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来物等
我们还在为自来水和瓶装水哪种更健康争执着，小区管理处就装上了两台自来水净化机，我对这东西根本不屑一顾，一块多打一大桶的水，你能有多放心?结果我妈专门去打探此事，回来喜滋滋地跟我汇报：放心，净化机里有8个过滤装置。小区里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想法，于是就拆开来看了，数一数果然有8个大轱辘，听声音也正在工作中，在场目击者还有2个居然是她带过的学生，这事可以确信。有位老人家不是说梨子的滋味要亲口尝尝吗?可惜饮用水不是梨子尝也尝不出，我这人绝无出头拆饮水机的勇气，既然白得了好处，就该谢谢那些比我更有勇气的邻居。
像我这种人，大概就属于占人民群众多数的浑浑噩噩派，一辈子没骂过人吵过架，跟钟点工说话都陪着小心，当利益被侵害时习惯干忍着，天天都在街上混饭吃，毒大米地沟油污染水黑心棉肯定都消费过一些，到今天还幸运地活着。只是运气中庸，没掉飞机也没中彩票。但那天当我坐在阳台上想心事，一阵风吹过，一个作业本刮到了我脸上。
人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总觉得那是过去的生活标准，现在掉个韭菜馅饼你会吃吗?如果是必胜客海鲜薄饼还值得犹豫一下。但我意外得到过一个作业本，薄薄皱皱的，仿佛辗转千里才到了我怀里，没有写一个字，好像一封来白天国的情书。广东经常会刮台风，大的时候可以把不结实的防盗网整个刮起来，我庆幸那天扑面而来的是作业本而不是防盗网。在我失去了晾晒在阳台的一条小被子和两条长裤子的失意的下午，上帝回馈我一个作业本。有得有失多么人生。
后来还丢过一个双缸洗衣机盖子，我满小区找，洗衣机盖子对我来说比小被子和长裤子更加重要。我打电话给一朋友诉说遭遇，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被子会被风刮走——这在终日阴霾的成都是不可想象的，并坚持说是一个倾慕我美色的小区淫贼于台风之夜爬上高层偷走了我的被子和裤子，既然我还年轻，也就乐于接
受这样的离奇说法。两天后洗衣机盖子在我们楼层的垃圾间里被发现了，这个事例说明那天的台风是横着刮的，一定是把盖子卷着卷着扔到了A幢或C幢的阳台上，某一家的主妇看着不忿，给随手扔到了垃圾间，我才得以完盖扣回到洗衣机上。于是我在作业本上写道：七月七日，晴，洗衣机的盖子找回来了。虽然之后不久我就买了新的全自动洗衣机。
裸意盎然 邓白桦
中午在食堂，巴基斯坦来的卡迈拉瞪着黑黑的大眼睛，神秘地说：“你们相信吗?德国人计划来一次裸体飞行。不是开玩笑，我刚看过《每日电讯》，乘客、空姐、飞行员，所有人都裸!”餐友们纷纷叫嚷，“德国人疯了!”我却一点也不惊讶，去年的旅游经历告诉我，这肯定是真的。
德国的大学每年5月最后一周是“学术参观周”，鼓励师生走出学校，根据专业到各地去旅行参观，这种活动往往会得到学校和企业的资助。去年我们学校历史系选择的路线是“寻找罗马人的足迹：科隆一亚琛一特里尔之行”。
我们一行16人，由我的导师席尔德教授领队，都是历史系的本科生和博士生。一群人嘻嘻哈哈，在火车上打牌、听音乐、睡觉，和中国学生没什么两样。白天我们参观博物馆、教堂、城堡，晚上就住在当地的青年旅馆。我常常和其他四个女生同住一间房，因为只有一个淋浴间一个厕所，大家便轮流洗澡。
在科隆那晚，莫妮卡、卡琳去附近泡吧，我和胖胖的桑德拉、红发的妮可则早早回到了住处，妮可第二天要给大家作关于亚琛大教堂的报告，正在准备，于是我先洗澡。等我洗完穿好衣服拉开浴室门，只见眼前白花花一片，桑德拉手里拿着沐浴乳，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大跳。
不一会儿，她洗好澡，又光着身子出来了，让我惊讶的是，她并不急着穿衣服，而是晃着一身白花花的肉在房里走来走去。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同样的情景，这回是妮可，而且她就站在窗户前面。我们的房间在二楼，楼下有条小路，常有路人走过，但她一点也不避讳，非常大方地往身上涂抹润肤乳。接下来的几天，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和好友艾琳夫妇谈起，他们都觉得这很正常。他们年轻时，常故意在家里“裸走”，目的是教育孩子男女身体是有差异的。现在儿子已经结婚，他们还常常和儿子、媳妇一道去湖边裸泳。见我很有些目瞪口呆，他们解释说，德国人很崇尚自然，裸体的时候不会想到性，只是享受裸露肌肤时的舒服和自由。有意思的是，据说东德人比西德人更加热爱裸体文化，默克尔总理上台后，英国电视台就播放过她裸泳的镜头，也许这是东德人在意识形态高压下唯一能享受的个人自由吧。
和德国人的几次“零距离”接触，使我相信他们的裸体飞行计划肯定是真的，虽然我还是觉得这的确有些疯狂。
警察叔叔 阿 廉
我在大陆生活，最不习惯的是没有安全感。走在街上总觉得要是出什么情况，不能指望公安和路人。这和香港实在是有分别的。
叔叔当过香港警察，喝醉了便吹嘘当年的豪情，故事引人入胜，只是常隐去人名，问他，他红着脸把手横在颈项：不成，说出来，杀头的。叔叔来港时只有16岁，那时香港百废待兴，传言英国人想放弃它，没人愿意当公务员。他没任何文凭，连广东话也说不好，竞蒙混过关当上了警察。
不久香港兴旺起来。1960年代初是叔叔最风光的日子，那时他月入超过四五万，够买套不错的住宅。他每星期定时收到信封，里面是厚厚一叠钱。
叔叔好赌剩不下钱，但很重道义，我爸常常借钱给他，他一有钱就先来我家还，来时总跟着些下属，他故意显摆，好让邻居看见，知道我家不好惹。那时候香港许多退伍军人仗着体格欺凌妇孺。我爸工作地点离家很远，常在单位留宿，所以叔叔要借此来立威。
当时香港警察名声很差，和混混根本分不开，有事找警察，等于让他们敲一笔。反而找混混更有效，许多商户平时给保护费，有事就找混混出头。许多混混根本就是成长、生活在区内的小伙子，做起事来有原则有道义。许多社区基本上是由他们在管治。英国人高高在上不懂民情，全靠叔叔那样的低级警官和市民沟通，怎么可能赢得信任?我叔叔没有学历，只懂一星半点英文，完全没有晋升可能，不受贿才怪。
之后英国人改变了放任政策，大幅加薪、晋升本地人，并且提供专业的训练，对逮捕、拘留、起诉、监禁等程序的条文做出清晰限定，译成中文。此后再投考警官，一定要熟读法律。廉政公署成立之初警察们不以为意，但后来许多高级警官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当着同僚的面被抓。
叔叔在不久后自愿退休。凭着关系网，很容易便找到一家大型餐馆当经理，他的工作只是每天请旧同僚吃饭，这样便不用交黑社会的保护费了。
1980年代香港警察开始注重公共形象，除了投放广告，搞电视节目，还搞警讯少年、警局开放日等等，局面很快改观。警察的态度也真改善了不少，现在香港警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