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1949—1990)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

□ 顾文艳

在民主德国(1949—1990)的40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基本可以被视作官方政策下汉学学术生产的一部分。①相关研究对东德汉学的政治从属性均持相同判断,包括早期德国汉学家费路(Roland Felber, 1935—2001)、梅薏华(Eva Müller, 1920—2006)、坎鹏(Thomas Kampen)等人的论述。近期国内学者范劲从系统论出发,将民主德国从属于政治系统的汉学学术生产与文学交流视作德国汉学系统演化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具体参看范劲:《民主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自1949年宣告成立起,民主德国就为汉学家下达了“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介绍进来”②Eva Müller, “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r DDR,” in Adrian Hsia and Sigfrid Hoefert ed., Fernöstliche Вrückenschläge 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 Jahrhundert. Bern: Lang, 1991, S. 199.的任务。1953年,第一批东德学生来华交流,比联邦德国要早整整20年。这批来到中国得到现代汉语和文学知识训练的汉学学生经过几年时间,在语言专业和学术上渐渐成熟,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第一批译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果。然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东德终究没能迎来类似西德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热潮。最迟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民主德国的在华学生已全体返德,③根据民主德国外交部给中央领袖的文件,最后17名留华学生最迟将在1967年2月5日以前返回民主德国。Vgl. Werner Meissner, Dokument 161,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1990,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S. 335.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传播工作也基本上全面停滞。在西德如火如荼地掀起对中国的革命狂热和对中国新文学的政治化接受时,东德知识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和传播者陷入了沉默。原本主导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的汉学家群体有些回归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象牙塔”,也有不少人将重心转向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重新正常化之后才重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

在这个由密切到疏离,再重新得到接续的跨语种文学交流历程中有一个明显的操纵变因:民主德国相应于政治时局的文教政策。假如民主德国一直延续20世纪50年代初的对华政策,那么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望发展成为东德汉学学科中的一个重点专业,而接下来中德文学交流的盛况也是不难想象的。然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学交流的“断裂”。毫无意外地,第一道裂隙始于交流主导者汉学家们的隐退。1963年前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SED)下面的高等教育部(MHF)出台新的教育政策,计划“大幅度地减少对汉学家的需求”①MHF, DR3/AE2946, S.1,援引自坎鹏:《民主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科学计划、高校论文及自我描述》,载马汉茂、汉雅娜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莱比锡和柏林洪堡大学汉学系不再招收新学生,同时削减在读学生名额。据汉学家坎鹏统计,民主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汉学学术规划是在1967年前完成21篇博士学位论文和12篇教授论文,其中有3个博士选题和1个教授论文选题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②参见MHF, DR3/2943,援引自坎鹏:《民主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第265页。然而,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学生中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人数不到一半,最终只有三人获得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③坎鹏:《民主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第265页。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少数几位完成大学任教资格论文的东德汉学家里有两位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专业方向:一位是1962年和1967年以两篇茅盾研究获取博士学位和大学任教资格的葛柳南(Fritz Gruner, 1923—2001)④葛柳南两篇论文完整信息如下:“Gesellschaftsbild und Menschengestaltung in Mao Duns erzählerischem Werk von 1927 bis 1932/33”(《论1927—1932/1933年茅盾小说中的社会图景和人物形象》), Leipzig, 1962; “Der literarisch-künstlerische Beitrag Mao Duns zur Entwicklung des Realismus der neu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茅盾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所做出的文学艺术上的贡献》), Leipzig, 1967.;
还有一位是东德最重要的女汉学家梅薏华,她在1966年就已拿到博士学位,一直到1979年才完成以《1949—1957年间新中国叙述诗中的工人形象塑造》为题的第二篇教授论文。⑤梅薏华两篇论文完整信息如下:“Zur Widerspiegelung der Entwicklung der ‘Legende von der Weissen Schlange’ (Baishezhuan)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is zur 1.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白蛇传传说”在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中的反映》), Berlin, Humboldt-Univ., 1966; “Zur Darstellung des Industriearbeiters in der Epik der Volksrepublik China(1949-1957)” (《1945—1957年间新中国叙述诗中的工人形象塑造》), Berlin, Humboldt-Univ., 1979.

冷战时局变化带来的政策变动打乱了汉学学术规培计划,也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汉学作为大学学科的整体性萎缩。在有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概述中,张国刚曾用“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来形容。“三分天下”是指德国“二战”结束后最早恢复东亚系的几所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三个汉学中心:西德境内有慕尼黑大学和以殖民研究所为前身的汉堡大学,东德的汉学中心则是莱比锡大学。这三个中心代表了德国汉学谱系里的三支不同的研究传统,本应掌舵战后德国汉学学科重建的方向。⑥关于20世纪汉学研究传统的地域中心还可以参考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叶翰(Hans van Ess)的叙述,其中提到20世纪前半叶的五个汉学传统中心分别是法兰克福、汉堡、柏林、莱比锡和慕尼黑。参看叶翰:《德国汉学与慕尼黑的研究传统》,《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三分天下”的局势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被德语地区多处恢复或新建的大学汉学系,以及东亚系汉学专业“诸侯称霸”的形势所替代。这些新的汉学中心无一例外都在联邦德国,从属于新建或重建的西德高校,如科隆大学、波鸿大学、蒂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等。相对来看,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仅有柏林洪堡和莱比锡两个大学有汉学专业。1968年民主德国东亚系将研究中心定在首都东柏林,20世纪50年代作为“汉学中心”的莱比锡东亚研究所就等于“不存在”了。⑦Hongmei Yao, Transformationsprozess der Sinologie in der DDR und ВRD, 1949-1989(《东西德汉学的演变》),Dissertation, Köln,2009, S. 112.至于东德“新”的汉学教学中心柏林洪堡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很长时间只有一名没有完成大学任教资格论文的汉学教员,直到1970年葛柳南从“不存在”的莱比锡东亚研究所迁移到柏林之后才有了拿到大学任教资格的汉学教授任职。⑧坎鹏:《民主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第265页。

对应汉学学科发展式微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研究的断裂。当然,文学传播中断的直接缘由是民主德国禁止中国现代书籍发行的政策,①1959/1960年民主德国中央文教部的文件中包括了对中国文学书籍“特殊审查”的指示,用以防止“文学作品中出现政治错误的内容”。Vgl. Dokument 161,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1990,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 324.以及1961年柏林墙搭建之后本身就愈加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与汉学发展相关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语言翻译人才(这里是指能够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才)的流失和减少,二是中央政府对学术研究从主题到范式的控制,以至于研究者对中国文学评估的客观准确性也遇到了挑战。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列举民主德国屈指可数的几篇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稍做考察。除了葛柳南20世纪60年代的两篇学位论文和梅薏华的两篇论文,民主德国的40年间仅有其他两篇直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记录在案:彼得斯(Irma Peters)1971年提交的《论中国作家鲁迅的意识形态发展》(“Zur ideologischen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Schriftstellers Lu Хun”)和尹虹(Irmtraud Henjes)1972年在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指导下完成的《曹禺、田汉和老舍艺术作品中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因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戏剧作品(1931—1945)探究》(“Antifeudale und antiimperialistische Aspekte des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 von Cao Yu,Tian Han und Lao She: dargestell tanhand ihrer dramatischen Werke aus der Zeit des Widerstands gegen die japanische Aggression 1931-1945 in China”)。从标题来看,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体都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意识形态”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这样鲜明的政治语词在标题里的出现,或许是这两位汉学家在政治时局下的个人选择,或许也是在汉学研究领域与东德政治需求捆绑在一起后的学术义务。尹虹在1966年着手准备论文期间曾经被东德警察史塔西(Stasi)搜查过资料,后来不得不调整书写方向。②尹虹:《对中国文学的努力:得失相当》,载臧健编《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彼得斯则在她的鲁迅研究中有意强调作家对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她将鲁迅视作一名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转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革命者,整篇论文的观点完全符合20世纪70年代东德意识形态宣传。③参见范劲:《鲁迅研究在德国》,《文艺研究》2018年第1期,第67—68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缓和之后,汉学学科建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比20世纪70年代多了50%,总数接近40篇,尽管其中关于文学的只有2篇。④Thomas Kampen, “Оstasien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und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in Wolz Krauth (Hg.), Wissenschaft und Wiedervereinigung — Asien und Afrikawissenschaften im Umbruch.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284.回顾民主德国40年的汉学发展,难以忽视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政策导致的“断裂”,以及相应从学术接受到大众传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忽视甚至禁忌。政治控制之下的汉学研究和整体中德文学交流的窒碍贯穿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因为政策解冻才逐渐恢复。

在继续有关民主德国汉学发展和中国文学接受的叙述之前,还有必要对“断裂”这个不免有些过于简单的表述做出补充: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政治冲击下“断裂”的汉学学术传统和学科发展并不代表民主德国中国研究的全面停滞。事实上,以文史哲研究为中心内容的汉学(Sinologie)传统恰恰在这个“断裂”时期由一种针对当代的中国学研究(Chinastudien)范式承接。尽管在民主德国,这种承接一开始脱离了公开性质的高等学院,而是转向了秘密的、服务于政府的智库机构,因而并非独立的学术承接。当代中国学研究是指以科学的方式研究有关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可以看作广义汉学学科下面的一个专业,同时也因其本身的跨学科性质,拓宽了传统西方汉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大学的汉学教学和公开的学术研究停滞的同时,具有战略意义的当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渐渐成形。在莱比锡东亚系“消失”以前,汉学专业曾举行过多次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还有两位博士生递交了关于新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当然,这些学术活动和成果都没有公开。按主攻历史的东德汉学家费路后来的回顾划分,民主德国战略性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主要分四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初步成型的第一阶段。①费路:《民主德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载《德国汉学》,第292页。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之后,民主德国受到进一步深化战略研究的压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属于发展迅速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德国民主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社会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AfG)成立了中国研究部门,洪堡大学的亚洲学研究所东亚研究领域内也有中国现代史专业。这些机构围绕政治策略的学术生产“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②同上,第294页。,因此也都属于政府机密。事实上,即使在民主德国当代中国学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86年东德领袖昂纳克(Erich Honecker, 1912—1994)访华,以及外交关系重新正常化到柏林墙倒塌的最后三年——民主德国整个东亚研究领域能够出版的论文数量还是不超过总数的5%。③Kampen, op. cit., S. 288.

大量非公开的中国学学术生产支撑着看似“断裂”的汉学学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主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续承5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工作做了准备。虽然20世纪70年代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按照国家战略需求,研究方向大多在政治经济领域,④20世纪80年代东德六个中国学研究中心中三个是专门研究政治和经济的:柏林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Institut für Intemationale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PW),经济高等学校Hochschule für Ökonomie (HfÖ),还有波茨坦的政治法律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IIB) an der Akademie für Staats- und Rechtswissenschaft。列表描述参见Kampen, op. cit., S. 273.但也有部分学者拿到了计划中几个专门留给语言文学的项目,比如梅薏华在洪堡大学的教授论文。除了洪堡大学外,民主德国科学院中央语言研究所也为中德文学交流“断裂”时期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们提供了科研条件。这些研究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情况刚有转暖之时就开始重拾几十年前东德汉学家们的任务,并且很快有了新的成果:1984年编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探求:十六位中国小说家》(Erkundungen: 16 Chinesische Erzähler)集结了1979年到1981年间在中国几本重要文学杂志上发表的16篇小说。翻译这些短篇小说的大多数是在汉学学科“断裂”之际在“机密”机构中继续研究当代中国学的学者,比如葛柳南、梅薏华、彼得斯和尹虹,还有洪堡大学语言学专业的贾滕(Klaus Kaden)和高立希(Ulrich Kautz, 1939—2020),以及民主德国科学院中央语言研究所的汉语语义学专家施雅丽(Ilse Karl)。⑤Irmtraud Fessen-Henjes, Fritz Gruner, Eva Müller (Hg.), Erkundungen: 16 Chinesische Erzähler. Berlin: Volk und Welt, 1984, S.332-333.这些当代中国学研究者们在汉学发展“断裂”之际没有停止中文语言和学术训练,在民主德国与中国政治文化关系转暖之际重新开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探求”。

至于这本书标题中的“探求”,就又必须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昙花一现的“探求者”文学共同体——1957年中国“双百方针”出台后,江苏一批年轻作家受到鼓励,准备成立《探求者》同人文学刊物,却在随即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因尚未成形的刊物被打成右派。在近30年后民主德国的这本中国当代小说选集里,尽管编者只收录了两位曾经的“探求者”,也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归来者”的小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却意味深长地将选集命名为“探求”,以此追忆一个因任意变换的文化政策而终止的中国文学团体。

这些作品(1977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引起了惊人的巨大反响,有激动的附和,也有激烈的批评。此时的人们都期待着一个文学回答,期待着文学能够回答生活中紧迫的问题,能够帮助探寻新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在这时候写这些小说的意图可以直接回溯到1957年那一群将自己命名为“探求者”的青年作家身上……他们当时的短篇小说在主题和写法上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突破,可是他们的努力很快就被打上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标签。①Erkundungen: 16 Chinesische Erzähler, S. 324.

“编后记”一开头,“文革”结束后几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意图”就被解读为接续“双百”时期未完成的文学“探求”。这种解读并非东德学者专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德汉学家在评论1983年中国文艺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时候,不免都会回顾20世纪50年代末反复骤变的文艺政策,对历史的重复充满警惕。然而,对于编译此书的东德汉学家们来说,在近20年的译介沉寂之后以“探求”为标题出版这本当代文学选集,并不是为了质疑中国转暖的政治与文学气候。与西德汉学家不同,东德编者对1978年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和文学新起点这个说法并无质疑。这本书的三位主编是在东德汉学“断裂”时期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尹虹、葛柳南和梅薏华。编者概括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三个特征:叙事手法的多样化、私生活主题的出现和女性作家的比例增多,以此总结选取这16篇代表作的原因。至于对这些作家的整体评价,他们给出了同西德评论者(质疑中国作家的批判精神)相反的结论:“他们充满热情的社会参与和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使他们同1911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相连,同时又承接了中国几千年来富有社会关怀的文人传统。”②Ibid., S. 327.尽管这样的评价依然带着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是笔调真诚,伴随褒奖的引证叙述恰当可信,字句中透露着编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信心与期待。

那么,既然东德编者已经确信这些作家获得了稳定的创作环境,中国当代文学也在蓬勃发展,为什么又要强调这些新时期的“归来者”作家与20多年前命途多舛的“探求者”的联系呢?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仅仅因为这两个时期的人们都期待着一个探求真实与现实的“文学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法确定的,在他们的“编后记”中也没有更多提示。但如果我们回顾参照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与民主德国的汉学发展,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两条平行的历史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发生了明显的“断裂”——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中国文学陷入沉寂;
与中国断交的民主德国此时开始教育改制,大学汉学转向机密的中国学研究。20世纪50年初期在政策鼓励下开始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民主德国汉学家在中国“探求者”沉落的不久以后,也不得不放弃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投身于研究机构或其他行业。1984年的《探求》对于参与编译的绝大多数人(葛柳南是唯一的例外)来说都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交流因政治“断裂”以来第一次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项目。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断裂”以前民主德国最后一个大型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项目:1959年中国十年国庆之际,同样由东德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因循中央文化政策推出的短篇小说选集《三月雪》(Мärzschneeblüten)。选集由白定远(Werner Bettin)、葛柳南和克林(Erich Klien)三位当时莱比锡大学的汉学系助理主编,14位汉学专业的学者翻译而成。这14位译者之中的4位,葛柳南、施雅丽、彼得斯和扎尔茨曼(Hannelore Salzmann)都参与了20多年后《探求》的译介工作。③Werner Bettin, Erich Alvaro Klien, Fritz Gruner (Hg.), Мärzschneeblüten: Chinesische Erzählungen. Berlin: Volk und Welt,1959.加上1962年踩着文化政策变化的末尾编译了《五十首中国民歌 》(Heute erntet man Lieder in riesigenKoerben,Fünfzigchinesische Volkslieder)的梅薏华,《探求》译者中有一半都是在“断裂”之前就参与过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汉学家。同中国的“探求者”一样,他们的中国文学学术“探求”反复曲折,在政策叠绕中延宕了20多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探求》的出版不仅标志着这些汉学家译者对中国新文学公开的“探求”,也象征他们作为汉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归来”。《探求》出版之后达到了较高的发行量,很快在第二年再版,备受文化界的关注,并且1988年在联邦德国得到再版,改名为《大山下的目闹·纵戈》。①参看尹虹自述中对编辑出版《探求》的介绍:尹虹:《对中国文学的努力:得失相当》,第33页。同时参考尹虹主编的西德版《探求》:Irmtraud Fessen-Henjes (Hg.), Ein Fest am Dashan, Chinesische Erzählungen. München: Knaur, 1988.这个题目取自选集中的作家艾芜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回云南后写的同名小说,写一名下放到云南的女知识青年在“文革”结束后一场庆祝会上回忆过去,慢慢重拾对未来的信心。用艾芜这篇小说作为全书的标题自然符合西德对中国当代文学“文革”反思主题的兴趣,同时也“更正”了东德版本概括16位作家的标题“探求”——毕竟16位作者中只有2位是当年的“探求者”。而对于东德汉学家来说,作为他们公开学术译介活动的复出之作,《探求》除了用这个标题纪念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文学“探求者”们在政治波澜中的命运沉浮,也应包含了他们在同样受制于政策的本土学术环境中的探索与展望。

我们看到,主导中国新文学在民主德国传播的汉学研究者们在1949年以后的译介研究道路和同时期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道路大体平行。这里的“平行”不是指具体的事件,而是指两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翻译和文学生产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发生了变化起伏,经历了由繁荣到停滞再到繁荣的过程。这些在相同历史区间内的繁荣与停滞,都是双方政治局势下相应文化政策的直接结果,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5年,以延安文学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被奉为唯一的文学范式,决定了这个时期大量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政策口号的文学生产;
同时,民主德国与中国积极友好的文化交流政策决定了他们对汉学学术人才培养的力度,以及逐年增长的中国新文学德译生产。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到1977年,中国公开的新文学生产停滞,东德汉学发展也因中德断交而转向,只有极少数的汉学学者继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在政策管控下几乎完全终止。由于民主德国的文学政策只涉及对“有关现当代中国书籍”的管控和限制,这十年间活跃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界的主要是古典文学译者,比如施瓦茨(Ernst Schwarz, 1916—2003),史华慈(Rainer Schwarz, 1940—2020),还有翻译过不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却也在这个阶段转向古典文学的赫尔茨菲德(Johannas Herzfeld, 1869—1977)。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思想解放下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同样进入“解冻”期的民主德国汉学界再次平行。早在1979年,柏林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就已经为了“新的解冻期准备”,率先发行了《骆驼祥子》的德译本,一部分转译自英语,一部分由伯耐德(Marianne Bretschneider)从汉语直译。②Lao She, Rikschakuli. Berlin: Volk und Welt, 1979.1984年的《探求》是该时期一个标志性的译介成果,但在此之前,民主德国有关中国的文化政策就已经有所松动。1983年,从属于东德各机构、大学的中国学学者得到批准,允许前往中国学习。③Klaus Kaden, “Chinesischausbildung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Chun, Nr. 4, 1987, S. 30.在两方重新弥合的政治关系下,文学交流逐渐恢复。根据汉学家尹虹整理的目录,1963年到1983年之间民主德国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物只有4本,全部由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发行,除了最后一本《骆驼祥子》,前三本都是茅盾的小说:《虹》《子夜》和《春蚕》,由葛柳南与出版社合作策划,在尹虹看来是整个东德唯一的“例外”;
④尹虹:《对中国文学的努力:得失相当》,第30页。1984以后,民主德国在最后六年时间里至少出版了18本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作,占整个40年间译作出版总数的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译本很多都已提前穿越柏林墙,在东西两德同时出版,或者是在一边出版之后再到另一边授权发行,比如《探求》在民主德国出版四年后在联邦德国出版。当然,更普遍的情况还是东德从西德“进口”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译本版权,如东德人民与世界出版社陆续发行的《天云山传奇》《沉重的翅膀》《边城》,还有冯骥才中篇小说单行本《啊!》都是从联邦德国境内的出版社转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本中文书在东西德由不同译者翻译为两个德语版本发行,如张辛欣的《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就有东德最大的文学出版社建设(Aufbau)出版社和西德的狄德里西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两个版本,分别由梅薏华和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主编。由于这本书由人物采访组成,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手材料,对东西两德的读者都很有吸引力。同西德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东德知识界也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国——毕竟,在过去20年的“断裂”中,人们获取当代中国信息的唯一渠道来自官方的政治宣传。即便在实录口述体的书籍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文学”类别的问题上有一定争议,①张辛欣的《北京人》在1985年同时发表在五家文学刊物上,引发了不少人对“口述实录”作为一种没有“小说特征”的文学形式的质疑,随即在国内几家文学评论期刊上也出现了围绕“口述实录是不是文学”的讨论。这本实录在中国首发之后不久就在东西德几乎同时得到两次译介确实体现了这一时期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学——或者说是对来自中国的非官方中国叙述——的需求:只有真实的中国叙述才能通向“真实”的中国。

从这些译著书目中还可以发现,民主德国最后几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有汉学专业研究背景的学者,和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相似。其中最核心的要数《探求》的三位主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下,三位汉学家选择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都与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兴趣相关。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老舍剧作的尹虹在主编《探求》的同年也翻译出版了老舍的小说《离婚》。1988年,尹虹在东德文学期刊《魏玛文学》(Weimarer Вeiträg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977年以后戏剧文学情况的文章,详尽地介绍过去十年中国文学界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探索和实验。同期发表的还有梅薏华对中国小说创作情况的整理、葛柳南的王蒙研究,以及他们两位分别对在东德刚出版的译作《沉重的翅膀》和《北京人》的书评。这三人当中,尹虹是唯一一位没有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汉学家,她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加入了民主德国通讯社(AND),常驻中国从事通讯报道工作。②尹虹:《对中国文学的努力:得失相当》,第36页。

葛柳南和梅薏华在20世纪80年代都已经是柏林洪堡大学的汉学教授。茅盾专家葛柳南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是一位文学地位和政治身份都可以与茅盾类比的中国当代作家王蒙。葛柳南在《探求》里翻译了王蒙的小说之后,主编翻译的另一本文集就是王蒙的短篇小说选《蝴蝶》(Ein Schmetterlingstraum, 1988)。在葛柳南看来,王蒙是“五四”以来文学叙事传统的当代续承者,是把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实践提到了新层次的代表作家。在1988年为《魏玛文学》写的王蒙研究中,葛柳南从生平道路到写作特征对王蒙进行了全面的概述,着重考察王蒙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在创作手法上,葛柳南尤其关注王蒙20世纪80年代以后运用的意识流叙事和他一贯的幽默风格,指出王蒙兼备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借鉴。同时,他指出王蒙幽默中时而“反讽的笔调与讽刺性的夸张”虽然也带有批判性,但却并非鲁迅“攻击”式的讽刺,而是以“改良”为首要效果的写作。③Fritz Gruner, “Wang Meng-ein hervorragender Vertreter der erzählenden Prosa in der chinesischen Gegenwartsliteratur,”Weimarer Вeiträge 6 (1988): 935.关于王蒙的文学道路和个人政治选择,包括1986年担任文化部长职位一事,葛柳南的态度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同西德汉学家对王蒙行政身份的质疑完全不同。④顾彬(Wolfgang Kubin)在1987年《夜的眼》德语版后记中,通过与王蒙几次接触的记叙,对王蒙的生平创作和政治选择也做了详尽的介绍。对王蒙的政治生活,尤其是1986年担任文化部部长之后的仕途,顾彬的怀疑态度隐含在对交流事件的叙述当中。在文末,他把王蒙比作庄周梦蝶,一会儿是深陷体制内反对自由化的官员,一会儿又在文学叙述中反对梦一般荒唐的政治社会。Wolfgang Kubin, “Großer Bruder Kulturminister, Begegnungen mit Wang Meng,” in Wang Meng, Das Aug der Nacht. Zürich: Unionsverlag, 1987, S. 274-287.总体来看,葛柳南的王蒙研究从作品出发,联系王蒙文学生平,同他20世纪60年代的茅盾研究如出一辙。

同样地,在《探求》中翻译了艾芜小说的梅薏华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教授论文中已经专门研究过《百炼成钢》中以秦德贵为代表的工人形象塑造,也做过艾芜的作家研究。梅薏华在《探求》出版同年前往成都拜访艾芜,之后又集合数位译者编译出版了艾芜小说集德译本《峡谷中的寺庙》(Der Tempel in der Schlucht,1989),并且收录此前请艾芜写的序言。①这次交流事件在艾芜研究资料里也有所记录:“1983年5月……梅薏华女士托《中国青年报》房树民写信给艾芜艾老写篇序言或后记。……他写道:‘我认为梅薏华先生的翻译中国文学,定能在德国人民中引起很好的影响,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另见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74页。梅薏华另一个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在梅薏华的自述中,她提到1957年在北京大学留学时读到的宗璞小说《红豆》,给她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红豆》从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在不同政治意见下的爱情悲剧,表现了一个知识女性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心灵矛盾和艰难的私人选择”②梅薏华:《一辈子献身于中国文学》,载《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第18页。,使梅薏华联想到同一时期东德女作家伍尔夫(Christa Wolf)的成名作《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 1963)。伍尔夫的小说同样讲述了一对政治观点不同的恋人:女主人公去看望因不相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迁往西柏林的男主人公,返回东德后正值柏林墙始建,永远阻隔了恋爱中的青年。这两篇小说通过相同的女性视角呈现了类似的时代主题和几近平行的文学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叠绕中的个人情感与生活。梅薏华对宗璞的研究和关注一直延续到两德统一以后,在她关于中国“后现代”文学发展的论文中将宗璞视为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代表。

作为一名生活在东德的汉学家,梅薏华在阅读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对其中与民主德国相似的文学呈现十分敏感。她早年在宗璞小说中读到了与东德社会平行的文学现实,印象式地联系到同时期东德作家伍尔夫小说中个体形象的精神面貌。尽管从研究档案上来看,梅薏华没有根据这种印象,针对民主德国和新中国以后的小说做过平行比较研究,但她观察到这种在平行的政治体制下同样“平行”的文学现实,并且意识到它对跨文化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性。在评论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在民主德国获得的成功时,她清晰地指出了张洁作品中呈现的文学现实与东德社会现实的平行:“由于女作家张洁在书中提出一系列改革问题类似民主德国的社会问题,东德的读者抢着买,大家觉得中国文学包含了自己的社会也存在、但极少在本国报纸和文学里获得反映的东西。”③同上,第21页。如果说《沉重的翅膀》在西德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西德读者能在其中了解到真实的中国社会和现实矛盾,那么按照梅薏华的说法,这本书在东德读者的接受视野里就不仅仅通往中国的“真实”,还指向一种与之平行的本土“现实”: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

事实上,民主德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近似决定了两方在作家培养和文学生产方面的可比性。在这样可类比的文学机制下,民主德国和新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在创作方法和主题内容上有共通之处。学者塞西提希(Alexander Saechtig)曾就此做过专门的平行比较研究,指出民主德国和新中国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还有主题内容方面都有“特别邻近”的文学关系。④Alexander Saechtig, Schriftstellerische Praхis in der Literatur der DDR und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während der fünfziger und frühen sechziger Jahre. Мöglichkeiten, Entwicklungen und Tendenzen. Hildesheim, Zürich, 2017, S. 465.当然,正如塞西提希在他的研究中强调的,这种“特别邻近”的关系并非互相影响式的文学交流,而是相近的文艺政策下民主德国和中国作家运用相似的创作方法,把本身平行的社会现实变成平行的文学现实。尽管如此,邻近平行的文学关系对文学传播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为这种关系意味着两国读者在接受对方文学作品时有一种平行的“期待视野”⑤按照接受美学代表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理论,“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是指读者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和阅读背景产生的反应式构想,在受到文本自身特征的“挑战”时得到证实、落空、否定,甚至重新阐释,从而一起构建出对文本意义和美学品质的阐释性“反应”,最终也将勾勒出文学史和社会历史的联系。参看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载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56页。,一个近似的参照系,并且因循这个熟悉的视野和参照对另一方文学作品进行评判择选。梅薏华说张洁作品能够吸引民主德国读者,是因为作品在内容上能够与民主德国读者自己的社会改革问题产生联系,与读者个人社会经历决定的“期待视野”重合。不仅是在内容上,民主德国与新中国文学在创作方法和审美标准上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尤其是在一致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因为在本土有相似的文学参照,即便在文化政策的压力之下,民主德国在择选中国现当代文学时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文学审美标准。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彼得斯、梅薏华、葛柳南等几位汉学学者起草给东德中央政府的一封有关文学翻译的文件当中,他们提出需要谨慎对待中国当代文学译作的择选工作,注重作品的文学质量。①Irma Peters, Eva Müller, Fritz Gruner, Erich Klien, Werner Bettin, “Zur Übersetzung und Herausgabe chinesischer Literatur in der DDR, Anlage zu einem Schreiben der Abteilung Außenpolitik und Internationale Verbindungen an die Abteilung Wissenschaften des ZK der SED vom 27.2.1961,” zitiert nach Martina Wobst, Die Kultur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1949-1990: Kulturelle Diversität und politische Positionierung. Münster: LIT Verlag, 2004, S. 137.这些汉学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一种跨越国界的艺术形式”,认为他们有责任向东德读者引介在艺术形式上有范式效果的中国文学。在这样的标准下,民主德国汉学译者在迂回的文化政策中保留了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审美评判,尽管这种评判的公开性很快在文学交流“断裂”中隐退。

民主德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主要呈现三个特征:第一,主导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民主德国传播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东德汉学界几乎完全重合,鲜有联邦德国境内由汉学界以外的知识分子主导宣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情况。第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民主德国的译介研究活动在时间上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平行,在政策叠绕中经历了从初始到“断裂”再到续承的几个阶段;
同样地,东德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学术道路与新中国作家曲折的文学创作道路也保持平行,大致在相同的时间段历经了从隐秘到公开的文学“探求”。第三,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与民主德国的文学本身就存在着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近似,平行的文学政策和文学中平行的现实影响了民主德国知识界和大众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具体表现为对内容主题与本土相似作品的欢迎,以及汉学家择选译介时对艺术形式和文学质量的要求。

如果说冷战时期西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引介与接受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之上,那么东德知识界对同一异域文学主体的传播与解读受限于政策规定,留给主导文学交流的汉学家较弱的主观能动性。在民主德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过程中,西德式对“中国”政治理想化的异域想象几乎不存在——因为至少在政治体制与现实上,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东德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其文学塑造自然也并非“异域”。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东德的接受没有经过在西德的演变过程,它不是一面理想化中国的滤镜,也没有刻意褪去滤色以通向真实的中国。与其说这种文学接受是一面由自我观照出发接受异者的透镜,不如说是在政策叠绕中,在异者与本土文学现实的镜像平行之下,一面折射自身社会现实的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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