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迫切要求高职院校“走出去”，协同境外企业就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走出去”是政府、企业以及院校自身三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网状治理结构。然而，由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制度阻隔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企业、高职院校三维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可能形成各自的行为逻辑，而这些行为逻辑在实施过程中又有可能产生冲突。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高职院校“走出去”，有必要建构政府、企业、院校三者联盟的“政校企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高职院校;走出去;治理结构;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19-0039-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今后长期施行的开放路线。高职院校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以及院校自身三个主体必然构成多元的网状治理结构，各个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形成各自的行为逻辑[1]。然而，由于主体之间在治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对话机制，可能产生治理逻辑的冲突，这势必会阻滞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探讨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多重治理逻辑，有助于厘清多重主体行为关系，构建新型关系架构，为高职院校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保障。
一、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三重治理逻辑及其行为
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点在于多重利益相关主体合作共治，各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目标及行动方案[2]。在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行动过程中，政府、企业、院校作为主要治理主体，政府的逻辑、企业的逻辑、职业院校的逻辑共同形塑了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三重治理逻辑[3]。
（一）政府的逻辑：“政策效益”与“公共利益”的宏观追求
政府在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治理架构中享有绝对主导权。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政府是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主要号召者及有力推动者。就政府这一主体的角色特质而言，其号召、推动高职院校“走出去”主要源于对政策效益和公共利益的宏观追求。
一方面，从政策效益的角度看，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2013年以来，为了加强“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国家先后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一系列政策，而一项新政策的政策效益只有当政府全面整合社会资源，形成一定的政策效应之后，其价值和效益才能体现出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促进金融、建筑、运输、贸易、教育等相关行业多层面的通力协作。因此，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势必要求高职院校与其他行业、组织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视角看，所谓公共利益是指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对于政府而言，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其基本责任。因此，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并对公共利益进行公平、合理地分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折射在职业教育领域就是政府通过对“走出去”的高职院校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支持，打造利益相关主体均满意的高质量职业教育。而且基于溢出效应，政府推动高职院校“走出去”还有助于协调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助力企业行业顺畅“走出去”，乃至增进国家的文化软实力[4]。
（二）院校的逻辑：“主动走”与“被动走”的效益考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走出去”办学既是对高职院校办学成果的检验，也为院校打造自身职业教育品牌提供了机遇。在当前的实践语境下，高职院校“走出去”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共识。然而，在真实场域中，院校决定是否“走出去”，除了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外，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效益逻辑之下的考量，包括办学能力、办学成本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院校的行为逻辑大致可以区分为“主动走”和“被动走”两种逻辑。
抱持“主动走”逻辑的院校，通常是省域高职院校的“领头羊”和“排头兵”，大多是国家级示范（骨干）校。此类院校通常具备比较强大的国际化办学基础和条件，期望在“一带一路”的政策利好下，通过“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院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具体行动上，这些院校通常以强势特色专业为试点，通过联合建设技术技能培训基地、制定教学标准、开发新课程、举办学术会议或合作论坛等形式，搭建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桥梁，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中。相对于“主动走”的高职院校，一些院校由于战略意识不强、内生动力不够，在“走出去”过程中表现出“被动”的行为逻辑。究其原因，一是部分高职院校自身缺乏“走出去”的意识和动力，或迫于当地政府的驱动或其他院校“走出去”的比较压力，选择“随大流”。二是部分高职院校虽有“走出去”的动力却无“走出去”的实力，受限于办学规模小、办学实力弱、师资水平差等多种因素，只能选择观望、等待，或进行“边缘性的参与”。三是部分高职院在学校收支不平衡的财政状况下，面对境外办学投入大、风险高、回报难以预估等特点，同样会选择在审时度势之后缓慢前行。
（三）企业的逻辑：“培外”与“育内”的利益驱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我国优质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新的机遇。由于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市场，这就需要企业创新生产方式，提供全新的服务。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國际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企业在沿线国家快速拓展业务的需要，这就遏制了企业国际业务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主动发声，呼吁高职院校跟着企业“走出去”，其逻辑不言而喻，即期望“走出去”的高职院校有效、积极回应企业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培外”和“育内”双重策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员工的职业技能训练，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与企业标准“零距离”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