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学方法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后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采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使这一方法走向科学，从而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它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这对我们加深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方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发生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5-0043-08
长期以来，“发生学”一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被使用的频率较高，人们针对发生学问题的研究也较多｡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发生学方法本身进行过深入的研究｡①从词源学上看，“发生学”源自生物学领域的“遗传学”，英文为genetics，它本来是指由英国生物学家W. 贝特逊(W. Bateson，1861-1926年)于1906年根据希腊语“繁殖”(generatione)一词正式命名的一门学科｡[注：参见杨学仁､朱英国:《遗传学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杨业华:《普通遗传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亚里士多德曾撰写《动物的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等动物学和生物学方面的著作，因而被现代西方学者赞誉“早在2300年以前就预见了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参见洛易斯·N. 玛格纳:《生命科学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从语义学上看，发生学本来是指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胚胎学，它主要探讨生物学领域动植物的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注：英国人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于1651年发表了著作《论动物的发生》，提出了“万物皆来自卵”观点，由此奠定了胚胎学的基础｡胚胎学对目的论的突破，始于德国生物学家沃尔夫(Casper Friedrich Wolf，1734-1794年)｡他的《发生理论》和《论肠的形成》，有力批驳了胚胎学研究中流行的预成论，为渐成论的确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爱沙尼亚人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1792-1876年)曾提出了著名的“生物发生律”，创立了比较胚胎学｡如今，胚胎学演变为现代发育生物学，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参见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6-477页;亚·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5-546页;杨学仁､朱英国:《遗传学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潘永祥､李慎:《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5页｡]遗传学､胚胎学及发育生物学都是探讨生物包括人的发生发育过程，它们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发生学问题，需要展开发生学研究｡这些发生学问题不仅是指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还包括所研究对象本身的实际发生和演变过程｡它们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从方法上看，发生学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逐渐被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1](P491)例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提出不久就被应用于科学史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2](P413)可见，发生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是诸多学科所面临的不容回避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本文将结合发生学方法的历史演变，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及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近代发生学方法的内在矛盾
人们对发生学问题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凡是在时空之内存在的事物都涉及到发生学问题，特别是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继起，在冲破神学束缚的同时，“令人困惑的发生学问题”随之产生｡[3](P241-242)近代发生学方法从17世纪以来就逐渐形成，18､19世纪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成为探索自然界万物起源､发育､演化的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
近代发生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家重新理解和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尝试｡[4] (P94-98)随后，人文社会科学家逐渐开始接受这一新方法｡“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对史学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使史学家认识到研究起源的重要性”｡[5](P374)随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法的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派等等｡19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学的世纪，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随着浪漫主义史学的兴起，“浪漫派中世纪主义开创了对中世纪较为客观的研究和评价，而这一时期迄今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所忽视｡将现在与较早的世代联系起来的链条，使得探讨欧洲各民族的起源成为具有民族迫切性的问题”，“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再是研究历史教训的世界主义哲学家的目的，而是要研究起源､联系和发展”｡[6](P71)他们提出的历史主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方法开始支配法律和神学的讲授”｡[注：首次把历史主义作为世界观和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是德国浪漫主义史学的贡献｡参见B.A. 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17､18世纪博学派的发生学方法得到继承和发展｡然而，“博学派史学著作理论上的薄弱使它停留在发生态解释的水平上，也就是停留在对先后发生的事件的描述上，而没有指明这些事件的任何较深刻的原因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甚至连这种发生学式的解释也是由黑格尔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进化论才使之变得较通俗易懂｡这就是它为什么被称之为发生(genetic)历史编纂学的原因;而且它常常也这么称呼自己｡”[7](P98-99)以博学派为基础的发生学方法，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遵循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实际上就是编年史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证的发生学方法｡从文艺复兴后期的博学派史学到浪漫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都运用了实证的发生学方法｡
另一种发生学研究方法以自然法哲学为基础，注重思辨和进化，从人类自然状态假说出发，推演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与变迁｡这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哲学思考的方法，可以称之为思辨的发生学方法｡从霍布斯､洛克到康德､黑格尔，包括理性主义史学，对国家理性和社会历史变迁的逻辑前提进行思考，都运用了思辨的发生学方法｡
总之，到19世纪上半叶，在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的双重影响下，社会历史研究中发生学方法形成了实证主义的和思辨哲学的两种主要类型｡“19世纪上半叶，历史著作中所见到的有关方法的意见和传统来自两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冲突的原则:一种是把唯心主义的和进化论的目的论结合起来，一种是相信通过批判地分析原始资料所确定的事实按年月排列便可以把过去完全再现出来｡”[7](P99)二者之间的冲突与调和，推动了发生学方法的发展｡
从维柯提出“新科学”和伏尔泰提出“历史哲学”等概念以来，人类自身的社会历史领域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如同自然科学脱胎于自然哲学一样，社会科学涵蕴于道德哲学之中｡”[8](P225)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只有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科学，相应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获得相对独立的过程，是借助于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才得以实现的｡随着实证社会学的创立，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开始分化，历史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实证主义，开始走向独立｡然而，历史科学的发展不仅要遵循实证发生学方法，按照时间序列编排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而且还要进一步解释历史变迁的原因｡尽管思辨的发生学方法试图建立一种解释历史的模型，但难以避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因此，“首先要求构筑一种既能解释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又能解释事件整个发展过程的内部机制的普遍模型;其次还要求不求助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来构筑这种模型｡”[7](P195)如何避免实证的发生学方法与思辨的发生学方法之间的矛盾，从而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建构一个科学的历史解释模型，成为历史科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从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二､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学方法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同时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创立过程｡早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就逐步认识到唯心主义中“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9](P10-11)在历史法学派和黑格尔法哲学的矛盾中，马克思显示了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孕育着唯物史观的萌芽:“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9](P15)由此出发，马克思开始了对历史法学派和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踏上了为揭示人类历史之迷而创立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征程｡
针对胡果提出的历史法学思想，马克思以理性批判精神，全面剖析了历史法学派的本质｡胡果怀疑理性对制订法律的指导作用，将法律归结为历史的产物，甚至认为这种历史与理性之间是矛盾的｡因而，他不是在历史发展中寻找理性，而是试图证明历史形成的法律与理性的矛盾，强调民族习俗演变的历史对制订法律的有效性和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说:“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使自己对起源的爱好达到了极点，——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10](P97)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胡果的研究方法｡“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这种论据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10](P99)胡果对理性的怀疑，使之在实证的事物面前丧失了最起码的批判精神，使历史成为为德国落后的现实进行辩护的工具，从而被庞杂的历史所淹没，在实际的研究中恰恰陷入了“反历史的幻觉､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 [10](P105)因此，马克思曾讽刺胡果说，他的轻佻即庸俗的怀疑论“只是为了占有某种作为残渣的实证的事物，并在这种动物状态中自得其乐”｡ [10](P101)历史法学派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缺乏批判精神｡
从理论方法上对历史学派的批判，是马克思把“理性”与“实证”即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从而创立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一步｡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拯救并改造了德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历史主义，使理性的光辉照进尘封的历史，为科学研究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奠定了新的理论方法基础｡在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对理性原则所持的怀疑论之后，为了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即一切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的极端，马克思紧接着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了批判｡
在清算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现实的人”和“实践”两个重要概念｡[11](P9)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11](P16)由此出发，马克思逐步阐发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马克思始终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把人的本质视为一个唯物地生成的过程｡人类历史之谜最终被揭示出来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2](P131)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与新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制定工作，唯物辩证法也随之确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3](P73)唯物史观的创立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根据这一新史观，一切意识形态及意识形式只不过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头脑中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关系始终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恩格斯说，唯物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象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14](P247)
唯物辩证法作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14](P243-244)这样，一切科学都变成了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被发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5](P736)唯物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它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并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视为处于不断生成和消亡的变化过程中的存在，因而都是历史性的､暂时的存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变化过程，是受经济关系支配的人的本质的不断生成过程，这也就是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发生过程｡因此，可以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称为历史发生学和历史细胞学｡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过程的内在规律｡这就避免了实证主义的事实堆积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之间的矛盾，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的确立
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及其衰亡的历史规律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研究和把握住这种关系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才能科学预见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因此，马克思非常重视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而且形成了更加明确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明确意识到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应当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因此，如果从复杂而混沌的具体表象开始，止于一般的抽象，并没有完成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恰恰是要进一步从一般的抽象出发，从最简单的概念出发，再上升到具体，这时的具体就是理性的具体，而不是感性的具体了｡只有经过这样不断反复的过程，科学研究才算完成｡这种研究路径的发现，正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和具体化，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据此批判了以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们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停留在第一阶段，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历史存在，是不科学的｡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历史的理解和说明，不能简单按照时间顺序追寻各个要素的发生､发展轨迹，而是要从其历史变迁的结果即现实出发，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出发，回溯其历史过程｡
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完成形态出发，回溯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从而就能够揭示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历史孕育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使那些因素和条件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形式｡因此，理解和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6](P23)然而，这并非抹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差别｡尽管通过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透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且已经过了改造和重组，“以十分萎缩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因此，马克思说:“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16](P23-24)只有马克思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理解｡
马克思是如何从现实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回溯其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呢?在这里，马克思遵循的原则是:“凡是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会出现｡”[17](P262)从历史的结果出发，从现实出发，发现其本质的规定性，并由此回溯这些本质要素和条件的历史形态｡通过这些不同历史形态上的要素和条件的相互作用和历史批判关系，发现其演变的轨迹及其内在规律｡这个现实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呢?那就是资本｡马克思从《雇佣劳动与资本》到《资本论》，批驳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肤浅看法，发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即资本: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把资本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区分开来，并把社会形式视为资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社会主体性的重视｡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0页｡]由此出发，马克思通过撰写《资本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资本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贯彻和运用，其中所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重大启示意义｡马克思在这一巨著中进一步明确了科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即回溯式研究方法｡“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8](P92)这就要求在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自觉贯彻“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历史意识｡[19](P9)从资本出发，通过回溯式研究方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货币——商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商品成为资本的历史起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细胞形式”｡ [18](P8)这成为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解剖”的切入点｡
但是，回溯式研究方法在叙述形式上就必然表现为前瞻式的叙述方法｡回溯式研究方法的步骤是:历史完成的结果即现实是研究的起点，通过对现实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找到其本质要素和条件的规定性｡由此进一步追溯这些要素和条件的早期历史形式，以及这些早期历史形式相互作用的整体发展过程｡然而，这一研究过程诉诸表述时，叙述形式就不再是这样逆向的回溯顺序，而是从早期历史形式出发，通过复杂的演变而发展到现实的正向历史过程｡这就是前瞻式的叙述方法｡实质上这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和解释｡只有把回溯式研究方法与前瞻式的叙述方法辩证统一于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我们才能自觉地从历史意识出发，还原历史真实，解释历史现象背后的动因，从而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重点阐述了这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统一｡“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8](P23-24)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在叙述形式上就是从商品开始，而不是从资本开始｡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体叙述结构也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把回溯式研究方法和前瞻式叙述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把结果与起源､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变化辩证统一起来，从而全面贯彻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
四､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由于现实的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存在，而且我们难以直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的各个阶段，从而发现有规律地重复的历史现象，所以历史科学研究进展比较缓慢｡“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或已经瓦解的时候｡”[20](P429-430)人类历史领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源地，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因而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对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是历史研究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树立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典范｡在《184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发生学方法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斗争的阶段､形式及其本质规律，从而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通过运用发生学方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了一系列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联系及其存在的必然性，揭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前景，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行之有效，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空间｡
与旧的发生学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历史性理解和说明的方法｡它全面贯彻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它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过去作为“某种残渣的实证的事物”出发，把现实社会生活理解为能动的过程｡这种理解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历史性理解，是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生成和消亡过程中｡旧的实证的发生学方法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把历史看成“僵死的事实堆积”，缺乏对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分析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把握，缺乏深入的解释和批判;而思辨的发生学方法却把历史看成“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弄错了“历史的发源地”，[21](P191)因而难以发现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研究领域大多仍然沿袭旧的发生学方法或接受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方法体系的研究和运用都比较薄弱｡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才能够把以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成为科学的发生学方法，其根源就在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突破和超越:“问题在于，在唯物史观中，‘发生’这一范畴本身的内涵比形式逻辑所要求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依据唯物史观以时间为轴心来探究的任何现象的形成过程，便是这个轴心每个点上的职能｡”[22](P129)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把历史的过程与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逻辑与历史､规范与实证辩证统一起来｡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才能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事物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和不同历史形式的演变阶段及其内在规律，才能深入理解现存事物的本质，才能科学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建构科学的历史解释模型｡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直接从属于唯物辩证法，从属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的“发现”，对我们重新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理论方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对它进行再认识､再发展的重要机遇｡最近，庞卓恒先生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中，有力回击了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曲解､误解和诘难，明确提出“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其任务在于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23](P22)但是，在唯物史观的本体论阐明的基础上，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仍有待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现代历史唯物主义将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论’为理论基础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一体化’的现代历史哲学，它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共同解决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矛盾｡”[8](P60)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和普遍意义，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历史发生学研究集中于“历史人”的社会转型问题，具有跨学科性质｡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吸纳和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我所用，从而推动史学理论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五､值得注意的问题
综观发生学方法的历史演变，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是对近代发生学方法的突破与超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主要特征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24](P318)这一方法包括回溯式研究方法和前瞻式叙述方法，它始终把现实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最终是为了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
在历史研究中，首先应当注意区分研究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与叙述过程的起点与终点｡研究过程的起点是事物的现实的完成形态或成熟形态，终点是事物的早期历史形式或原初形态;而在叙述过程中二者恰好颠倒过来了｡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沉湎于‘历史方法的实在论’，即根据历史文献追踪历史对象的‘幽灵’那种幼稚的做法｡”[25](P247)通过回溯式研究方法与前瞻式叙述方法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使主客观辩证法实现了唯物主义的统一｡这就避免了西方一些学者把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割裂开来的片面做法，[26](P580)从而真正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其次，应当注意，历史的阶段性起点和终点是相对的､互换的｡一个阶段的起点则是另一个阶段的终点，起点同时也就是终点｡正如皮亚杰在他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指出的，“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的认识形式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但是在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消除一种可能的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导致把关于起源的研究跟认识的不断建构的其它阶段对立起来则将是严重的｡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27](P17)同样，从来没有绝对的结束和终点｡因此，需要对这“两点”做历史性的理解和把握｡此外，在具体研究中，如何确定这“两点”还具有主观选择性｡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归根到底要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才能够做到选择准确､科学｡一般而言，所确定的“两点”应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三，在两点之间的发生过程是历史的生成和转化过程，它拒绝任何形式的目的论或必然决定论的解释｡这一发生过程是新旧交替､新事物生成(generation)和旧事物消亡的过程｡“发生作为新质的生成，是在过去的发展所创造的一定前提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是把一定的前提加以同化和改造，使之成为新的整体､新的相互作用体系的过程”｡[28](P144)而生成“作为哲学范畴，指新事物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过程”｡[29](P193)在历史主体选择性和历史客观规律制约性的辩证统一运动中，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仍然是一个像自然史一样的过程｡这是因为我们处于历史规律的制约中，需要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不断认识和把握｡尽管历史本质上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有目的的能动地活动着的人创造了历史，但历史本身却没有目的，而是在各种意志相互冲突和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任何形式的目的论或必然决定论都可能导致历史宿命论或唯意志论，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历史动力观｡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就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点加过程”的研究方法，两点就是所研究对象得以发生的起点和终点，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生成转化｡但是，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我们应当注意避免简单化和教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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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