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相比于内涵能源数量，国际贸易内涵能源结构具有更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梳理了双边商品贸易中部门层次的内涵能源推算理论和实证测算方法，并据此分析了中美贸易中内涵能源结构特性，及2002—2007年中美贸易内涵能源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内涵能源净流出的增加主要源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和能源强度的减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压力。本文采用内涵能源相对比重系数，分析发现高能耗部门的出口对于中国对美国内涵能源净流出产生重要影响，需通过外贸结构政策的调整来加以抑制。
关键词：内涵能源结构；国际贸易；结构政策；中美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1000307
一、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的内涵能源成为一大研究热点，产生了大量文献[1]，但从研究目标、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相关政策含义等方面来看，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特别是面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对于内涵能源结构特性及其政策含义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更细致的实证测算。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生产的一个完整周期中所消耗的全部能源，而完整生产周期则包括产品从上游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到产品本身的加工制造、运输等每个环节直至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全部过程。内涵能源中不包括产品消费和最终使用中所消耗的能源。经济全球化使得同一种产品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导致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分离，这是国际贸易内涵能源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动因之一。
与中国相关的内涵能源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全面测算。王娜等[2]基于1997年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中国36个部门国际贸易商品的能耗密集度，计算和比较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能源消耗量。沈利生[3]从节省能耗的角度测算了中国2002—2005年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中国外贸结构的变化不利于降低能耗的结论，但因假设同一部门的进口省能强度与其出口耗能强度相等，测算所得结果事实上并非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净值。齐晔等[4]发现在乐观估计下，中国在1997—2006期间是能源净出口国，而在保守估计下则进出口基本平衡。姚愉芳等[5]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2005年出口能耗超过通过进口所节约的能耗，且两者之差为2 197亿吨标煤。陈迎等[6]发现中国的净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2002年的16%增长到2006年的257%，印证了外贸出口是拉动中国能源和能耗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顾阿伦等[7]利用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些年份中国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相关的双边贸易内涵能源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尹显萍等[8]研究了中日贸易内涵能源问题，认为中国对日本内涵能源净出口的主要原因是两国能耗强度的差异，而在其数量的决定中，贸易结构比贸易规模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内涵能源实证测算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即使数据可得，也不可能得到绝对精确的结果。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各国统计体系、部门划分和统计口径等存在差异，使得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之间的匹配性难以得到保证；二是转口贸易大量存在，使追踪单个产品生产周期每个环节的内涵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内涵能源实证测算中要达到零误差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测算准确性的评估主要看所使用的测算方法可能导致怎样的误差以及误差程度的大小。现有部分文献采用的测算方法在以下两方面可能导致较大误差：一是中国进口商品的内涵能源应采用出口国的能耗系数进行测算，但大多文献采用的是中国的或一个“代表性国家”的能耗系数来测算，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存在差距，而发达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就会大大高估进口商品的内涵能源量；二是部门层次的分析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而部门的中间投入中应包括进口品的投入，部分文献或完全忽视了进口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影响，或不适当地对其进行处理，或在计算内涵能源净流出中出现推算失误，这些都可能导致很大误差。为明确判断误差的来源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有必要首先进行理论推导。 且考虑到对双边贸易的测算所需要的数据较少且较易获得，其测算方法也相对简单，本文仅研究双边贸易的情况，在实证测算中则以中美贸易为对象。从理论分析角度来说，尽管现实中国的贸易对象众多，但内涵能源的理论问题并不因此而复杂化，所以本文的理论推导具有普遍意义；从实证测算角度来说，一国的进出口总额是与其所有贸易对象的进出口数额的加权平均和，在测算了两国间贸易之后，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向所有贸易对象进行推广亦可行且合理。
与其他文献类似，对于复杂的转口贸易部分，鉴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很高，本文不予考虑。
按此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对双边贸易的内涵能源计算进行推导；第三部分对中美贸易内涵能源的实证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及其处理加以说明；第四部分给出部门层次的实证测算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第五部分采用指数均值分解方法分析中美贸易内涵能源变化的影响因素；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国际贸易内涵能源推算
假设经济体可划分为n个产业部门，则投入产出基本模型为X=AX+Y，其中，X为总产出，Y为最终使用，两者均为n×1的列向量，A为n×n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追踪各项最终需求究竟消耗了多少各个部门的投入，将X=AX+Y移项后可得X=（I-A）-1Y，其中，（I-A）-1为Leontief逆矩阵，其元素为完全消耗系数。最终使用的构成为Y=C+G+I+EX-IM，其中，C为居民最终消费，G为政府消费，I为资本形成，EX为出口，IM为进口。本文并不分析国内最终使用结构问题，故记国内最终使用YD=C+G+I，则Y=C+G+I+EX-IM可简化为Y=YD+EX-IM。本文站在中国立场上进行推导，并假设不存在第三国贸易 。
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贸易双方均未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任何进口产品，所有进口产品均被直接投入最终使用。在这一极端假设下，Dc为n×1的中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其元素dci=EiXi表示第i部门生产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直接消耗量，则可得到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内涵能源总量EEcu=Dτc（I-Ac）-1EX，其中，Ac为中国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矩阵，Dτc为中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Dc转置后的行向量。完全对称地，可以得到美国出口中国商品的内涵能源总量EEuc=Dτu（I-Au）-1IM，其中，Au为美国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矩阵，Dτu为美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Du转置后的行向量。但在现实中，双方出口的商品均应区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使用产品两个部分，前者进入对方的生产过程，后者进入对方的国内最终使用环节，因此上述假设不能反映国际贸易内涵能源的真实情况。为此需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推导。