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全面模仿日本学制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幼儿教育作为学制第一阶段的法律地位。为弥补国内幼教师资的不足，除了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外，新设立的幼稚园或蒙养院都争先恐后地聘请日本教习，由她们主持幼教机构开办章程与课程设置，并承担具体的保教工作。随着女子受教育禁忌的打破，女子师范学堂及私立幼教师资培训机构也积极聘请日本教习，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幼教师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大量引入和倚重日本教习产生了“东洋化”等弊端，日本教习对推动中国学前教育的初期发展还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的。
[关键词]日本教习；幼教事业；幼教机构
一、引入日本教习的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迅速发展，清政府选派了大量学生赴日学习教育，同时成批的官绅赴日考察学务，再加上部分维新人士在日本避乱时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使得日本的幼稚园教育得以正式完整地传人中国，其代表性人物有吴汝纶、罗振玉、严修、梁启超、吴朱哲、曹广权、吴荫培等。吴汝纶在日本考察约3个月时间，返国后作《东游丛录》向张百熙报告日本的教育情况。这本书对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学制体系、各级学堂章程、教育统计，尤其是帝国大学之制度与课程，有详细的记录，对《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光绪29年11月(1904年1月)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癸卯学制”正式颁行。此学制大量模仿日本学制，也将幼儿教育列入其中，并为此专门制订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正式颁布实行的第一部有关幼儿教育的教育法规。
中国在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派出代表团赴日考察教育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聘请日本教习。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各地都开始设立新式学堂，师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曾经用向日本遣送速成生的办法，但一则三个月半年的速成没有学到什么，只带回了一纸文凭，授课教学仍然不能胜任；加上大量派遣学生到日本，在经济负担上，也难以维持，何况还会起相反作用——怕派出去的学生，成了‘乱党’回来。”清朝统治者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向外国(主要是日本)聘请教习来中国授课，以代替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当时聘请日本教习的学校几乎遍及全中国，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幼儿教育机构中，日本教习更成为了主心骨。
二、日本教习在中国幼教机构中的分布与作用
我国第一所公办幼教机构是光绪29年8月(1903年9月)由两湖总督张之洞策划，湖北巡抚端方主持的湖北幼稚园。虽然光绪28年(1902)基督教各会在华建立的学校中已有供小孩子上学的察物学堂，即幼稚园6所，但这些虽具有平民性、计划性、目的性的幼教机构由于不具备中国自身的“民族性”，因此还不能算作中国公共幼教机构的开端。湖北幼稚园的开办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冲破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的家庭教育的局限，迈开了社会化的第一步。
清朝末年，蒙养制度是跟着癸卯学制的颁布而仓促确立的，设备、教材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当时中国女教未开，也没有培养幼教师资的师范学校，致使幼教师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问题，清末幼稚园不得不从日本聘请了大量的保姆或教习。如湖北幼稚园当时就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太保姆，她们也是最早来华的日本幼稚园教习。
汪向荣经过长期研究，曾在其专著《日本教习》一书中列出全国各地学校当时聘请的日本教习的姓名与来历，其中关于幼稚园或蒙养院中日本教习的情况统计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当时到中国幼稚园或蒙养院执教的日本教习不少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为我国幼教事业的初期发展确实做过许多贡献。如户野美知惠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母校任教，1903年秋被聘为湖北幼稚园的园长。湖北幼稚园从筹建到运营均由户野美知惠和另外两名日本教习担任。户野于1904年拟订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规定幼稚园“重养不重学”，其设园宗旨为“保育身体，培养天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课程开设议行、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歌唱、游戏7项。据称，《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所规定的开办宗旨和教学内容几乎是1899年日本颁布的《幼稚园保育章程》的翻版。户野美知惠在湖北幼稚园任职两年，与此同时还参与了武昌女子师范学堂的创办，她可以说是中国学前教育的先驱。
湖北幼稚园的创立拉开了我国幼儿公共教育发展的序幕，接着，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上海务本女塾幼稚舍、湖南蒙养院、福建公立幼稚园等陆续建立。除了公立幼稚园外，还有私人创办的幼稚园，如天津严氏蒙养院、上海私立爱国女学社所附属的蒙养院等也相继成立。1905年创办的湖南蒙养院也曾聘来自日本的春山、佐藤为保姆，所设课程包括：谈话；行仪；读方，即识字；数方，即用指数器数数、记数；手技，即使用经日本改造过的福禄培尔恩物进行活动；乐歌，即音乐、舞蹈；游戏；体操。1905年创办的天津严氏蒙养院的教员由日本人大野铃子及其在保姆讲习所的学生担任，设备从日本进口，保教内容有唱歌、游戏、手工、谈话等，多学自日本，如所唱歌曲大部分由日文翻译过来，谈话故事有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等。上述蒙养院虽然都设有识字一科，但很明显，识字在其整个教育内容体系中只处于很次要的地位，游戏等活动才是其整个内容体系的中心，其中一些课程的设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比较合理、进步和科学的。
三、日本教习在培养中国最早的幼教师资方面的作用
随着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蒙养院师资数量不足及质量低下的问题再次凸显，清政府意识到仅派人到外国学习幼儿师资课程和管理理论，或是继续聘请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训练的外国教习到中国蒙养院任教还是不够的，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幼儿教师。
为此，《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规定“幼稚园添设保育科”。所谓保育科也称女子速成保育科，专门招收15-35岁女子学习幼儿师范课程，以培养幼教师资。该保育科由端方主持，于1904年2月正式开办。“当时招收青年妇女六七十人之多，由日本的保姆教习讲授必要的保育知识，是中国成批培养幼教师资的创举。”
然而由于当时女教未开，女子上学引得路人伫足观看，议论纷纷。张之洞迫于社会世俗风气的压制，加之他自己的封建纲常礼教思想根深蒂固，于1904年8月以湖北幼稚园所设保育科与颁布的《奏定蒙养园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不合为由，裁撤了保育科，致使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受到遏制。直到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在教育上打破女禁，首次规定女子师范学堂在培养女子小学堂教员的同时，兼训练蒙养院保姆。该章程虽没有明确规定专设训练保姆的机构，但现实中开始出现专门训练保姆的机构。
女子师范学堂也聘请了很多日本教习教授幼儿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手工艺等。例如吴怀玖创办的上海务本女学堂就曾聘请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河原操子参与学校规划的制定，并担任训练保姆的工作。小野八千代在担任南京弁敏女学堂幼稚园保姆的同时，也在弁敏女学堂教授幼儿保育法等。
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知名人士开始热衷于创办幼教师资培训机构，如严修、吴朱哲等。严修于
1902年、1904年两度东渡日本考察教育，除了考察师范、实业以及各类私立学校外，还着重考察了日本幼稚园。在日本期间，他参观了多所幼稚园，并从与各幼稚园园长或保姆的交谈中汲取了实施幼稚园教育的理论与经验。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了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并附设蒙养院作为学员实习的场所。鉴于国内幼稚园师资和设备的贫乏，严修聘请了在日本结识的大野铃子出任教师，翻译并使用日本幼稚园教材，还从日本购得钢琴、风琴、儿童桌椅、教具等教学设备。据时人记载，“大野教弹琴很认真仔细，对学生要求也很高。首先教五线谱，然后根据学员接受水平的不同程度，单独教风琴或钢琴。学员经过几年学习，到结业时，最低程度可以弹进行曲，有个别学员能弹很深的乐曲”。大野在其任教的3年里先后培养了20多名毕业生，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的一批专业学前教育工作者。
四、引入日本教习带来的问题
由于早期中国幼教机构几乎完全是模仿日本模式，课程设置都与日本差不多，甚至于日语都成了学习科目，加之保教人员和在女子师范学堂任教人员大多为日本女子，这在解决中国幼教师资匮乏的同时，也使幼儿教育一定程度上渗透了奴化思想，摆脱不了“东洋化”的负面倾向。张雪门先生就曾批判清末仿效日本办理的蒙养院：“他们将谈话、排版、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师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在这种教育下，儿童是被动的，充满了受压迫的苦闷，所学的全是零零碎碎的知识技能，且都是肤浅的、虚伪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怀了。直到民国时期，中国都没建成真正中国式的幼稚园。陶行知先生也曾指出当时国内的幼稚园普遍害了“三种大病”，其中之一即是“外国病”，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曲，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吃的也是外国点心，很多教育内容并不符合我国幼儿的实际生活。
总的来说，日本教习对中国幼教事业初期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从蒙养院、幼稚园的开办到培养中国幼教人才的女子师范学堂和其他幼师培训机构(如保姆传习所)的开办，都离不开日本教习的扶持。就中国从日本获取新知识这点来说，聘请日本教习比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其意义和效果甚至更胜一筹。实藤惠秀曾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评价道：“一个日本教习前往中国教学，其效果会相当于五十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对日本教习所起的作用，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①《日本教习》一书对当时幼稚园或蒙养院中日本教习情况的统计有所遗漏，作者依据其他资料有所补充，因此表1与《日本教习》中相关表格不完全一致。
参考文献：
[1][7]方玉芬，清末幼稚园教育发展日本化透视，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7，(5)
[2][4]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三联书店，1988：62,65—68
[3][6]张纯，我国首所公立幼教机构创立的历史背景及意义，学前教育研究,2003，(3)
[5]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20
[8][9]张雪门，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见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79—180，112
[10]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