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上地西路的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部规模宏大。科兴的总部是一个二层小楼，被一大片绿茵包围着。或许你没听说过科兴公司，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家公司站在SARS疫苗研究的前沿领域，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穿过一楼的曲折的长长通道，就能够看到里面的一排排生产车间了。透明的密封玻璃里头，身穿白色隔离服的生产人员在地忙碌着。我们已经能闻到那种高科技的味道了。
二楼办公区域的墙壁上，赫然悬挂着今年初胡锦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前来视察的照片。
在国家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的统一部署下，SARS疫苗的研制工作正在两条线上紧张地进行。其中之一正是由科兴公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组成的精锐科研军团在联合攻关。北京科兴公司总经理、首席科学家尹卫东先生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
中国的“安万特·巴斯德”
北京科兴公司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年轻公司，2001年4月才正式成立，目前拥有100多名员工。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它的雄心。北京科兴的榜样是安万特·巴斯德公司（安万特·巴斯德公司位于法国里昂，是全球疫苗的先驱，1885年首次在人体上成功接种狂犬病疫苗，这是人类应用现代疫苗的开端）。
北京科兴公司有三个拳头产品：第一个产品是去年7月才上市的甲肝疫苗——“孩尔来福”。
第二个产品甲乙肝联合疫苗，这是国内的第一支，世界的第二支。世界第一支是跨国制药巨头史克公司研制的。甲乙肝联合疫苗现在临床试验已经全部结束。北京科兴公司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年底，最晚明年年初，甲乙肝联合疫苗将会上市。第三个产品是流感裂解疫苗。
尽管后两项产品目前没有进入市场，但这已经充分显示了它们的科研实力和技术水平。以“孩尔来福”为例，世界上只有史克、默沙东和安万特·巴斯德等三家制药巨头能够生产同类产品，而且“孩尔来福”是北京科兴自己研制的，具有自主性知识产权。
北京科兴公司总经理尹卫东痛感甲肝的危害性太大，潜心研究甲肝疫苗长达20年，才催生了“孩尔来福”。“孩儿来福”是“九五”国家医学科技攻关项目，1999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2000年被国家计委列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据了解，“孩尔来福”的全程免疫抗体阳转率100%，“孩尔来福”与“贺福立适”具有相同的免疫效果和免疫持久性。采用国际通用的Van Damme公式推算，“孩尔来福”保护期限可达20年以上。
北京科兴公司副总经理王楠女士对《今日东方》说：“‘孩尔来福’在技术上和国际水准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在临床研究的时候就是与史克公司做对照的，在效果和安全性上我们毫不逊色。”
北京科兴公司从成立之初就采用了很高的技术标准。据悉，甲型肝炎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的设计由欧洲著名公司承担，符合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达到美国FDA GMP规范的标准。厂房采用世界先进水平的公用工程设备及工艺设备，安装和调试聘请欧洲专业医药工程公司承担交钥匙工程。同时聘请了美国FDA认可的GMP验证咨询公司——SVS公司进行生产车间的验证。
王楠告诉《今日东方》：“我们之所以邀请这些专业的公司来做这些工作，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可以在硬件上帮你，它更可以帮你做好文件管理系统。其实在这一行，硬件有钱就可以买到，但是做一个GMP的文件管理系统却是很难的。经过他们的指导，我们在这方面也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平。”
北京科兴在硬件上极力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甚至还拥有自己的P3实验室。
北京科兴公司的总经理尹卫东本身就是技术出身，在疫苗研制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而且北京科兴在成立之后就一直在全国范围之内广招贤才。
对此，王楠副总经理告诉《今日东方》：“我们自己不完全是一些高精尖的人才，但是我们在制作疫苗的工艺上有一支很强的团队。而且通过几次疫苗的研制，我们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与此同时，北京科兴公司在一些项目上还主动去和国内外最优秀的科研单位和个人合作，以求借助外脑来完成科研任务。以SARS疫苗的研制为例，北京科兴和两家研究机构合作，一家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所，一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所派了一位副所长来领导病毒学方面的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也派了所长来参与这项研究。通过与国内最优秀的研究所的合作，北京科兴在科研水平上保持了一种优势的竞争地位。
商业化运作
北京科兴公司的背景是北京大学。北京科兴的中方股东有三家，分别是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深圳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外资股东是香港华鼎药业有限公司。其中，北大未名生物占了40%的股份，香港华鼎有25%，另外两家分别是20%和15%。
多元化的市场股东背景，决定了北京科兴与一般科研所的重大区别。“从研发一开始，我们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王楠告诉《今日东方》，“因为我们是企业，如果我是单纯的研究人员，那我可能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但是我们是为了市场而研究的。”为了确保不偏离目标，北京科兴引进了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对生产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北京科兴的团队既重视优秀的科学家，又重视管理和经营人才。在北京科兴领衔的SARS疫苗研究团队中，既有优秀的病毒学家，又有动物学家，还有生产运营专家。生产运营专家对于疫苗的整个研发过程是很了解的。这些人在人才上保证了商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
王楠告诉《今日东方》，在北京科兴现在的研究之中，采取的是研究与生产定型的模式，包括SARS疫苗。
除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科兴公司还必须考虑市场需求。用北京科兴员工的话说就是，得考虑上市后的一些问题，因为东西再好，要是价格太高，大家承受不起也没有用。
王楠说，虽然外界现在还不熟悉科兴，但是在疫苗行业中，北京科兴已经小有名气了。
雄心和阻力
想成为中国的“安万特·巴斯德”，北京科兴公司面临的头等难题是，在资金上无法与国外疫苗巨头相比。
生物制药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生意，资金需求量相当大。但北京科兴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亿元人民币，投资总额也只有1.5亿元人民币。尽管可以一边发展，一边不断寻求融资，但资金不足极可能阻碍公司实现目标。
滞后的疫苗管理体制也是让北京科兴管理层头疼的问题。
过去，我国一直把疫苗划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体制，计划内占到了绝大部分。为了将计划内疫苗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基层防疫站去，在50年代形成了六大区负责的疫苗体制，就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每个区指定一个疫苗生产企业，这种体制在当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疫苗旧体制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计划内的疫苗现由国家指定的数家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但是国家给出的收购价格十分低廉，这导致就的国有疫苗生产单位利润率非常低。它们没有多余的钱去从事研发工作。而且，这些企业的历史包袱很重，竞争力极差。
计划外的疫苗，则完全被国外制药巨头把持。
北京科兴在他们的夹缝中出现了。它有机会吗？王楠指出，尽管没有像巴斯德和史克那样源源不断的资金，北京科兴仍然拥有国外公司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以厂房的建设费用为例，按照国外测算，大概需要将近2000万美金，但是北京科兴最后只花了不到1000万美金。原因就在于国内没有的设备，北京科兴会到国外去买，国内有的，质量也不错，就用国内的。另外，北京科兴的研发资金也要低得多。这一切都可以促使科兴少花钱，多办事。
另一个看得见的优势是，对中国市场更熟悉。在市场运作和经营上，北京科兴可能会更多得心应手一些。
当然，对于北京科兴来说，更重要的机遇是旧的疫苗管理体制正在酝酿变革。王楠女士向《今日东方》表示：“这种局面将来一定会改变的。将来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都会逐渐放开。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去做。必须用技术和能力来说话，要符合世界的标准，这就是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