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发明者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世界文明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这项伟大发明，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长廊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被西方学者称为“文明之母”。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事迹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却所传甚少，只是在当时一位对科学技术怀有炽烈热情和独到见解的官员兼学者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一书中被印出了274个字。“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至今宝藏。”[1]
这则笔记，对毕昇所创活字版的制作、应用、效果及活字印的最终归宿叙述较详，而对发明者的生平，除了说他是一名“布衣”之外，没有提供其他讯息。当时连篇累牍的官修正史，只热衷于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对像毕昇这样一个布衣根本就不屑一顾。其他“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未发现任何线索，甚至连毕昇所创造的“活板印书”也被那些一味崇尚名流的人们说成了所谓“沈存中法”或“沈氏活板”。彻头彻尾地剥夺了毕昇对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权。这就使对这位世界性的科学技术伟人的研究，历来充满了疑云迷雾。
1844年，法国早期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en）首先用法文把毕昇的职业译成“一个铁匠”（un forgeron），此后许多西方学者用英文把毕昇说成“锻工”或“铁匠”（smith或black smith）。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却把“铁匠”改译为“炼金术士”（alchemist）。
1911年我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批校崇祯马调元刻本《梦溪笔谈》时，在“布衣毕昇又为活板”条上眉批：“卷二十云：‘祥符中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王捷锻金’云云，当即其人”。也认为：“老锻工毕升”就是发明活字印刷的“布衣毕昇”。
胡适1946年在所著《读梦溪笔谈》一文中，也沿袭王国维所说：“我疑此锻工毕升即是那作活版的毕昇”。
胡道静（中國古代科技史专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专家）等先生均否定“锻工”或“铁匠”之说， 认为毕昇是一位“刻字良工”。
关于毕昇的籍贯也其说不一，清代学者会稽（今浙江绍兴）李慈铭说他是益州（治所在今成都市）人，但未见提出史料依据；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文中则认为：“毕昇与当时杭州人沈括有关”，“因此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以上情况说明，多少年来，许多热心于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与弘扬的学者们都为此而皓首穷经，反复求索。但由于史料奇缺，举步维艰。
1990年，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通讯干事黄尚文同志在下乡检查抗旱工作时，在该镇的五桂墩村睡狮山麓毕家坳田畈间发现古碑一通，其上刻有“故先考毕昇，故先妣李氏妙音”（图1）等字样，“是那个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吗？”他想：这说不定还是一个重要发现。当即找到该村干部，将墓碑挪到安全地带存放，并及时给上级文化部门报告了这一发现。随后，他继续进行调查，又发现了包括毕昇之孙毕文忠墓在内的宋至明代一些具有特殊纹饰的平民墓碑。与此同时，英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也从该镇退休教师肖海澄先生那里，得到了发现毕昇墓碑的消息。后经县志办公室、县文联、县博物馆和黄冈地区博物馆多次现场踏勘，调查史迹，搜集家谱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后，于1992年底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了英山发现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墓碑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1993年4月，笔者应英山县政府之约，前往现场考察，对墓碑进行鉴定。根据该碑的形制特点、纹饰风格和书法体式，判定其时代属于北宋。特别是经过仔细扪读碑文，发现原被锐器击伤的年款中的皇朝年号尚有残存字迹，其第一字仅存上半截，为一“白”字，第二字全被凿坏，难以辨识，第三、四两字为“四年”，笔画清晰。整个年款尚可读出“白□四年二月初七日”数字。“白□”，当是帝王纪元年号，遍查上部从白之字，绝大部分都不宜作纪元年号，只有“皇”字的字义适合作帝王年号的第一字，而两宋各个朝代的帝王年号冠以“皇”字的，只有北宋仁宗赵祯于庆历八年（1048）之后改元为“皇祐”，这个年号共使用了五年（1049—1053）。据此，可以断定墓碑年款中之“白□”实为“皇祐”。因而确定此碑立于“皇祐四年”（1052）[2]。时在毕昇创制活字版的“庆历中”（1041—1048）之后约数年，与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间相近，与胡道静推测毕昇卒于皇祐年间即公元1049—1053年[3]的时间也相符。
1993年7月，《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拙著《毕昇墓碑鉴定与相关问题考证》，披露了对墓碑的鉴定意见，认为英山毕昇即是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中国印刷》和《科技日报》也先后转载拙文，使毕昇这一话题一下子又活跃了起来。
对英山毕昇即是沈括所记之“布衣毕昇”的认定，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见仁见智，议论纷纭，特别是印刷史学界的泰斗张秀民老先生出于对研究毕昇生平的高度关切，再三提出质疑乃至诘难[4]。通过《中国印刷》、《出版科学》和《江汉考古》等期刊提供的争鸣园地，反复商榷/答辩[5]，从而把对毕昇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墓碑的学术价值和所包涵和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愈辩愈加明晰。
1995年12月下旬，在《出版科学》主编、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蔡学俭先生的发起和积极策划下，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单位主持，在英山召开的有北京、福建和湖北等地的文物考古、出版印刷史方面的专家参加的一次毕昇墓碑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包括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看了原碑后，都认为墓碑从形制上看，确为宋碑，其年款第一字，尚存上部的“白”字；第三字“四”字，笔画清晰。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察看过墓碑和研究过有关资料之后，赋诗志感。他认为此碑“雕字分明是宋刊”；对碑的年款则认为：“纪年皇字仍留白，半字分明值万金”。他说：“我同意斧凿残存的是个‘皇’字，不可能是‘重’字或别的字”；他也同意墓碑上的“神主”二字能说明毕昇是以“招魂葬”的形式下葬的。“英山考古有新获，识得淮南老布衣”[6]，肯定了这通墓碑就是沈括记载的“布衣毕昇”之碑。会议主持者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以及与会的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可以初步认定英山毕昇墓碑是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的墓碑，毕昇墓碑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7]。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李志高最后表示：赞成上述专家意见，并商请英山县博物馆将毕昇墓碑原样复制，连同有关资料及相关文物送中国印刷博物馆陈列[8]。在毕昇塑像的基座上刻上了“淮南路蕲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