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史论淮安学人综述

摘  要:淮安在清代是盐业重镇,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学人:阎若璩、张弨、吴玉搢、程晋芳、丁晏、潘德舆等。江藩、阮元、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在各自的清学史著作中先后有论述,不同著作因作者的观点与侧重点的不同,对淮安学人叙录、论述的详细与人数亦不同,其中对阎若璩评价最高。文章对此类著作相关论述作一个梳理与总结。

关键词:清学史;淮安学人;江藩;刘师培;梁启超;钱穆

中图分类号:G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3-075-05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言:“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1]2在论及江苏时又言:“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丛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然其学风所衍,又自有分野:大抵自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东之杭,嘉,湖,合为一区域;江宁,淮,扬,为一区域……此数域者,东南精华所攸聚。”[1]15其中一域为江宁、淮、扬。另据研究清学的日本吉川幸次郎称,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

18世纪末到20世纪2、3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清学史著作有:阮元的《儒林传稿》、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钱林的《文献徵存录》、唐鉴的《清学案小识》、章炳麟的《检论·清儒篇》、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梁启超和钱穆各著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一、江藩与阮元、钱林的相关论述

《汉学师承记》,清江藩(1761-1831)著。此书共八卷,在编排上,在卷一收录了作者认为的汉学开山人物阎若璩、胡渭,可见对阎氏的重视。《师承记》的传文对案主的家族、生平、学术等作了具体的叙述。江藩在书序中认为汉学在晋朝以来逐渐衰损,而自清以来复盛:“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2]34嘉庆十七年(1812),阮元任漕运总督,驻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邀请江藩主持丽正书院,以布衣为诸生师,所以江藩对淮安学人非常熟悉。书中叙写了阎若璩、张弨、吴玉搢、程晋芳四位淮安学人。

《师承记》的传文有正传、附传之分,正传所收录传主的学术成就相对较高,附传则收录相对为次要的学者,其中正传40人,附传17人。书中卷一较详细记叙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的条目;记叙康熙十七年(1678),与长洲汪琬论礼;记叙康熙四十三年(1704),雍正在北京以亲王身份接见了阎若璩,对阎的著作及学问称善,文中提到了阎与顾炎武的交往。

在卷一阎若璩附传中记叙了淮安学者张弨、吴玉搢。张弨(1625-1694以后?),字力臣,号亟斋,淮安人。《师承记》叙述张弨相对详细,文首写道:“同时山阳有张弨者,字力臣,隐于贾,受业于昆山顾炎武,究心小学,有《娄机汉隶字原校本》”,[2]80接着辑录《娄机汉隶字原校本》600余字,又记录张弨识辨镇江《瘗鹤铭》之事。《瘗鹤铭》碑刻,位于镇江焦山崖石上。以雷震坠入江中,破碎残缺。康熙年间陈鹏年募工捞出,置于焦山亭壁间。共存五石,有77字,又不全9字。至于书写者是谁,有王羲之说、陶弘景说、顾况说等,莫衷一是。张弨撰《瘗鹤铭辨》一卷,共得69字,较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所载者,多得8字。

记录吴玉搢的字数很少,约100字。重点叙录了吴玉搢学术成就:“好考古书文字之异,取字体之假借通用者,系韵编次,各注所出,为之辨证,著《别雅》五卷。亦癖金石,与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2]88

《师承记》卷七叙录了山阳程晋芳,记录了程晋芳身颀髯美,奖掖后进,但不善治生,以致万贯家财耗尽后不能供饘粥。叙述了程晋芳的学术成就:“君始为古文词,及官京师,与笥河师、戴君东原游,乃治经,究心训诂。”[2]697最后叙录了程氏的著作。

钱林(1762-1828),原名福林,字东生,一字志枚,号金粟,浙江仁和人。《文献徵存录》共十卷,在卷一记有安东(今淮安涟水县)人嵇宗孟。卷二叙张弨,第五卷撰有阎若璩、李铠、吴玉搢。

嵇宗孟(1613-?),詩文家,淮安府安东县(今涟水)人,与顾炎武有交往。曾任杭州知府,期间创办“万松书院”。其诗文名气颇大, 吴伟业称之为“绚烂飞扬,纵横排傲之才人也”。《文献徵存录》卷一叙嵇宗孟比较简略:“嵇宗孟,字淑子,号子震,江南山阳人,崇祯丙子举人。令浙江,入本朝守杭州。居官清介绝俗,吏部张新标尝诣署中,见其四壁萧然,数椽不蔽风雨,为之叹息……宗孟举博学,以疾辞。有《立命堂全集》,又有《楚江蠡史》诸编。”[3]16介绍了籍贯、为官、人品著作。

卷二开篇叙顾炎武,随后记张弨。叙述张弨比较详细,记载了两件事:其一是张弨识辨镇江《瘗鹤铭》,其二是识唐昭陵六骏之事。《文献徵存录》在撰写淮安学人的事迹生平上与《汉学师承记》基本差不多,只不过层次相互错开。撰写张弨,两书对事迹叙述也大致一样,一些文字也一致,如:“藉落叶而坐,仰读《瘗鹤铭》,聚四石,绘为图,聊以宋人补刻字,证为顾况书”。[3]67《文献徵存录》与《汉学师承记》都辑录张弨所撰的《娄机汉隶字原校本》的片段,相同字数达413字。

卷五叙阎若璩,情节细委大致与《师承记》一致,不过增加了一条阎若璩对历法的疏解。“若璩读《春秋》,以改月改日为非”,[3]183“三正之通于民俗,亦其一也。予尝以《豳风·七月》诗: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礼》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岁,建寅也”,[3]183“‘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3]184

阎若璩后叙录李铠很简略,52字:“李铠,字公凯,顺治十八年进士,知盖平县,与若璩同举博学鸿词试,授编修,修《明史》,累迁内阁学士。著《读书杂述》《史断》,新城王士正称之。”[3]186随后记录吴玉搢,字数只有《师承记》记叙的二分之一,54字,记录其撰有《山阳志遗》等。可见钱林叙录人物依据学术影响等决定篇幅,重要人物不吝笔墨,繁描细节,次要人物惜墨如金,不枉赠一字,甚为明显。

《儒林传稿》是阮元的重要学术著作之一,撰于1810年至1812年,记载了从顺治到嘉庆初期的一百多位学人。《儒林传稿》对后来的唐鉴《学案小识》和江藩《汉学师承记》都有重要影响。《学案小识》诸多和阮元的《儒林传稿 》同名人物的传记,曾参考引用了阮著《儒林传稿 》。此书共收录淮安学者五人,只有阎若璩是正传,其余四人是附传。

卷二叙录阎若璩,叙述了辨伪《古文尚书》的结果及内容,雍正以亲王身份礼遇阎氏。《汉学师承记》叙录阎若璩大致与《儒林传稿》一致,可见《师承记》对《儒林传稿》继承。阎若璩传后录有三位淮安学者:李铠、杨开沅、吴玉搢。“铠,字公铠,进士,知县。荐博学宏词科,康熙四十八年授翰林编修。修《明史》,官至内阁学士,所著有《读书杂述》《史断》。王士禛称其为‘有本之学’。开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学于黄宗羲,尤明于河漕之利害。玉搢,字山夫,官凤阳府训导,著《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别雅》五卷,辨六书之假借,深为有功,非俗儒剽窃所能仿佛也。”[4]640卷一顾炎武传后附张弨传:“清江南山阳人,字公凯,号惺庵。顺治十八年进士,官盖平知县。康熙间召试鸿博,授编修。曾预修《明史》。累官内阁学士。有《读书杂述》《史断》《恪素堂集》。”[4]633在清学史著作中,普遍对阎若璩叙述比较详细。《学案小识》,清唐鉴著。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人,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学案小识》一共辑录二百五十六人的生平学行,大多比较简略,在卷十二记叙了淮安学者阎若璩,文字很简略,约380字,略叙了考辨《尚书古文》一百二十八条,毛氏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又叙述了阎若璩与顾炎武的一些交往以及阎的著作。《学案小识》把阎若璩放在第十二卷,且叙录从简,表明对阎的学术绩行并不看重。又由于唐鉴在湖南,对淮安缺乏细致了解,故辑录人数只一人。

二、刘师培的论述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因病早逝,其祖、父为经学家,刘师培继承家学并发扬光大。《清儒得失论》以考证、词章、经世三方面学术在清代的传承渐演为线索,通过考察清儒对“为学”与“干政”关系的处理方式来品评优劣,对清代学者的批评较为广泛,叙录都较简略。其《清儒得失论》叙淮安学人的论述达五人,即:阎若璩、丁晏、张弨、吴玉搢、潘德舆,是早期数种清学史中提及淮安学人最多的著作。除批评阎若璩外,对淮安几位学人批评较多。《清儒得失论》在论及考证学时,认为清考证之学发源顺治、康熙间,自顾炎武、张尔歧艰苦决行,一路荆棘。又道:“时皖南之士有梅文鼎,东吴之滨有王锡阐、朱鹤龄、陈启源,长淮之域有张弨、吴玉搢,皆跧伏乡井,甘守湛冥,然学业无与证,志气亦鲜所发抒,复以时值讳匿,易婴虏忌,由是或穷历数,或研训故、形声,夷然守雌以全孤竹之节。”[5]263梅文鼎(1633—1721),皖南宣州人,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1628-1682),江苏吴江人,天文历算学家。文中“或穷历数”指梅文鼎和王锡阐。“或研训故、形声”指吴江学者朱鹤龄、陈启源和淮安学者张弨、吴玉搢。刘师培对清儒的评价标准是“学行并重”,赞扬几人有“孤竹之节”,充分肯定节操高尚,与对大部分清儒针砭揶揄形成鲜明对比。刘师培在考证学的论述中随后提到阎若璩:“与顾(炎武)、张(尔歧)并世者,有阎若璩、胡渭、毛奇龄。阎辩伪书,胡精水地……阎行尤卑,至为潜邱食客。”[5]263对阎若璩的品行评价很低,这也是刘师培对大部分清儒的态度。

在论述考证之学中,还提到了淮安的丁晏:“若夫丁晏劬身于桑梓,汪(喜荀)、刘(宝楠)施惠于下邑,可谓矫立名节卓尔不群矣。”[5]266丁晏(1794-1875),清代校勘学家,字俭卿,江苏山阳(今淮安)人。汪喜荀和刘宝楠是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刘师培将丁晏与他们并举,并赞扬名节光耀。

“道光中叶……别有山阳潘德舆、顺德罗惇衍、桂林朱琦、仁和邵懿辰,以古文理学驰声京师,其学略与方、姚近。曾国藩从倭仁游,与吴、潘、邵、朱友善”。[5]267 潘德舆(1785-1839)清代文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受到曾国藩的褒扬肯定。

三、梁启超与钱穆的论述

对阎若璩评价最高的莫若梁启超。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作中,把阎若璩列为乾嘉学派的开山之祖,是中国考证学之鼻祖。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自明永历以康熙中叶,为近世第一期,于其间承旧学派之终者得六人,曰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二张(蒿庵、杨园)、吕(晚村);为新旧学派之过渡者得五人,曰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刘(继庄);开新学派之始者得五人,曰阎(百诗)、二万(充宗、季野)、胡(东樵)、王(寅旭);自馀或传薪,或别起,皆附庸也,不足以当大师,凡为大师十有六人。”[6]92

定阎若璩是清近世第一期十六位学术大师之一。“此正派之祖谁氏乎?曰阎百诗,曰胡东樵。阎氏著《古文尚書疏证》,定东晋晚出二十五篇之伪,批郤导窾,霍然以解。”[6]105把阎若璩与浙江德清胡渭并举,是正派之祖。

《清代学术概论》谈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所以影响之巨的原因写道:

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也。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6]143

认为阎若璩的辨伪惊世骇俗,颠覆了几千年来奉为圭臬的经书,对学术界震动极大。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是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到阎若璩的贡献时和在其《清代学术概论》论述主体相同,不过加上其子阎咏的评价:“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7]80

在顾炎武一节后附的亭林学友表中列有张弨:“字力臣,山阳人。贫而耆古,喜集金石文字。亭林著《音学五车》,力臣任校刻。”[7]76-77

1931年,钱穆受聘北大,自编讲义,开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选修课程。并于1937年将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学为中心,以学为单位的;钱书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单位的。钱书在第六章撰阎若璩与毛奇龄,大部分清学史阎若璩与胡渭并举,极少阎与毛并列。在《潜邱西河两人对理学之态度》一节中对比了二人对理学的态度。“顾西河制行虽卑,而好高论理学”,[8]253“西河往往剽窃他人议论,而以其才为之穿穴”[8]254“而西河于朱子尤痛诋,为《论语稽求篇》《四书賸言》《大学证文》《圣门释非录》,大抵攻驳朱注”。[8]254钱氏对毛奇龄之于理学态度持批评态度。对阎若璩则赞赏有加:“然潜邱较谨饬,于宋人理学未敢轻议,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8]257“潜邱之意,仅以汉儒之博物考古,与宋儒之理明义精者相阐证,对宋儒义理,未敢异同,较之昆山‘经学即理学’远为谦抑也”。[8]257在《潜丘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节中附录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部分原文。

钱氏在第十一章龚定菴(自珍)附传中有潘德舆:“龚(自珍)、沈(子敦),复有讥论时风可相参证者,山阳潘德舆,字彦辅,别号四农。”[8]625随后用较多篇幅叙录了潘德舆对理学的态度:“然四农极推程朱,亦言程朱之失,与拘固称‘正学’者复不同”。[8]627

随后在文中又录有鲁一同:“四农邑人有鲁一同通甫,尤相得。四农以诸葛武侯、陆宣公期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间志士也。”[8]629诸葛武侯指挽救汉室危亡的诸葛亮,陆宣公指挽救唐朝颓势的陆贽。鲁一同(1805-1863),字兰岑,一字通甫,安东(今江苏淮安涟水)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著名诗文家。政治见解得到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称许。太平军起,他曾协助清河县知事吴棠积极防御,有济世之才。

综上所述,历种清学史著作对淮安学人都有论述,足显淮安学人的一席之地,先后总计约十人:阎若璩、张弨、吴玉搢、程晋芳、嵇宗孟、李铠、杨开沅、丁晏、潘德舆、鲁一同。不同著作因作者的观点与侧重点的不同,对淮安学人叙录、论述的详细与人数亦不同,以阎若璩为领军,兼及数位训诂学家与文学家。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4(1):15.

[2]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钱林.文献徵存录[M].续修四库(史部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阮元.儒林傳稿[M].续修四库(史部5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刘师培.清儒得失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夏晓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