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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王宪，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理科学进展》杂志主编。曾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主任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兼任国际生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她是首届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获得者，20多年来坚持初心，为我国基础医学发展倾尽全力。从事新的危险因素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中作用和分子机制等方面研究，她独立主持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生物技术专业基金、原心血管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子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内外几十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基础类）一等奖、二等奖各1次，获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设立的“求是奖”等多项荣誉。
在诸多学科发展过程中，基础类研究总被放置在一个相对隐匿的位置，为立竿见影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基础医学研究不外如是，在有着多年心血管疾病分子机制研究从业经验的王宪看来，我国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国内人群特征、疾病谱系息息相关，需要注重解决中国特色的疾病问题，需要将每一笔投入真真正正地用在刀刃上，为频发、重大临床疾病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偏了，和一些具体的分子问题钻牛角尖，忘记了初衷，忘记了最初是想解决医学科学难题。”即便年逾花甲，王宪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仍在为学科体系的发展忧心，为新一代的青年人才成长奔波。几十年来，她将科研与教学并重，同老一辈科学家一起将民族责任感扛上肩头，与基础医学新生力量共同活跃在科研、教学一线。她说，自己从未从事过其他职业，既然因兴趣选择了基础医学研究便要视其为终生事业！
可以不聪明，但不能懒惰
1950年，祖國刚刚解放，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王宪的父亲——我国著名消化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均先生从美国赶了回来。4年后，王宪出生在这片华夏大地，在跌宕起伏的年代中走上基础医学研究之路。
她坦言，与基础医学结缘有几分误打误撞的成分。起初因个人表现优异，王宪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有幸被推荐到临床外科学习，但由于视力问题，原本的安排被全盘打乱。考虑到我国医学研究发展状况，临床致病、致亡原因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王宪萌生了研究病理生理学解决发病机制的念头。
在国内熟悉并掌握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学知识，积累一定的研究经验后，王宪于1986年远赴美国芝加哥劳约拉大学医学院开展访问交流。这是王宪第一次走出国门，见识到国内外研究环境、学术水平的差异。不过优渥的生活环境和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她，王宪做出了和父亲相同的选择，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旧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1988年，在谢绝导师及好友的盛情挽留后，她耐心说服丈夫和儿子，怀揣着满满的赤诚之情踏上故土。
那一年经历的事情很多，王宪虽不能记得全部但也有一些格外深刻的。“当时韩启德教授正打算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立临床与基础结合的实验室，我受命协助他组建了国内最早的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心血管研究室。”那时候，王宪从国外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便投入其中，同老一辈专家从零做起，将实验室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搭建起来。
由于基础医学研究相比临床研究起步晚，从事的人也相对较少，知名度不高，因此王宪所在团队能够寻求到的经济支持并不多。一个9m2的小房间，三四个人和几件费劲儿淘来的仪器，这个最简单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也就组建起来。根据王宪回忆，实验室成立之初可以说尝遍了辛酸苦辣，不要说发放补贴，他们时常还得自掏腰包购置各种小型仪器。在王府井售卖科技产品的小店面，在加样枪生产的工厂车间，王宪和同事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没有抱怨和懈怠，只是一心一意想着如何将实验室发展壮大。她说，那段日子忙碌得充实，不会去想象前行会遇到哪些困难，但一旦遇到了便会立刻想着用什么办法解决。
即便因资金、科研条件，实验室发展处处受到制约，王宪还是直言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我回国那年刚刚成立，而我在回来的第二年就获得了第一桶金。”看准国内临床与基础结合领域的研究相对欠缺的机会，也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王宪连续30多年没有让自己停下来，每年一次的申请基金机会从来没有错过，几乎次次获得成功。她坦言：“那时候做的越多越感觉肩头的责任重大，工作劲头也更足了。”
王宪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正如她所说的一般，“做人可以不聪明，但至少不能够懒惰”，从事科研事业也理应如此。“我应该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至少做人还行。”一番自我调侃伴随着王宪爽朗的笑声。但其实，医学事业发展与民生联系再紧密不过，什么可以称之为大事，哪些又被确定是小事，有多么明确的界限呢？对于价值的定义，王宪认为从事科研工作，首先要有已经明确的科学问题，同时也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推动意义，“假设能使贫穷、落后的地区有所改善，使国内医疗体系有所发展，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这就是值得的”。
辛勤造就的成果，成果带来的价值均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王宪理所应当地收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认可、肯定，而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便是最好的证明。1994年，她获批第一届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当年全国49名入选者中唯一的女性科研工作者。
与此同时，王宪围绕神经肽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开展的假说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她最先提出和证明了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在血管疾患中可能具有发病学意义，首次证明其与内毒素和失血性休克以及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几十篇成果论文，被行业专家评价为兼具重大理论意义和潜在临床应用价值的有力贡献。王宪也因此获得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以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设立的“杰出青年学者奖”等多个殊荣，并于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饮食结构改善，疾病反倒爆发
近年来，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有些疾病的患病率却呈现爆发性增长。
即使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心脑血管健康的杀伤力，且具备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但还有“一高”却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而慢慢滋长，同时也逐渐被证实与心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糖尿病、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肝硬化、慢性肾病等疾病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它存在于人体血液，有着一个相对拗口的名字——同型半胱氨酸，而王宪表示中国人的高血压其实有75%的概率同时伴有它的升高。
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危险因子，高同型半胱氨酸不仅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还容易形成血栓，极大地增加脑卒中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据了解，同型半胱氨酸本身并不能在人体内合成，而是经由食物中的蛋氨酸转化而成。蛋氨酸则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摄入的肉、蛋、奶等动物蛋白质类当中。丰富的蛋氨酸代谢后产生是对大脑和身体有益的“智力”营养素。作为代谢中间产物的同型半胱氨酸，是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在谈及其一路飙高的缘由时，王宪指出B族维生素B6、B12以及叶酸的缺失是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时代发展所致的营养问题”，一旦缺乏B族维生素物质，转化过程受阻，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就会出现积累性的升高。
王宪说，通过流行病统计专家的数据分析可知，心脑血管疾病近几十年的爆发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而中年男性更是成为患病人群的一大主力。究其原因，王宪从3个层面做出了详细阐释：“以前人们大多吃粗粮，恰好其中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而如今国人饮食结构改善，粗粮被精粮替代，加之传统的炒制烹调习惯，新鲜蔬菜中的叶酸、维生素大量流失，而摄入的动物蛋白反倒越来越多。当然，暴增这些代谢性疾病还有一定程度的基因原因。人们从过去的吃不饱到如今吃过饱、吃太好，原本的节俭型基因自然会表现出基因不适。”此外随年龄增长，考虑到体内B族维生素停留时间减少，相关代谢酶活性降低，人体肾脏、甲状腺功能及激素水平开始走下坡路，中老年人特别男性伴随代谢问题出现的各类并发症问题日趋严重。
基于对同型半胱氨酸的认识，王宪团队经过十几年不断探索，全面系统地研究出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免疫调控致炎作用，特别是其脂质代谢调控新机制。因此也解释了一同开展合作的临床流行病团队，在人群中发现的高同型半胱氨酸常常与高血压和高甘油三脂血症协同放大发病的原因，从而大大加速了心脑血管疾病病程的进展。期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团队与营养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徐希平教授合作，共同研发出全球第一个获准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的药物——依那普利叶酸片（依叶片），其在应用于临床患者过程中，被确定可降低该种高血压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同时还大大减少脑卒中的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从而为高同半胱氨酸血症引起的多重发病环节靶向性干预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研亟待发展，教学必须兼顾
比起独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一群人的开拓更加有意思。所以王宪很庆幸，在学术界普遍看重发表高影响因子学术文章的当下，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他们不注重个人名誉与利益，着眼于关键社会问题，倡导解决中国特色医学研究矛盾，定期组织课题研究，现已形成多角度、全方位、一条龙的通力合作区域格局。
在既往的报道中，有实时数据可证，脑卒中的发病率已经远远超出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等，其深层理论机制研究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受国家感召，在老一辈研究专家激情的感染下，王宪投身心脑血管研究，同时还积极动员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展开多学科交叉合作。她积极出席基础与临床合作的转化医学峰會，联系化学、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预防以及临床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专家，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在发展自身之际，她更作为传播者、联络员将一众学术力量汇集起来，为亟待发展的医学研究事业增添助力。
她强调，面对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显现背道而驰的趋势，需要的是所有从业人员联合起来呼吁，扭转局面，这是作为科研学者的社会责任。而当角色转换，身为育人者，她明确自己教师的职责，常常告诫学生不要因外界影响而选择随波逐流，“我们需要解决的还是老百姓的科学难题，这是最原始的初衷。我经常找学生私下沟通，拽一拽他们，让他们清楚既然选择科研，步子没走稳之前绝不能跑起来”。
王宪之于领域发展和教育教学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这正是得益于她近20年的管理经验。
2000年是王完工作发生巨大转变的一年。由于管理岗位空缺，对全局并不熟悉的她被临危受命，任职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系主任。那段时间正值国内出现留学热潮，专业性人才严重青黄不接，人才引进成为一项棘手的问题。在2002年学校人才引进计划的帮扶下，王宪甘做人梯，将自身资源无私贡献，帮助一批中青年科研工作者成长起来。她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从工作和生活上予以援手。“每一个阶段的人都需要鼓励，而我更注重一个人切身的感受，所以不论是实验室还是整个系，我们团结的氛围从没有丢过。”因此由她牵头，团队于2006年获得了教育部创新团队、教育部“111”引智计划支持，在2008年再获基金委“创新群体”等团队合作项目支持。
一边带领着团队学习基本功、向国外创新的教学形式“取经”，一边调动专业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组建具有实效的教学新模式，王宪的教学管理热情高涨，工作亦卓有实效。于是2006年7月，她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主管教学，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实施教学管理改革构想。她牵头的“北大医学新途径教改”全面改革了教和学的模式，改革了教师评价体系，同时还为教学核心管理队伍融入了一批科研能力突出的高水平人才。经时间验证、事实证明，这项改革不仅为全国高校竖起一支标杆，更改变了以往人们对高校科研、教学无法兼顾发展境况的认知。
王宪说，培养学生是她交给社会的“活论文”，而今她哪怕再忙也必定少不了参与一线教学工作。从学生的系统培养抓起，从骨干教师的队伍组建做起，王宪秉承着源自父辈的谦卑精神，为有梦想、有能力的新生代科研人才提供机会。“谁都可以超过我，年轻人更应该超过我。步入管理岗位，我深知个人的精力有限，所以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成长成才。”
采访临近尾声，王宪谈了许多父亲对她的影响。她说自己所受熏陶还远远不够，为祖国医学事业发展添砖加瓦，为新时代综合型人才培养奔波出力，今后她仍会继续努力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