各样的风险，尤其是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环境欠佳，文化因素复杂，政局动荡不安，恐怖活动频发，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极大风险。有效规避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为满足企业对外投资发展需要，中国贸促会积极开展国别风险评估和安全预警，发布安全预警信息，帮助企业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2015年，中国贸促会共发布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33起；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安全管理，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安全生产大检查；参与处置也门撤侨、马里恐怖袭击等重大境外突发和安全事件10起；会同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在安哥拉等国10余起重大劳务纠纷事件，在风险防范、控制和企业止损等方面发挥独特的国际资源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
完善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际商会在欧盟设立代表处，这是我国海外第一家民间游说机构，正式启动了民间经贸游说和摩擦应对工作，从体制上构建了政府、民间机构、企业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经贸摩擦应对体系，弥补了我国对外经贸摩擦争端解决机制中民间“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