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医药学基本理论重要的奠基经典著作之一。它将中医学与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内经》的生态学思想为重新认识现代医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换言之，用《内经》的生态学思想修正现代医学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整合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优势。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大生态医学模式，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
[关键词]《黄帝内经》；中西医结合；生态医学
[中图分类号]R－02；R2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3－0099－08
[作者简介]陶功定(1955－ )，男，四川达县人，医学博士，山西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和医学伦理学研究。(山西太原030024)
[收稿日期]2010－01－16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医药学基本理论重要的奠基经典著作之一。它将中医学与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内经》的生态学思想为重新认识现代医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换言之，用《内经》的生态学思想修正现代医学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整合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优势，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大生态医学模式，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
一、《黄帝内经》生态医学思想之科学性分析
天人合一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是构成《内经》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而且基本界定了中医学的理论框架和发展走向。从理论的起源上看，《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自然现象或物质的高度抽象(或日“性化”)，如“水、火、木、金、土”五行即是指五类物质及其特性：“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其各自的特性为：“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日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洪范·九畴》)直到周末，仍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从而把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因素类化为金、木、水、火、土五种，于是在《内经》中出现了五行学说的雏形。阴阳的概念则来源于《周易》。《周易》中的基本符号是“－”和“－－”，分别叫“阳爻”、“阴爻”，它们是一对基本矛盾体，而且在卦中，只要有一爻变(无论阴爻或阳爻)，则其他各爻间的相互关系均会发生改变，从而转化为另外一卦。中医理论中阴阳含义的表达，正是取自于阴阳爻抽象反映事物中主要矛盾互相对立与转化，以及与周围事物关系的变化运动。此外，阴阳变化的理论也来源于古代先贤对自然现象的直接观察和抽象化，如从月亮圆而复缺、缺而又圆悟出“满则损”、“极则反”的道理；从昼日夜月、东升西落和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归纳出“阴阳交替”的规律；从久日则地干树枯、无日则万物不生提炼出“阴阳互根，不可偏废”的认识。所有这些都被古代先哲们应用于中医理论之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为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这种对大自然规律近似的把握，朴素地反映了宇宙的统一整体性质和事物的矛盾制约关系，体现了从事物矛盾的统一整体意义上及互相作用关系上认识事物的伟大思想，这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所在，也是它雄立千古而难有变化的根基。
但是，整体把握上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具体操作上的正确性，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科学性。诚然，阴阳、五行是一套自圆其说、十分严密的理论框架，但若用科学的眼光看，很难说它是最好的理论解释框架，因为科学的理论总是可以补充完善甚至更新的。今天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已经认识到世间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复杂。以人体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医学更是这样，绝非以五行符号所揭示的机械的相生相克关系所能全部表达。换言之，不论何种原因，发生在人体内的生理病理现象及其疾病转归，并不一定完全能用五种生克关系来准确说明。不过，这绝不能成为否定中医药学理论的理由。从形而上学角度看，为中医药学理论奠定基础的《内经》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在号称科学领域全面进步和技术成果全面丰收的现代社会，也很难否定其深邃的思想和睿智的目光。特别是《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是现代医学(主要指西医学)所不具备的，虽然后者一旦采纳和借鉴了这种思想，完全可以演绎得更加精致。
《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尽管是·种直观感性的原始表达，但它将生存环境(天)与人作为共体对待的整体观，却是人类生存智慧的高度体现。和任何生物一样，人类生存离不开其生存的环境，只不过人类的生存环境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学意义。离开了生存环境谈论或研究生物特别是人类的生存将毫无意义，至少不能说明本质问题。《内经》构建的医学体系和基本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将生存环境纳入其视野，甚至将人类的健康和疾病作为受制于生存环境(天)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环境决定论倾向，这在医学由自发的行为走向理论整理归纳的古代，实属难能可贵，至今仍闪耀着不可磨灭的智慧光芒。去掉了牵强附会类比等具体的非科学内容，其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无有出于其右者，不应该因为其中包含有非科学的具体内容，就否定其思维方式的科学性和所达到的高度。
将《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作为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实证的科学来对待，是我们认识其永恒价值的关键所在。源于朴素自然科学成果和中医药实践有效性的系统式哲学概括，构成其无限的包容性和理、法、方、药四位一体辨证论治的独特思维模式，是中医学不同于其他医学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中医药学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今天，许多人担心，如果改变甚至丢掉了理、法、方、药四位一体的辨证论治思维模式，还谈得上什么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而建立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基础上的辨证论治，如果不能迎接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那么它的科学性也将会受到大大的怀疑。因此，将中医学看做是与西医学并驾齐驱的科学意义上的医学显然是不合适的。以创建文化哲学医史学派而著称的医史学家代表人物车离先生就曾犀利地指出，中医学的理论概念不仅具有医学性质，而且更具文化哲学涵义。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创新，第一需要科学的实验证据，第二需要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首先要剥开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文化哲学外壳，澄清其医药效验的科学内核，再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科学内核进行实验研究，加以提高、发展和创新，他认为这很可能是中医学在现代科学群发展中的必经之路。这种分析是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它指出了传统中医药学很难融入现代科学群之中的根本原因，但又丝毫没有否认中医药学理论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某些方面，应该说中医学所强调的，恰恰是西医学所忽视或缺失的。
二、中西医学的互补：《黄帝内经》的现代意义
《内经》的生态医学思想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现代意义在于，它能促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互补。
(一)中医学的特质
中医学的特质即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特别是西医学所特有的本质，可以概括归纳为以下“五性”：
第一，整体性。这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最根本的特质。中医理论直接派生于古代自然哲学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尤其与道家思想关系密切。《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内经》日：“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十分注重人与自然(天)之关系。由道生万物、冲气为和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都始终贯穿了非孤立地认识和对待人的思想，而核心是强调顺应自然。中医的整体观并非指人体组织结构的层次实证，而是强调人体与自然界以及人体内在的整体联系性、有机协调性和不可分割性。诊疗疾病强调“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追求的是“平人不病”的境界，重在与自然界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体现整体性和柔性。而西医则是建立在对人体的层次分割、条分缕析之上，虽然后来也开始注意人作为整体的问题，但大多强调人体组织结构间的联系，而缺少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把握，诊疗疾病无论是药物、手术还是其他高科技手段，也主要集中在“对抗性”的治疗上，更侧重于体现局部性和刚性。
第二，虚拟性。从产生方式上看，中医基础理论不像西医来自实验和观察的发现、梳理、归纳和总结，而是通过取类、比象虚拟出来的一种特殊诠释工具结构，即是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人为地类比规定某些属性，并纳入古代自然哲学的框架体系之中，从而将临证经验上升为基本理论，如阴阳消长、五行生克、气血运行、中药的不同性味和归经等，这些概念只能依靠哲学式的玄想来理解，具有虚幻的性质。因此，在运用它作理论说明的时候，往往缺乏具体所指，更无实验和观察的事实根据作为支持，纯属直观推导，这就使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被蒙上了一层难于与现代科学的理论与事实接轨和沟通的神秘外纱。西医学在其发展之初也曾经历过理论学说虚拟的阶段，但后来便走上了实证的道路。
第三，局限性。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方法。现代科学之所以综合性强且发展迅速，是因为它在观察和处理事物时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方法和某一门科学知识，而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从而使它内容丰富，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医学科学的复杂性要求其发展必须着眼于微观与宏观、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及其间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多规律的交互作用，需要应用辩证关系和系统的方法。然而中医学从理论来源看，不像西医的理论体系那样是多自然科学成果的汇总和整合，具有综合性质，而主要是对临证经验在文化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概括，因而难免存在局限性。之所以如此，乃历史条件使然。因为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甚早，至少在秦汉时期已有较完整之记载，那时虽有零星的经验自然科学知识，但尚不足以产生理论的自然科学。经验的自然科学知识往往是直观的、缺乏实验的证明，其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臆测性，难言正确，更谈不上精确。西医理论的产生则不然。虽然早在11世纪就有“中东医圣”阿维纳森用羊进行实验的记载，但公认的西医学是在17世纪以后自然科学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发展之后才逐渐形成其以多自然学科成就为基础的特质。
第四，模糊性。西医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实验研究成果之上，因而是可以检验的，其理论预言与实践、实验结果有较大的一致性。而中医的理论预言往往是一种哲学的推理(推导)，与实践、实验结果缺乏内在联系，无法用客观化的指标进行验证，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西医有众多的基础学科作为支撑，不仅有宏观的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等学科，而且已经深入到亚细胞、分子水平，其实例统计数据具有普适性和可重复性的特点。中医理论则不依据自然科学的基础，主要建立在临证经验的文化哲学推断之上，它与实践的关联并不确定，有些可能耦合，有些可能不符，有些甚至自相矛盾。
第五，自适性。西医学所赖以建立的自然科学学科群，其每一点进步和突破都可以或可能对前者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从而引起相应的进步和突破，这使它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它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获得迅速发展。中医学没有这个基础，它的理论基本停留在古代自然哲学时代的水平。周密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是一个可以不借鉴其他学说的自适应理论系统，而且语言也相对古老陈旧，这使得它每每有游离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外的感觉。中医内容所指与西医理论大相径庭，二者在语言和逻辑思维上的缺乏通约，造成相互难以理喻或“盲人摸象”之讥。
由此观之，中医固有其自身的弱点，如虚拟性、局限性、模糊性和自适性等，尤其是其自适性特点，不利于现代科学的理论和知识进入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中医学有必要学习西医的长处，克服自身的不足，但瑕不掩瑜，中医学的整体性观念在现代愈发显示出耀眼的光芒，尤其是其注重平衡中和与辨证施治的思想，是现代西医学所难以达到和应当学习借鉴的。中西医学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二)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差异和并立
应该说，中西医学对于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规律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远未臻充分发达和完备。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在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多种多样的客观规律中，中医和西医各自认识和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各自认识的那一部分而言，各有其真理性；但相对于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全部规律而言，却都是不充分、不完备的。中医学所认识和驾驭的一些基本规律，西医学至今还没有认识和驾驭，如经络、藏象、阴阳、气血津液、“证”等；而西医学所认识的一些基本规律，中医学也还没有认识和驾驭，如病理解剖、病理生理、细胞病理、分子病理等。同时，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刻的规律，至今中医和西医都还没有认识到。因此，中西医的取长补短不仅能促使中医和西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可能使医学走向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当代社会为医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在这些条件的支持下，西医学正在日益迅速地走向现代化，这不仅为中医学提供了更多可资借鉴的内容，而且为中西医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这些年，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一些难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如阴阳本质、经络本质、证本质等，这意味着中医和西医并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起西医来，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基础、能力、水平等都明显地落后于西医。从中西医统一的角度来看，必须逐步缩小中医与西医之间在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上的差距，使中医和西医的现代化进程和水平能够大体同步。只有将这类问题置身于医学未来发展的战略研究之中，才能
促使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研究走上健康和快速发展的道路。
(三)中西医学在多样性中走向统一
中西医学的差异和并立本质上是整个医学发展水平不高的产物和表现，这为中西医的互补预留了空间。事实上，中西医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均存在着统一性与多样性，特别是在未来发展方向上。中医和西医的学术体系包含着多个层次的内容，如学术思想、基本原理、基础理论、专业理论、技术理论、专业技术、思想方法、技术方法等。中西医的统一性包含在多样性之中，或者说多样性中贯穿着统一性，其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学科和学说的多样性。中西医的互补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医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将包括多种不同的学科和学说：有的可能由中医和西医的某些理论交汇发展而来，有的可能单从中医的某项理论发展而来，有的可能单从西医的某项理论发展而来，有的则可能是中医和西医都不曾有过的。这些学科和学说的多样性比现有医学内容的多样性还要丰富多彩。当然，其中也不乏中医和西医自身发展的学术多样性的胚芽和中西医某些差异的转化形态。
第二，学术思想和基本原理的多样性。中西医的差异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如果说中西医学未来必然走向统一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主要是指学术思想和以基本原理为核心的各种理论的统一。但是，统一的学术思想在实践中会有多样性的运用和发挥，从而在科研中体现出创造性的思维；统一的基本理论在临床中的运用，可以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具体原则、方法、手段，以适应多种复杂情况和不同的需要。这些多样性的内容在特征上既可以是新创的，也可能包含着中医的或西医的某种传统或影响。
第三，技术领域的多样性。中西医走向统一，关键是理论上的统一。而在技术上，除了同一技术的技术原理必将统一以外，各种具体技术是不可能统一的。新医学的技术体系决不局限于中医和西医现有技术手段的“结合”或叠加，其更重要的发展途径是移植和利用正在发展着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创造和发展更加先进和多样化的技术。
三、构建大生态医学模式
沿着《内经》朴素生态医学的思路，结合对现代医学现状的反思，我们得出结论：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医学模式来指导未来医学的发展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这个医学模式我们设想叫做“大生态医学模式”。
(一)大生态的概念
大生态作为我们构建新医学模式的载体，首先是一个与生态密切相关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的概念，它与人类生存环境等值。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讲，人类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由此，生态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个方面。生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指一切生物在其生存竞争中达到某种相对平衡的自然存在状态，因此。生态一般又可称为自然生态。早期或更狭义上的自然生态，又通常是指未受人类干预或破坏的纯自然生态。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使自然的造化结果紧紧围绕人类需要服务的能力及人类总体欲望水平而不断提高，纯粹的自然生态被打破了。自然界的每一个领域和角落，都打上了人类的印记。自然界被人化了，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不受人类直接或间接干预的纯自然生态了。另外，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上了他区别于任何生物的类本质——社会性。各种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根本的制约作用。社会的上层建筑形成了，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也在人们头脑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社会由原始的无阶级形态转而走向阶级的社会形态，人群被划分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和暴力机关应运而生，作为各自生存的手段并为他人提供各种服务和方便的职业被高度分化：这一切，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存在状态，亦即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可以归类为人的外环境生态。与此相对应，还有一种人的内环境生态，就是参与人体代谢和众多机能的各类菌群关系的微生物生态。这种生态与外环境有关，特别是它构成整个微生态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存在于人的体内并极富意义，因而称为人的内环境生态。为区别于纯自然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微生态、人的外环境生态、人的内环境生态等诸多概念，我们创造了“大生态”这个概念，它不仅包容了为人类提供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可能而又受到人类干预的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状态和人类赖以展开社会活动的社会存在状态，也包容了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微生态，是人的外环境生态和内环境生态的总和。
未来医学模式选取大生态这个抽象概念作为载体，绝不仅仅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提出大生态医学模式是人类认识合乎逻辑的深化；从实践上看，它更是既往医学模式发展的必然归宿。我们知道，医学模式的构建曾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其一是在人们逐渐认识许多疾病是由各种病源性生物因素引起、把健康理解为机体没有疾病或治愈疾病的时代，医学的任务主要是应用各种生物资源和化学物质对抗这些生物性因素，人们把这种对抗称为“治”，并使治占据了医学的核心地位，甚至简直就将医、治视为等同的概念。对这个时代的医学引入“模式”概念加以概括，即通常说的“生物医学模式”。后来，这种模式也渐渐掺入了包括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隔离保护易感人群的“防”病因素。其二是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深入、深化，疾病原因不再局限于生物性因素方面，而是包容了社会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后者单独或与生物性因素结合在一起，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机制导致疾病，成为人类疾病的重要原因，而且占据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而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社会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诞生。为适应这种模式的要求，医学不仅巩固了基础医学，发展了应用医学，而且形成了理论医学或日元医学的强劲分枝，这个分枝上结出了医学史、医学逻辑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美学等累累硕果。今天，当我们把健康进一步理解为人的身体和精神心理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时，这种健康观便对医学产生了新的要求，即医学必须首先建立在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离开了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生活在一个恶化的自然环境和紊乱的社会环境之中，人类疾病的防治和康复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强有力的保证，很可能总体上无效甚至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思想是大生态医学模式的核心思想，也是它创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医学伦理观的依据。
(二)依据大生态思想对医学体系的调整
医学体系建立在对医学本质认识的基础之上。尽管世界医学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但千百年来在医学本质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界定医学范围，但大都认定医学是关于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学问和技艺。现代医学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能说这种认识不对。但是，当我们提出医学应当统驭在大生态意识之下，应当注目于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时，我们对医学本质的认识无疑应当深入一步。
医作为一种行为，起源于远古人在疾病伤残时的一种由非自觉向自觉转化的实践活动。那时，医是一种掺杂包括巫术成分在内的非科学或准科学的经验积累，以后才逐渐演变为受一定理论指导的关于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技艺。在这个阶段，医与治具有完全相通甚至等同的意义。医治不分本身也许并不造成对医学认识的局限，造成局限的原因只是在于医和治的对象方面。长期以来，医和治的行为对象唯有疾病，只是后来对疾病的认识才扩大到人的身、心两个方面。从医学思想、理论和实践内容的发展变化看，医学从来都是为人的健康服务的，或日是为人的更好的生存服务的。问题是，要确保人的真实健康和更好的生存，脱离其与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制约，只是一厢情愿，很难避免事与愿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医的本质在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而不是既往意义上的治病、防病和促进康复。当然，这二者本来并不构成冲突，但前者的内涵无疑比后者广阔和深刻得多。因此，如果“疾病就是不健康”这种传统理解还能成立，那么疾病的概念就应当是泛指人与其生存环境的非和谐适应状态。亦即，医和治的对象也必须同时包括生存环境的弊病和痼疾，而不是单纯地仅指人身、心两个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医学重新界定其本质含义：医学是以改善人类生存状态为根本目的的综合科学和实践体系，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学问。亦即，医学最宽泛的含义就是人类生存学。
按照这种认识，医学体系的调整首先要将医学区分为广义医学和狭义医学两大层次。广义的医学即大生态医学或人类生存学，是以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在改善环境和人相互影响和依存的“关系”中实现最广义的健康；狭义的医学即集既往医学大成之现代医学，它关注的是从“人”的角度强调身、心两方面的健康。狭义的医学包容在广义的医学之中。但是，广义的医学体系绝不是在狭义的医学体系基础上简单地延伸，而是必须依据一些新的标准进行重建。
从人类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含微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两大方面看，广义医学可以分解为涉及人与社会互动的医学和人与自然互动的医学两大部分，后者包含人与外界环境中的生物和与人体内的生物互动的医学。这里的“互动”，是指通过人身体和精神心理因素与其他事物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我们把前者叫做社会医学，把后者叫做生物医学。从现实需要和实际情况看，医学体系之重建的大量而艰苦的任务主要集中在社会医学这个方面。这里的“社会医学”与既往的“社会医学”概念既有某种联系、重叠，又有明显的不同。目前，世界各国对社会医学的概念尚未统一，而且研究内容的重点也各有差别。有些国家称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有些国家称社会卫生学(Social hygiene)，还有些国家称公共卫生、公众卫生等，这种名称上的差别反映了研究工作的不同侧重面，其原因主要是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水准、医疗卫生保健制度以及人群健康状况等方面有所不同。在我国，已出现一批热心社会医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但是由于视点的不同，造成他们在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及体系方面存有较大的分歧。比较局限的观点认为，社会医学就是公共卫生学，或者是卫生统计学与流行病学的结合，或者是社区医学(Community medicine)；而比较宏观的观点则认为，社会医学是从社会角度研究医学问题，即主要研究社会环境和行为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立法、卫生管理、卫生经济、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因而社会医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从大生态医学角度看，将医学划分为生物医学和社会医学两大部分，那么后一种用宏观观点看待社会医学的理解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医学应当沿着这种思路去建立完备的体系。
(三)大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架构
按照大生态医学的观点，医学主要可以分为生物医学和社会医学两大部分。相对于生物医学的体系，这种社会医学体系的建立至今尚属起步，可谓任务繁重而紧迫。
1、社会医学部分。可以大致划分为基础社会医学和应用社会医学两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包含了若干学科。
基础社会医学包括：(1)社会健康学，研究确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理想社会目标，并建立起相应的指标衡量系统；(2)社会疾病学，又可分为社会病理形态学和社会疾病成因学等具体学科。在社会疾病成因学中，主要研究各种社会弊端和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同时也应当把某些严重危害人身心健康的特殊社会性因素作为其研究内容；(3)社会疾病诊断学，主要探讨与各种社会弊端和痼疾联系最紧密、影响最直接的社会因素，达到何种定量标准，则须提请政府机关予以治理；(4)医学伦理学，旨在宣传和确定全社会的医学伦理原则及其具体标准；(5)卫生经济学，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投资获得人类社会的最大效益；(6)卫生统计学，为社会医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等。
应用社会医学包括：(1)社会疾病治疗学，即通过政策或采取各种宏观社会手段以不断优化人类生存环境；(2)社会疾病预防学，其具体内容还可分为：①卫生立法学，以社会目标为标准，研究如何采取以及采取何种步骤，使优化人类生存环境的措施变为带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等；②卫生决策学，不仅研究国家机关在制定医疗卫生政策时如何科学地决策，而且强调在制定其他社会政策时，应当听取全国性卫生咨询机关的意见，即确保卫生咨询机关能够发挥影响和干预社会政策的作用；③卫生资源分配学，研究如何使根据国情、国力给定的有限医药卫生资源得到科学的配置；④卫生管理学，研究在大生态意识指导下如何宏观和微观地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等。社会疾病预防学与现代医学中的公共卫生学和流行病学等多有相似，比较偏重于社会人群身心疾病的具体预防。
2、生物医学部分。与社会医学体系相适应，传统的生物医学也应当在现代医学体系的基础上适当地有所调整和补充。比如，现代医学体系中的预防医学，大部分内容应重新划入社会医学体系之中，而原来的理论医学(或日元医学)部分，有的可以纳入基础生物医学(如医学美学)、有的可以纳入社会医学(如医学伦理学)、有的则宜继续成为独立学科加入理论医学的学科群(如医学史、医学方法论、医学逻辑学、医学心理学等)。此外，理论医学还应包括比较医学或叫医学文化学等。在原有的生物医学格局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人与自身体内的微生态环境互动的医学必将获得大的发展，而这正是未来医学特别是中医药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
用大生态医学模式的眼光来看千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医院，会发现它越来越难以适应人类对医疗卫生事业所寄予的新期望。但是，若从生物医学这个亚层次来看，现代医院不仅仍有必要存在下去，而且还应根据新医学体系的分工获得更好的发展。对多数临床医学工作者而言，他们仍然只能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医生，但是必须同时熟悉和了解社会医学的内容。从战略高度看，社会医学较之生物医学更为重要。但指望像生物医学依赖医院之类专门机构那样，使社会医学的专门机构也遍地开花，却是不现实的。社会医学应当在政府部门生根，各级政府决策机关均应有社会医学的专家参加，而且应当设有能影响和干预社会政策制定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社会医学咨询机构。各级卫生管理部门应当以社会医学的目标为首要考虑条件。当然，也有十分的必要在医院里增设社会医学门诊部之类的咨询组织，负责向人民群众解释卫生政策和法规，提供身心健康知识咨询，教育和鼓动人民群众承担优化生存环境的责任，使大生态医学的基本知识得到普及，创造人与其生存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
以上设想作为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范式提出，或许能引发仁人志士对此更深一步的思考，以便早日构建起适应人类对医学新期望的完备的医学体系。如果我们接受大生态医学模式的思想，并把它视为超越既往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新医学模式，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对立或者可以将前者与后者割裂开来。大生态医学模式是对既往两种模式的包容和升华，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尽管这种医学模式可能并不会超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和理论医学三大板块构造，但它的内容将大大地得到扩充或更新，这种模式指导下的医学前景将更为广阔，甚至可能引起医学的又一次革命。
责任编辑：李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