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碑帖收藏——以李宗瀚为例

摘要:李宗瀚是清代中期著名的書法家和收藏家,其收藏名重一时,本文将探讨清代中期金石学的兴盛与收藏的关系,并以李宗瀚的收藏情况反映当时私人收藏的概况。

关键词:李宗瀚 清代 金石学 收藏

李宗瀚(1769—1831),字公博,一字北溟,又字春湖。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著有《静娱室偶存稿》《杉湖酬唱诗略》。

一、清代金石学的兴盛

我国金石学的发展由来已久,从春秋时起是金石学的萌芽期,至宋代始成学问。元、明两代,金石学几无成就,直至清代,金石学得以复兴,成为当时的显学,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金石学在清初复兴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金石学可以学习、考证史料;二是在文字狱的压迫下,学者被动转为研究金石学。

此时,研究金石碑版的书家学者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证经史缺误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一派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为研究者提供检索之便;一派则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残缺及书法特点的鉴赏。其中,第三派以翁方纲为代表。翁方纲是当时金石研究的重要人物,有大批的追随者。李宗瀚入京后便被翁方纲的学识与修养所吸引,进入收藏和研究碑版这一行列。翁方纲、李宗瀚等人在金石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推动了清代碑学的发展。

二、清代的收藏概括

书法家进入金石学领域,除进行研究外,大都会对金石碑帖收藏产生较高的兴趣。

清代的收藏情况与明代大不一样。明代统治者不太重视书画收藏,故没搜刮书画,且对收藏的管理及其松散,既无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无明细的收藏档案。因此,大量藏品被盗出宫外,而且还出现了“折俸”的现象。统治者大量赏赐,管理者监守自盗,这些情况使大量内府书画收藏流落民间。与此相对应的是,明代的私家收藏极为繁盛。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富商名流,涌现出大量的收藏者。而江南富庶之地则是收藏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了项子京、董其昌这样的大收藏家。

清初的统治者不太重视收藏,大量收藏被赏赐给臣子。到了康熙时期,受汉文化的影响,皇帝的文化素养有所提高,开始意识到文物的宝贵,因此,极少将书画收藏赏赐给大臣,并有意识地保护起来。到了乾隆时期,内府收藏得到了大量充实,由于乾隆帝有良好的汉文化教育,而其本人还非常喜欢书法,因此对书画有极大的兴趣,所以大量收藏书画珍品,甚至巧取豪夺。因此,到了清代中期,具有较高收藏价值的书画都已进入内府,民间收藏只能转移目标。

三、李宗瀚的收藏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李宗瀚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收藏之风,但其鉴藏绝非是附庸风雅的。近代梁启超将其誉为乾嘉以来著名的考古学者之一,证明李宗瀚在鉴藏方面有一定的造诣。由于祖辈经商的成功,使得李宗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于嘉、道年间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传世善本碑帖,成为当时著名的碑帖收藏家之一,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临川四宝”。此外,还有很多善本碑帖精品。其收藏的特点即全是拓本,而无墨迹本。

《启法寺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此四种拓本合称临川四宝。《化度寺塔铭》《虞恭公碑》《李秀碑》《越州石氏帖》《多宝塔碑》《夏承碑》,此六种拓本加上四宝中的四种合称临川十宝。

此外,还有《李玄靖碑》《孔颖达碑》《黄庭经》,定武《兰亭序》(宣城本),《方圆庵记》拓本,《大观帖》《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卷,《书谱》拓本,《裴镜民碑》《升仙碑阴》《祝府君碑》《邕禅师塔铭》,褚遂良摹《兰亭序》刻本,怀素《论书帖》刻本。

李宗瀚的碑帖收藏是清代中期碑帖收藏的一个缩影,其历经乾、嘉、道三朝,收藏活动主要在嘉、道两朝。乾隆对书画有极大的占有欲,并且喜欢强取豪夺,将大量珍贵的书画收进皇宫。上有所好,臣子则更加迎合,因此,大臣们又将大量搜罗而来的珍贵书画进献给皇帝。因此,在乾隆时期,重要的私人收藏,几乎都已经进入了皇宫,与普通文人隔绝,私人收藏则不得不转移收藏的对象,碑刻拓本收藏逐渐成为清代乾嘉以后的主要对象,因此,李宗瀚收藏的都是碑刻的拓本。当时,阮元、张廷济、缪荃孙都是收藏碑刻拓本的名家。不同的是,李宗瀚是以传统帖学书家的身份收藏碑刻拓本的,就如郭尚先、林则徐一样。所以,李宗瀚是清代中期碑帖收藏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的收藏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的收藏风气。

参考文献:

[1]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黄惇.中国书法史·明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作者简介:刘挺,男,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书法)(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