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和女孩》叙事的陌生化

摘 要: 《男孩和女孩》是1968年首次出版在《蒙特利尔人》杂志上,后被收录在艾丽丝·门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是其中最出色的短篇小说之一。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陌生化”是指让原本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化,从而唤起人们对事物的新鲜感,恢复对事物的审美感受。本文从陌生化的视角解读短篇小说《男孩和女孩》,以期为本文提供新的见解。

关键词:《男孩和女孩》 艾丽丝·门罗 叙事 陌生化

艾丽丝·门罗(Alice Muo),加拿大女作家,被称为“现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13位女性作家。她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1968年,门罗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并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其中的《男孩和女孩》的故事聚焦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的重要时期,是其处女作中的一篇经典佳作。

“陌生化”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特性。什克洛夫斯基在其《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的目的是使人感觉到事物的存在,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以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理应设法延长。”《男孩和女孩》作为短篇叙事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以及叙事语言三个方面表现出了陌生化的技巧。

一、叙事视角的陌生化

叙事视角指的是叙事者所处的位置以及进行叙事的角度。根据叙事者对所叙事对象的了解程度,叙事视角可以分为三种:零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男孩和女孩》所采用的视角的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从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 “我” 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她所看到的世界。这里叙事者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作者门罗自身是一个有阅历的成年人,但她选取的是一个纯净、天真、好奇的孩子的视角,这会带给读者期待上的反差,增加了小说的新鲜感,产生陌生化效果。

在小说开篇部分,叙事者“我”以一个孩童的口吻讲述了“爸爸”是养狐之人,以及处理狐皮的日常。或许是无知者无畏,对于这种杀戮及其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气味,“我”却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镇定的季节性的味道,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感受与描述给读者以新鲜感,同时也会引起读者的思考:叙事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与感觉呢?无形之中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延长了阅读审美的时间。

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我”对“爸爸”的崇拜,对“妈妈”的厌烦。不同于我们一贯的理解“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我”极力地想和“爸爸”待在屋外的世界,不想待在屋内繁琐的世界。“我”认为“而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在读者看来,“我”的这种想法有些好笑,同时也让人心生疑问: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天真的儿童产生这样的想法和认知呢?想弄清这个问题,读者就要结合文本的背景与整篇小说的讲述,以及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发现隐藏在其后的男权制度下,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这一现象。在这样社会意识下,难怪儿童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儿童的视野的局限性,她不能从更深的层次去解释她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只能通过客观的表述。这样的视角在给人以真实感的同时,增加了文本的深度和内涵。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讲述了“爸爸”枪杀了一匹栗红色的老母马弗洛拉。在追逐捕杀的过程中,“我”原本是和他们一样显得很兴奋,甚至动身去帮忙围困那匹老马。可是就在弗洛拉冲向“我”的那一刻,“我没有关上门,相反,我把它尽可能敞开。”也就是说“我”故意给弗洛拉逃生的机会,虽然她最后还是没有摆脱被杀戮的命运。“我”的立场的突然转变显得有些出乎意料,增加了阅读和感受的难度。总的来说,《男孩和女孩》这篇小说的叙事视角在文本的多处创造出了“陌生化”的效果。

二、叙事结构的陌生化

小说的叙事结构是指作者或根据故事情节展开的顺序,主要是借助时间这个纬度来展现。传统的叙事结构是按事件发生与发展的先后顺序依次展开,而《男孩和女孩》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了非线性的特征,在结构与形式上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

传统的叙事小说中常常会出现明显的时间标志词,便于读者清晰地了解行文的脉络和思绪。但纵观这篇小说,文本中没有明确的时间标志词语,一般是偏于模糊的时间词,比如,“圣诞前几个礼拜”,“那年冬天”,“春天来了”等。此外,文本中谈到“莱尔德跳了起来,似乎他又变小了,听话了。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他还小的时候......”由此可见,小说叙事的時间跨度比较大。时间词的缺失,让读者在一种语境背景缺失的情况下去理解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

除了时间指向的不明确之外,小说的片断化叙事衔接也呈现出非线性化。小说开篇讲述了“爸爸”的职业及其日常工作,随后讲述了能闻到狐狸味道的夜晚“我”和“弟弟”孩童时候的交谈以及自己各种充满天真童趣的梦境。但是,在接下来的叙事中,笔锋突转,“我”的意识回到了“狐狸活着的时候,住在爸爸为它们筑造的空间里......”谈到了如何为狐狸取名字,“爸爸”和“妈妈”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再次笔锋突转,“我忘记说怎么喂狐狸的了......”这样的叙事结构没有呈现常规的线性叙事,反而是随着作者意识的流动而呈现非线性的叙事进程。这样的转变对于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也是一个挑战。同时,这样的叙事让读者减慢阅读的速度去反复阅读和理解文本所要表达的内涵,从而无形之中延长了读者的审美的感受。

这篇小说叙事结构的陌生化的第三点表现在开放的结尾。小说以“爸爸”质问“我”为何放走弗洛拉而“我”没有作任何解释结尾,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此为对于“爸爸”赦免“我”的话“她只是个女孩”,“我”从心底里没有否定,并且默认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我”的态度的转变是何原因?这样的疑问会让读者对小说之前的文本进行思考,并去琢磨结尾传达出的深层的意义:女孩的成长?女性身份的获得?或者是其他?

三、叙事语言的陌生化

语言可以分为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前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后者则是以文学自身为目的的。语言的陌生化主要出现在文学语言中,其目的是为了找回人们对事物的感受,使石头成为石头,打破自动化语言的壁垒。象征手法的运用是实现语言陌生化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男孩和女孩》这篇小说中,有两种重要的象征意象:一是代表着大自然的狐狸和老母马弗洛拉。二是代表处于男权制度下的女性形象的“我”和“妈妈”。狐狸的象征意义不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奸诈和狡猾,这里的狐狸是大自然的象征。作为野生动物的狐狸却被圈养起来,遭受剥皮的残酷命运,只因为它们的皮毛有一定的价值。其实,这种做法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即人类一切的生产活动都是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大自然充满了征服和掠夺的欲望。此外,小说中提到“所有的狐狸都有名字,名字都可在一块锡板上,挂在它们门口。它们的名字不是出生时取的,而是第一年被剥皮后幸存下来,放进繁殖群以后取。”由此可见,“我们”为狐狸取名字不是出于对它们的关心,而是希望把它们变为“宠物”,变为自己的附属品。和狐狸一样,被圈养的弗洛拉在工业化进程中沦为了“盘中餐”。在被杀前,她用尽全力去抵抗,不愿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地掠夺,“她挣脱了,在谷仓前的空地上奔跑,从这头奔到那头......狂野得像一匹西部电影里的骏马,一匹未被驯服的农场马......”虽然弗洛拉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她却带给“我”不小的影响。小说中的“我”也曾经像弗洛拉一样极力地摆脱被禁锢,被主宰的命運,摆脱“妈妈”那样将屋内视为主要活动空间的生活状态,到最后却发现只能默认。小说最后“我”和“妈妈”一样接受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制约,成为了男权制度下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影射。

此外,两种意象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在小说开头提到“实际上,她(妈妈)厌恶整个剥皮的过程——杀掉,剥皮,皮毛的预处理。”在小说结尾部分讲到“我没有关上门,相反,我把它尽可能敞开。我并没有决定这么做,只是我确实这么做了。”“我”和“妈妈”的这种无意识行为或想法其实是源于她们和作为大自然象征的狐狸,弗洛拉之间的惺惺相惜的命运。由此揭示了男权对大自然和女性的统治和压迫。

四、结语

《男孩和女孩》以孩子的视角去描述她所看到的世界的原貌,带给读者以新鲜感。同时,又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手法,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让读者在思考中领悟小说所要传达出的现实意义:男权制度下,大自然和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女性对其身份的探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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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文.神秘、寓言与顿悟 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3] 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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