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
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逻辑思维能力。
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游泳夺冠 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袁隆平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要求参加预选。老师朝他打量一番后，摇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够，不行”他心里不服气，心想自己从8岁开始，在随父母逃难的途中，就是走水路来重庆的，一天不小心，在船上被四弟隆德推下了水，险些被淹死，幸亏被一位老船工救上船来，才保住了性命。从此自己下决心要学会游泳，今后能遇难救人。
9岁逃难到了重庆，每到夏天，放学回家后自己就要去长江边的“龙门浩”戏水。渐渐地，他掌握了熟练的游泳技术，甚至可以搏击嘉陵江和横渡长江了。因此，他很想在正式比赛的场合去试一试。
预赛的那天早晨，由周老师带队，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架上同行。待到达预赛场地时，周老师发现了他，便笑着对他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接下来，袁隆平又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回母校时，袁隆平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抛了多次。
这件事给予袁隆平很多启迪凡符合实际的“不服气”思想，不一定是消极因素，有时可以变成积极因素。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催他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努力拼搏，去争取胜利。也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在他科研实验中遇到更大困难时，总是给他精神力量，促使他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攀登高峰 3、立志学农 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哪一所大学呢这个问题成了袁隆平全家争论的焦点。当时，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的父亲袁兴烈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岁的袁隆平，已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想第一，父亲要自己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是希望自己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对此，袁隆平毫无兴趣。第二，想赴重庆求学。抗日时期的“陪都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8个春秋的山城生活，使他有着深厚的感情。第三，在小学阶段，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到这些，他直截了当地对父母亲说“还是让我报考农学院吧” 善良的母亲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隆平，爸爸的意见你还要认真考虑。当然最后还得由你自己作主”颇具民主思想的父亲，熟悉隆平的个性，既然儿子立志学农，他也不好再提反对意见了。
袁隆平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4、服从分配 1953年夏，4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袁隆平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选择。
7月下旬，学校在礼堂举行分配动员大会，向毕业生发出号召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袁隆平和每一个毕业生一样，面临着一场考验，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希望自己能留在重庆搞科研工作。但是，祖国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推广农业技术，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奔赴教学岗位，教书育人，把知识传播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他想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亲眼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家在有许许多多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拿出了不少的钱来修建校舍、培养大学生。4年大学生活中，老师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传授知识，培养自己。当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服从统一分配。
他想到了自己动荡的童年，目睹和亲历了敌机狂轰滥炸我国土和同胞的惨景，这不正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所造成的吗他看到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代青年，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和紧迫感，奔赴抗日前线，那是保卫祖国的需要。今天，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正是建设强大祖国的急需。
想到这些，袁隆平矛盾的心情、痛苦的思想豁然开朗。
思想通了，袁隆平向学校递交了服从统一分配的决心书。
在学校的统一分配下，袁隆平拿着分配通知，来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了，接着就被派遣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
5、俄语教师 1953年8月，袁隆平告别母校西南农学院，走进了安江农校的校园，开始了长达18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来校第一个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学校分配他到文史教研组教俄语。性格随和的袁隆平，尽管专业不对口，但他服从学校安排，愉快地当上了俄语教师。他认为这是自己教学生涯的开端，必须开好这个端。他不因为学校缺乏俄语教师而“滥竽充数”，而把它看成为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有一次，文史教研组晚上开会，他忘记参加。第二天，教研组组长李纪春老师问他，“小袁，昨晚开会，你到哪儿去了”袁隆平这时才恍然大悟，如实对教研组长说，“李老师，对不起，我备好课后，就只顾去看那一堆外文杂志去了”他经常是这样，一钻进书本，就忘记了其他事情。
不备好课，他从不走上讲台。从教俄文字母发音第一堂课起，就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反映新来的俄语教师“板书清晰，发音准确，口齿清楚，重点突出，形象生动”。为了激发同学们学外语的兴趣，他采取课内师生之间用俄语回答简短提问，课外教唱俄语歌曲，与苏联同类学校同学通信等多种形式，来丰富教学内容，巩固课堂所学单词和语法，收到良好效果。连原来对外语不感兴趣的同学，也提高了兴趣，进步很快。
为了教学和科研，他不仅努力学习俄语，而且刻苦自学英语，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通过长期坚持，他可不带字典阅读英、俄外文杂志和资料，是全校第一个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他经常以现身说法来启发教育学生，要刻苦学好外语，多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多打开一扇获取知识的窗户，可以学到更多更广的科学知识。
5、饥饿的启迪 进入1960年，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一天中午，走出校门，他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默默无声，脸上堆满了忧伤。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为这沉痛的现实而感到深深的不安 有一次，他带着40多名农校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一天，房东老向冒雨挑着一担稻谷回来。他告诉袁隆平，这是他从另一个村子换来的稻种。
“为什么要换稻种呢”袁隆平问。
“那里是高坡敞阳田，谷粒饱满，产量高。施肥不如勤换种啊。”老向说，“去年我们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稻种，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了。
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袁隆平很受感动。
他从这件事上，得到很大启发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对于战胜饥饿有重大意义。他想，自己除了教好课，还要在农业科研上做出些成绩来，为老乡们培育出高产量的好种子。
6、“天然杂交稻”的启示 1961年春天，袁隆平把上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水稻种苗播在试验田里，本以为它们会成为有希望的一代。但事与愿违。不久，秧苗长高了，但参差不齐，成熟很不一致，且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赶上了它们的前代。这正是遗传学上讲的分离现象。
袁隆平猛然醒悟到，“从遗传学的分离规律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现在，它的第二代既然发生了分离，那么，去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稻株，就可以断定是一株“天然杂交稻”想到这里，他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又返回田间，再一次来到出现分离的那些水稻植株的试验田里，仔细地进行调查，一一作了记载，反复统计运算，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
袁隆平不断地在脑海里琢磨着既然去年那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就充分证明了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种优势现象；
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
那么，也就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由此袁隆平预见，搞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经过多年的探索，在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召示下，从1964年起，他义无反顾地选定了杂交水稻这道科研课题。
7、禾下乘凉梦 一位熟知袁隆平的作家，为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禾下乘凉梦。这个书名来源于袁隆平的一个梦想。袁隆平回忆当时研究时，满脑子只有高产水稻，一天晚上，他想着高产水稻进入梦乡，结果在梦中他惊喜地发现种的水稻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稻谷像花生米那样大，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 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弯腰驼背地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整整花了15天时间，什么也没有找到。7月5日，是他寻找“不育”稻株的第16天。他来到一丘“洞庭早籼”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突然，他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他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后来，袁隆平和妻子又花了两年时间，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8、“5.18毁禾事件” 袁隆平师生三人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忙碌着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
1968年春天到来了，那些躲藏在臭水沟里大难不死的秧苗，经过他们反复繁殖，已经发展成为两分地的实验田，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
秧苗插下去半个多月，两名助手暂时离开了学校，田间管理，观察记录，由袁隆平一人照管。
5月19日，星期天，袁隆平匆匆吃过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实验田。
来到田边，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秧苗，只过了一夜就全部被拔光了，实验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脚印。
天哪，经过两年多努力，流了多少汗水，用捡来的几根秧苗培育出来的这些实验材料，再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袁隆平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浑身发抖，两眼发直，感到天旋地转。实验材料再一次被毁，杂交稻的研究难道就这样被断送掉 在泥地里呆坐了许久，他回过神来。含着泪水，忍着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在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就连泥带根把它们抱回家，插在试验盆里。
袁隆平不甘心，还在四处寻找失踪的秧苗。案发后的第四天，他在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些浮在水面的秧苗，捞上几根一看，果然是他的实验秧苗。他不顾井深水冷，“扑通”一声跳下井去，可是无法捞到沉到井底的秧苗。
学校领导派人抬来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干，捞出了井底的秧苗，但已经全部沤烂了。
一切迹象证明轰动全校的“5.18毁禾事件”，是一宗蓄意的恶性破坏事件，纯粹是想阻止袁隆平的研究，不让他的研究成功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人居然放出谣言，说毁禾事件是袁隆平自己干的。这些人手段卑鄙，用心险恶，不但破坏了秧苗，还借此陷害袁隆平。
面对这个现实，袁隆平万分痛心，却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着那几根抢救出来的秧苗。沉重的打击，丝毫动摇不了他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
9、南国育种 袁隆平回顾自己育种走过的路程，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
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租居在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实验田，把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又降临了。
元月2日凌晨，袁隆平在睡梦中被猛然惊醒。他发现身子下的床在晃动，天花板上噼里啪啦掉下石灰块。
“快起来，地震了”袁隆平大声地将两个年轻学生喊醒，把浸在铁桶内的谷种抢了出来。才过了一会儿，那座平房“轰隆”一声倒塌了。
天亮了，余震不断，大地仍在摇晃 农技站老支书来看望他们了“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赶快离开” 袁隆平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在水泥球场里用塑料布搭起了一个窝棚。水泥地上垫了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就成了床铺。
发了芽的稻种在摇晃的土地上播下了，秧苗在南国的暖风里茁壮成长。
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他们就吃当地的甘蔗。甘蔗虽然好吃，当饭吃可不好受。三个人吃得口腔里一齐磨出了泡。
经过5个月的辛勤劳动，又繁育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
从这次开始，以后每年冬季，他们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实验，争取早日成功。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
10、发现“野败” 1970年11月，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他来不及买车票，连夜挤上火车，直奔海南岛，一到农场，就来到实验田边，看到了那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是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
11月23日上午，他们一起在离农场不远的一片沼泽地里，找到了一片面积约0.3亩的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生殖性状极易识别。李必湖像袁隆平当年寻找雄性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丛中一株一株地观察。
奇迹终于出现了他们发现了三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它们的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不同分蘖。他们惊喜不已，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实验田里栽好，等待老师回来做最后的鉴定。
袁隆平仔细观察后，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
后来，在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时，袁隆平指出“有人讲李必湖等发现‘野败’只是靠运气，这里有一定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
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只有李必湖、尹华奇和我，所以宝贵的材料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这就是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 11、骑摩托车去实验田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的生活却极其简朴。
长年养成的习惯，他喜欢去田垄，一有时间就到实验田去观察，去呼吸田野的气息。如果说事业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到实验田去的交通工具，由原来的自行车改成了摩托车。他觉得这玩意儿轻便、快捷。没料到，玩摩托车、飙车成为他人生的一大乐趣。
田里的秧苗分蔸了，抽穗了，扬花了，结实了他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蹿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矫健的身影闪动在片片绿意葱茏或金黄灿烂的稻田里。十多年来，他先后换过八九辆不同品牌的摩托车。如今，虽已70余岁高龄，他还是经常骑着摩托车在田间转。
2001年底，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袁隆平买了一辆赛欧牌家用汽车。朋友对他说，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汽车是“铁包肉”，还是开汽车安全一些。他兴致勃勃地学起开车来，感觉还不错。有时，他把汽车开到了田边。他还笑着说，要去考一个驾驶证哩。
12、“对钱不能看得太重” 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袁隆平很有钱，但他是一位拿国家俸禄的科学家，每个月的全部收入连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总共4000多元钱的样子。他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我花的了，所以，他几乎将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的人。此外，他还出资捐助过教育事业。
他对于金钱的观点，一是不吝啬，二是不奢侈。在袁隆平看来，金钱的多少，无非是一个数字，他说“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饭都吃不上，是不能生存的。但钱够一般日常生活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对钱不能看得太重。”倘若对钱看得太重，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就容易迷失自我，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自私的人，人要是成了金钱的奴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对人生，对金钱，对地位，乃至对家庭，袁隆平悟得很透彻明了，他向来对自己很“小气”，对别人却有一份古道热肠，侠义肝胆，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会尽全力帮助他人。他是博士生导师，带过许多博士生，其中有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生活较困难，有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他十分同情，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给那个学生寄去了两千块钱。
13、“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 在袁隆平连连获奖载誉归来后，有媒体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对于您的贡献，您自己作何评价” 他平静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中国的荣誉，我只是一个学科带头人，一名代表。我讲一个故事1997年8月，我去墨西哥参加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的国际讨论会，并被授予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这次会议有60多个国家的600多位科学家参加，其中12位是中国人。我因为签证的关系，迟去了两天，在举行仪式的头一天下午才到。我到了后，那12个中国人喜出望外，说，袁老师你终于来了，我们急死了，你来了之后，我们的地位就提高了。因为在5名被授予先驱科学家称号的人之中，其余4名都是美国人。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